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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器章太炎

作者:羅誌田   出版社:未知  和訊讀書
在清季民初的過渡時段,遺存的士與新生的知識分子共存,那一兩代讀書人的心態和行為常有相互覆蓋的現象。像章太炎這樣最後一代的士,早年處於思不出其位的時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那時的議政就是參政;晚年卻不得不議政多於參政,有時甚而不問政治,恰體現了從士的時代轉化為知識分子時代的社會大潮:他們在思想上仍欲為士,但社會存在卻分配給他們一個越來越近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給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筆悲劇的色彩。
  1900年嚴復至上海,太炎曾將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將為施繩削”。嚴復對其文章至為欣賞,贊太炎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輕重為取舍”,實希望他專意於學術。但太炎則以“嵇康之遇孫登”來比喻他和嚴復的交往。按《晉書》說嵇康從孫登遊三年,臨別時孫登勸嵇康避世不出,“康不能用,果遭非命”。太炎此比雖示謙退,顯有不聽勸而終欲入世參政之意。然嵇康雖欲用世而不容於世,太炎之言不免有點讖語的意味。後來章氏雖不至死於非命,但其參政論政也多不能為世所接受。
【 “政治家”或“文章士”? 】
  章太炎不但好論政,也善論政。前者為時人所共知,而常為研究者所忽略;後者則一向甚少得人首肯。劉成禺說太炎“與人講音韻、訓詁,不甚軒昂;與人談政治,則眉飛色舞”,則其喜好可見一斑。章氏自認其長於論政,更在其學問文章之上。據周作人回憶,清季太炎在東京講學時,已頗嘆世人不了解他,常對人們只請他講學不滿;他曾一再十分認真地對弟子們說:你們不知道,我所長的是談政治。周氏在北伐期間一時激動曾寫過一篇《謝本師》,那裏面也說,他知道先生“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
  可知太炎自詡長於政治決非虛言,但章氏弟子大都不同意老師的自定位,以學問名家的黃侃即覺太炎論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說:東京聽講的學生們都讀過太炎的政論文章,雖沒有什麽不同的意見,卻仍以為老師的偉大一在反滿,二是學問,實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北伐期間太炎頗熱衷於“反赤”,周氏乃因“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動”,與一些學生一起對章表示不滿。其實反滿何嘗不是政治活動,何以革命就“偉大”,反赤就“不高明”?這多半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評價,並不足說明太炎是否真正長於政治。
  章門許多弟子基本是文化人或學問中人,對實際政治了解不足,很可能看不懂老師的政論文章,恐怕未必真知其師。太炎弟子中能對老師稍具“了解之同情”者,大約要數魯迅。他以為:“先生的業跡,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所以他給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有一點大體不差:言革命時的章太炎,正處時代思想言說的中心;而其學術貢獻雖大,卻未必總能占據當時學術言說的中心。
  魯迅強調:“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這裏當然也還有一個差異,即何者可算“戰鬥的文章”,恐怕太炎自己與魯迅的標準就未必相同。與周作人一樣,魯迅對太炎晚歲的政治表現也甚不以為然。若依太炎本人的意思,後來許多人認為其“反動”或“落伍”的那些政論,應該也都很有“戰鬥性”,不僅不是什麽“江郎才盡”,或者還是“瘐信文章老更成”呢。但魯迅能認識到太炎的政論超過其學術業績,已屬甚少見的知音。
  的確,太炎的學問,當世即甚少有人置疑;而其論政,則向為人所輕,早年便有“章瘋子”之稱。據說此稱號最初還是太炎自己使用,但很快就成為論敵習用的詬罵;三人可以成虎,重復的次數多了,人們多少要受其影響。結果一般多認為太炎論政的文字,不必認真看待。民元時統一黨等合並為共和黨,太炎頗有異議,連函張謇陳述其見解。張謇頗不以為然,在其日記中說:“連接章函電,槎椏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士所得充。”
