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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對話主義(8)

作者:金惠敏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訊讀書
  四、有“現代性”文化研究,便有“文化帝國主義”

  英國文化研究與後現代理論的關系一直比較曖昧。似乎在對高雅文化的解構上,在對差異和雜交的強調上,在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上,在對“文化工業”概念的拒絕上,等等,英國文化研究與後現代理論同氣相求、互為知音,但是必須看到二者這種目標相同所掩蓋著的出發點的相異:後現代理論的主要來源是索緒爾的符號學,特別是其中所蘊含的對於“主體性”進行解構的傾向,能指只能達及作為觀念的所指,而無法進入現實,能指所指向的不過是另一能指,意指活動不過是一條純粹由能指所構成的漂浮的鏈條,即能指鏈,因而所謂的“主體”在言說結果就成了被言說 —被能指所言說,被文化所言說,被傳統所言說,等等,它是代言人,代他人言說而不能自己言說或者言說自己。在現代性哲學中,如在康德那裏,主體之決定客體,因而它才是“主體性”,被後現代理論翻轉為被客體所決定,主體於是便不再是主體了。是否承認主體性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在哲學上最基本的分野。而英國文化研究,雖然並非總是如此(因其對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而導致不太註意理論本身的內在統一性),但至少就其與“文化帝國主義”相關的媒介受眾研究而言,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撐則是對主體性的堅持,具體說,就是將媒介受眾作為話語主體,更關鍵的是,作為個體主體。後來以“積極受眾”而名世的大衛 R26;莫利早在 20世紀 70年代初期就指出:“我們不能將受眾視為一個不加區別的大眾,相反,它是一個復雜的結構,由一些相互重疊的亞群體構成,每一群體都有其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傳統。 ”a他要求去調查受眾的“在階級結構中的位置”、“地區所在”、“種族來源”、“年齡”和“性別”等這些作為社會學基礎的要素。 b這也就是說,他需要一個更加具體的“受眾”概念。雖然受霍爾的直接影響,間接的是受阿爾都塞的影響,年輕的莫利不是十分贊同把受眾進一步作為個別的個體c,但在他後來的“全國受眾”和“家庭電視”研究中,他實際上已經把社會學分析與個體分析結合起來。更重要的是,他將受眾的接受語境本體化,即作為受眾的本體存在。對於私人化閱讀,霍爾是堅決反對的 d,但當他說“不同的人群和階級將實施不同的闡釋框架” e時,他無疑是已經把受眾作為“社會個體”或者“個體集合”了。在莫利的媒介受眾研究上,在霍爾的編碼 /解碼理論上,在他們將受眾作為“主體”上,可以說,英國文化研究就是“現代性”文化研究。

如果將早期( 20世紀 70年代)英國文化研究的受眾理論從其國內語境移向對於全球媒介的觀察,也就是溫特所做的,將文化研究置於研究當代雜交形式的社會學,那麽它一定就是反對“文化帝國主義”的。但是,這種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挪用”和“抵抗”是完全不同於貝克和湯姆林森以解構“主體性”為前提的“後現代性”文化研究的。霍爾總也沒有放棄阿爾都塞的“結構”,傳播中的一切協商性和對抗性的解碼都在這樣或那樣地接受“傳播

結構”的制約:“電視信息的生產和接受……並不一致,但它們是相聯系的:它們是處在由完整的傳播過程所構成的整體性( totality)之內的不同時刻。 ”後來進入對“全球大眾文化”的考察,霍爾仍是早年的結構觀,他看到,一方面,“它以西方為中心,它總是講英語”,而另一方面,這種英語又不再是“女王英語”或“博雅( highbrow)英語”,它是“一種全然不同的國際語言”,英語被渙散了;進一步,“它是文化再現的一種同質化形式,具有極大的吸收力,然而這種同質化卻從未絕對地完成過,它就不能完成。 ”霍爾也將此結構,阿爾都塞之“結構”,稱為葛蘭西的“霸權”,是有“霸權”,企圖將一切都包括進自身,但“霸權”從未完全實現過。同理,對於霍爾來說,如溫特所註意到的,霍爾一方面盡管並不認為符號、信息和圖像的全球流動會生產出一種標準化的文化,而另一方面卻也看到一種新型的同質化正在通過全球商業化過程而浮現出來。顯然,在“結構”、在“霸權”或者在霍爾的另一說法“全球文化的新的辯證法” a並不遙遠的背後,就灼灼有霍爾對於現代性“主體”哲學的頑強信念。這一點與阿爾都塞有所不同,霍爾在借來的“結構”中賦予了差異、矛盾、鬥爭,因而也就是結構的無終結的開放性,他以現代性“解構”了後現代指向的“結構—解構”。霍爾預言,在全球化的各種新形式中,仍是一如既往的控制和反控制 —“那個古老的辯證法沒有終結。全球化不會將它終結掉。 ”b究個中原因,乃是控制者與反控制者作為“有根的”個體的永恒存在。“個體”、“主體”只要一天不能被根除,那麽“現代性”文化研究就一天不會停止其“抵抗”和“鬥爭”的理論。

霍爾的“結構”文化觀規定了英國文化研究的方向,即?為“現代性”的文化研究,具體說,也規定了莫利的“積極受眾”的性質,不過讓我們暫且擱下霍爾,先來講莫利吧!不錯,莫利的“積極受眾”之平移於全球媒介,確也可以成為一種反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但是它所面臨的問題有二:第一,它只是從其效果上,而不能從其意圖上去否定“文化帝

國主義”的存在,因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推動者也如受眾一樣是地域的、個體的和主體的,對於他們,我們不能設想有“文化帝國主義”行動,而無“文化帝國主義”意圖,這既違背人是理性的動物的命題,也不符合事實,無論歷史的或者當前的。因而,“積極受眾”就必須承認在國內層面上“文化工業”的資本主義圖謀與在國際層面上“資本帝國主義”的文化戰略,一個為利益驅動的文化戰略。換言之,“積極受眾”既不能取代“文化工業”,也不能完全否認“文化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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