  張謇雖是狀元出身,後來卻長期進退於官商之間,致力於“官督商辦”的實業,所以不免感覺太炎迂腐,所言不切實際。然而另一位曾經為官,後終老於學界的金毓黻則看法不同,他在1920年說,“章太炎氏之學,精約獨至,前無古人”。然“考其成功,乃在流離顛沛之時,迫而後出”。到“近三五年,處境漸亨,著述之業,轉見衰歇;間有言論,乃近政客”。金氏顯然不看重太炎的政論。
  章太炎究竟是個“政治家”還是“文章士”?我們如果細讀太炎的《自定年譜》,裏面除少年時多涉及其讀書外,其成年後講述政治活動和言論的內容,遠遠超過論學者。可知太炎的自選身份認同,恰是一個主要關懷政治的士人。周作人指出:太炎對政治的關懷本是“出於中國謬見之遺傳,有好些學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單怪先生”。去除其褒貶的春秋筆法,此語終點出有意參政乃中國士人的傳統,還算稍有所見。
  傳統的士人把“立功”置於“立言”之上。章太炎曾兩次為自己尋墓地:民初被袁世凱軟禁時選擇葬在“攘夷匡夏”的明劉伯溫墓側,1936年國難危重時則選抗清英雄張蒼水墓側;其自選的蓋棺定論恰側重於“立功”而非“立言”,且均以“攘夷”為標幟(不過前者抗元而“匡夏”有成,後者抗清卻失敗,大致合於當時的國勢)。魯迅說太炎是“有學問的革命家”,上世紀50年代的浙江省長譚震林說其是“反帝哲人”,兩者合起來最接近太炎的
自定位。
【 一語足定天下安危 】
  像章太炎這樣最後一代的士,晚年雖基本以講學為主,看上去很像專業知識分子;但他們確如周作人所說,是與傳統士人一樣參政不成之後才做學問。盡管他們常常被迫(而非主動)回歸學術,大都出於天下無道、不得不退隱以挽救人心的被動選擇。其要想參政的傳統情結一直都在,且“出仕”的願望到老並不稍減。一有機會甚至一有可能,他們仍舊要“出山”身與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
  太炎參政願望表現得最明顯的,是在1923年擁黎元洪反直系時,他有一次與人論及內閣總理人選,發現擁黎派諸人或不願出山、或能力不足,皆有不合適處;而他自己則不僅會“毅然不復推辭,且於草昧經綸,亦自謂略有把握”,幾乎是毛遂自薦了。但黎元洪等或與張謇看法相類,並未認真考慮太炎的願望。太炎直接參政的機會不多,然其在民國歷史關鍵時刻的策論,以今日的後見之明來看,不僅不是隔膜的書生之論,且都頗能切中時弊。
  章氏的政治主張,多本“天下為公”的理念,而少註意一派一系的私利。辛亥起義後,太炎首先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繼而先主張建都武漢、復主張建都北京,更參與籌組中華民國聯合會(後改統一黨),皆實行其自定位的“任調人之職,為聯合之謀”的宗旨,而有悖於他所在的同盟會一黨的利益,故頗為革命黨人所側目。
  民元時中國軍政勢力形成三大中心,除北京外,尚有黃興任留守的南京和副總統黎元洪坐鎮的武漢。太炎上書袁世凱,教之“以光武遇赤眉之術,解散狂狡;以漢高封雍齒之術,起用宿將;以宋祖律藩鎮之術,安慰荊楚”;希望獲得真正的全國統一,進而使中國“復一等國之資格”。這是廣為引用的名句,但引者多受國民黨(同盟會)觀念影響,以此詬太炎以革命黨人身份而助袁。其實章太炎以國士而獻策於中華民國新任大總統,追求的是國家的安定統一,自不必以黨派觀念而非議之。
  若就其策略具體言之,則不僅不是什麽書生迂論,反處處是切實可行的要著。但當時的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皆顧及自己派系私利,而不以太炎所論為然,致民元時大好局面,迅速被破壞。充滿希望後的失望,遠甚於無望。民國亂象的造因之一,即是許多人的極度失望。後之研究者多從革命黨觀念看問題,獨歸咎於袁世凱(甚者復又歸咎於中國文化)。且袁氏固然自私,黨人也多乏公心,恐怕雙方都有相當的責任。
  進而言之,袁世凱不能用章太炎所獻方策,自有其特定的考慮,但不能據此說太炎的謀略不高明。當時參謀次長陳綾也曾對袁世凱獻計,欲逐步化解廢除各地軍政勢力,其計大致即由前引太炎一段話化出。惟陳之所慮皆以鞏固袁個人地位為先,而不以全國的真正統一為重;結果在增強中央政府權力的同時,也強化了南北的畛域之見,為後來的南北對立伏下隱患。
  據說章太炎在民元進北京,見了當時的參謀次長陳綾就視為“中國第一等人物”,但同時也指出,“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蓋陳知章所獻方略之功用,而章知陳識其策,惟其心不全在“國”,反多顧及一方之私利。後來太炎去世,陳綾稱世無知音,並雲他是真知太炎者。陳氏明確指出:章氏一語,足定天下安危。
【 中外之別大於內部政爭 】
  民初的中國,列強實際已成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故有內政與外交實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復分之說。既如此,攘外與安內也就成為一個問題的兩面了。1913年外間傳言袁世凱欲稱帝,章太炎就對他說:“夫非能安內攘外者,妄而稱帝,適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載則然矣。法之拿破侖,雄略冠世,克戡大敵,是以國人樂推。今中國積弱,俄日橫於東北,誠能戰勝一國,則大號自歸;民間焉有異議?特患公無稱帝之能耳。”
  與章太炎一樣,孫中山也註意到那時俄、日兩國對中國的影響力。不過章主張借攘外以安內,而一向主張利用外力於內爭的孫中山則意在先安內後攘外。孫在1922年曾說: “在列國之中,有兩個國家,尤其和我們休戚有關。這就是我們的近鄰日本和蘇聯。假如這兩個國家都成為我們的盟友,當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獲得其一,我們的革命工作才能順利進行。”
  兩位老革命黨所關註所思慮的相同,而實際的策略則相去甚遠。這正是老同盟會人章太炎後來激烈反對國民黨聯俄的根本出發點。換言之,孫中山等國民黨人已認識到其統一中國的努力勢必與列強發生這樣那樣的衝突,故他們原則上堅持收回在不平等條約中喪失的國權,在策略上卻以為不妨在獲取全國統一的鬥爭中利用外力,待取得國家統治權後再向列強挑戰。但熟悉史事的太炎則認為,中外之別大於任何內部政爭,中國歷史上在內爭中引入外力的結果通常都對中國不利,故他強烈反對即使是策略上的引外力入中國,並根本視之為“叛國”。
  五卅?件使章太炎態度一變,因外患顯然壓倒了內憂。他在致黃郛的信中說,他不贊成孫中山“擴大民族主義,聯及赤俄”,但孫氏“反對他國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滬漢變起,全國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時固當專言外交,暫停內哄”。當時段祺瑞任命黃郛為外交委員,黃辭謝之。太炎以為,“為人格計,固應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責;督促政府,仍宜盡力”。當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出現衝突時,後者要讓位於前者;國家需要與個人出處有所矛盾時,國家需要應該優先。
  北伐前後,章氏突然異常活躍,不僅大發政論,更或直接或間接奔走於各軍政勢力之間。太炎在北伐前夕本來支持黎元洪聯合奉系打擊吳佩孚,後來見奉軍的張宗昌部用白俄軍隊打中國人,即以為是“叛國之罪”,旋轉而聯吳反奉。到世傳馮玉祥接受蘇俄援助後,太炎於1925年末發表通電,說馮玉祥既“與俄通款”,則其“叛國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結論是:“中國主權,重在法統之上;蘇俄侵軼,害居關東之前。”兩害相權取其輕,故當舍奉而討馮。
  北伐軍興,章太炎因國民黨軍用俄國顧問,視聯俄的南方為“賣國”,所以站在北方一邊,並支持他幾年前曾經反對過的孫傳芳討赤。時北洋軍閥方自內鬥不息,而太炎則早見到北伐軍的厲害,故力勸吳佩孚等“將北事付之奉晉,而直軍南下以保江上。開誠布公,解除宿釁,與南省諸軍共同討伐。誌在為國,不為權利;雖有小憤,待事定而後論之”。他並預言,若反赤方面不能團結一心,則“巨憝不除,雖有金湯,危如朝露;猝被俘虜,要領即分;何地位之可冀、恩怨之可復哉”!
  若從國民黨立場看,章太炎此計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惟太炎既視聯俄的南方為“賣國”,所以決心支持“反赤”的北方。假如跳出國民黨比北洋軍閥更“正確”的南北之見,純粹從軍事戰略角度言之,則太炎的戰略眼光,實較北洋號稱能戰的吳佩孚為高,安能以書生陋見視之。倘吳能聽章之言,則北伐的進程絕不可能那麽順利。但吳未將南方力量放在眼裏,仍全力打擊北方的馮玉祥。結果北伐軍一舉而定三湘、迫武漢,待吳醒悟,為時已晚。
  太炎雖然深“苦主兵者不能盡聽吾言,乃令丁零群醜,軼蕩中原”;然似也早知其所謀難以扭轉世運,在幾年前就作一印雲“亞父者範增也”,此時更感到“恐終身遂與此翁同揆”。其實範增也須遇到項羽一類人主才可稍有作為,北伐時反赤一方的“群帥”是否有項羽一類人物已很難說,關鍵在於他們並不準備像項羽任用範增那樣借重太炎。這些軍人恐怕更多像當年的張謇一樣,視太炎為不能從事實際政治的“文章士”而加以利用罷了。
  到1927年,章太炎在其六十歲的《生日自述》已有“見說興亡事,拿舟望五湖”之語。既然已有“興亡”發生,太炎只能由兼善天下轉為獨善其身,不得不退出政治而泛舟江湖。北伐軍占領江南後,太炎所考慮的重點已是保持“名節”。他認為,“拔五色國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華民國”。雖然“自恨學行之薄”,不能像範桀、王應麟那樣足不履新朝之地,但決心“寧作民國遺老”。
【 民國的隆中對 】
  然而,到“九一八”之後,嚴重的外患使章太炎面臨一個身份認同的挑戰:作為“民國遺民”,他可以不認同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人,他卻不能忽視國家這一實體正在遭受侵略這個現實。太炎最恨政府不抵抗,但他一開始尚處沈默,因為“擁蔣非本心所願,倒蔣非事勢所宜,促蔣出兵,必不見聽”;除了沈默,別無他法。1932年東三省全部淪陷後,太炎終不能再沈默,不得不公開表示“擱置”其“反對一黨專政”的主張,支持中央政府,將其愛國落實到國民黨“黨治”之下的整體中國之上。
  當日軍對華北威脅日急時,太炎又給當局獻策,建議將北方之中共力量“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蓋“與其使察、綏二省同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黨之為害為輕也”。
  此計的傾向性且不論,從策略角度看,的確高明。首先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而共擊日本,最合時宜。從國民黨的私利看,若中共得綏遠,即處對日之最前線,此時為自保也不得不與日寇死拼;則國民黨不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對外,而日軍亦必因與中共的交戰而削弱。倘若中共竟不去前方,在國人面前須有個交待,則因不抗戰而大受非議的南京政府在國內的地位也可稍有改善。
  但那時的當局者恐怕敵視共產黨不亞於日本軍,太炎此計終未見聽。不過這一次不聽,局勢很快就發展到對國民黨當局極為不利。到1935年,章太炎觀察到:“為今日禦敵計,欲乞靈外援而人不助我也;欲改良政事而時不我待也;欲屈誌求和而彼謀求無厭也;欲守險窮山而入不可復出也。”這一分析,實將國民黨政府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尷尬局面說得透徹無比。太炎以為,雖然第四策“差可茍延祚運”,但也只能是“姑經營以待末路”。
  後來國民黨果然退入西南“守險窮山”,其結局也基本如太炎所說是“姑經營以待末路”。抗戰後雖也曾復出,幾年內即不得不退出大陸,“轉進”臺灣。則章太炎當初的預見,實不亞於諸葛孔明之隆中對。1935年時即能有那樣深遠見解的,舉國似未見第二人,實?名副其實的國器。可知太炎自謂其“於草昧經綸略有把握”,所言不虛。
  有人或指責章太炎一生論政,立場反復,變化頻仍,缺乏原則性。其實章太炎論政有一特定原則,即他自己所謂“但論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這也有其思想基礎,他早就註意到“丘壤世同,賓萌世異”的歷史規律,故“上古以來,百王有政教,各持一端”。這樣,“欲經國寧民者,不得不同於世俗”,而世俗又是在不斷變化的,“昔人所即是非,亦與今人殊致”。民初中國政治局勢變化急劇,既然側重“今日”之表現,則其所論必因時因事而變。
  不過太炎變的只是態度,所據的原則其實是不變的。他一向主張中外之別大於國內的派系之分,1925年曾明言反對“廣東的黨政府”(包括中共及正與其合作的國民黨)。蓋“共產是否適合我們的國情,還在其次。現在的共產黨,並非共產黨,我們可以直接稱他‘俄黨’。他們不過借著‘共產主義’的名目,做他們活動的旗幟”。然而在“九一八”之後,當華北的宋哲元欲以共黨分子之名制止學生運動時,他又主張“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論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態度似乎數變,而立場則始終如一。
  觀章太炎一生論政,秉持只看今日,不計以往的原則,似乎非常實際;而其所論,又常從理性出發,即揆諸當時局勢選出最佳策略而進言。且其論政多從中國整體出發,眼光遠大;所獻之策,常常是最應當做的。不過,實際政治最好也只能在“最應當”和“最可能”之間妥協:上焉者或因不得已而妥協,下焉者根本就選取對當局之個人或政團最有利者而為之。太炎計之所出,有時要求領袖要有天下為公的願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國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顧及本派本黨利益,實難超越。結果太炎所獻之策,幾乎無一被采納,故給人以所論不中的印象。
  有人或者會說:既然所獻之策無一見納,實說明都過於理想而不切實際。其實不然,所謂切合實際,主要看是否具有可行性。觀太炎上述各策,明顯對各當局者有利,且並無太多實行的困難;只是當局者另有所慮,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蓋前述各當局者,派系的私見往往超過理智的判斷:凡事不僅要對自己有利,還希望完全不對他人有利;即使是所謂“雙贏”的局面,也不願接受。結果還是自己吃虧,利了他人。這中間的互動關系相當微妙細致,此處就不能詳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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