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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對話主義(4)

作者:金惠敏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訊讀書
  三、“後現代性”文化研究不承認“文化帝國主義”

  現在,我們先考察“後現代性”文化研究,其主要表現和存在的問題。

湯姆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一書,如果我們可以將它歸納為“後現代性”文化研究的話,那麽在這一視點上它對“文化帝國主義”話語的批判堪稱範例。它系統、深入、思辨,對其論敵具有極大的殺傷力。自此以後,“文化帝國主義”似乎一蹶不振,在文化理論界再也沒有過出頭露面的日子。

所謂“文化帝國主義”論題,簡單說,就是認為一種文化,當然是西方文化或者美國文化,完全征服和重組了另一種文化,當然是弱勢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化,結果將形成某種單一的“帝國”文化。對此論調,湯姆林森使用的武器有多種,其中比較有力的,應屬來自於解釋學或者接受美學的文本與讀者的互動理論。以迪斯尼卡通、好萊塢大片、麥當勞快餐、牛仔褲等為表征的美國文化之大量地出現於其他文化,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湯姆林森並非視而不見;但是,湯姆林森話鋒一轉,提出質疑:“難道這種出現就代表了文化帝國主義?”他認為,“單是這一純粹的出現並不能說明什麽。”原因是:“一個文本除非被閱讀就不會發生文化上的意義,一個文本在被閱讀之前無異於一張進口的白紙:僅有物質的和經

濟的意義,而無直接的文化的意義。在這一層次上進行分析,那麽,閱讀帝國主義文本在判別文化帝國主義上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了。 ”在湯姆林森所理解的閱讀理論看來,什麽“文化帝國主義”的文本,在被閱讀之前,幾乎毫無意義可言;而一經閱讀,即便說它有意義,那也不再是原有的意義。文本的文化意義是接受者的後來創造。

湯姆林森選擇泰瑪 R26;利貝斯和埃利胡 R26;卡茲對電視劇《達拉斯》(Dallas)的效果研究來支持他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否定。據利貝斯和卡茲描述, “《達拉斯》這一名字在 20世紀 80年代成為一部美國電視連續劇征服全世界的象征。《達拉斯》意味著一次全球觀眾的集會(歷史上最大的集會之一),人們每周一次地聚集在一起,以追隨尤因王朝的傳奇 —它的人際關系與商業事務。 ”b這一《達拉斯》效應通常被視為一個典型的“文化帝國主義”事件,是美帝國主義“文化意義”的輸出和接受,其流程按照“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家們”的觀點是:“霸權信息在洛杉磯被預先包裝,然後被運往地球村,最後在每一個天真的心靈中被解開。 ”對於“文化帝國主義”論者的觀點,利貝斯和卡茲試圖通過自己對觀眾實際反應的調查研究予以檢驗。

湯姆林森十分欣喜地看到,他們的實證研究表明,“觀眾比許多媒介理論家 aJohn.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所假定的都要更加活躍、更加富於批判精神,他們的反應都要更復雜、更帶反思意識,他們的文化價值對於操縱和‘入侵’都要更具抵制力。 ”確實,利貝斯和卡茲的效果研究證實了“解碼活動是觀眾文化與生產者文化之間的一個對話的過程”,這因而也就是顛覆了前引“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家們”關於文本意義之“文化帝國主義”性即視其為一個線性傳輸過程的假定。

但是湯姆林森忘記了,或許就不知道,解釋學或接受美學,屬於現象學,而非簡單的“後現代”。意義是文本與讀者互動的結果,它產生於文本與讀者之間,而非僅在讀者一極。任誰,只要他多少涉獵過伽達默爾和伊瑟爾、堯斯的著作,都不會創造出這樣無意義的誤解。而即使“後現代”,那些嚴肅的“後現代”理論,對於文本,也絕不是“怎麽都行”的,例如在德裏達的解構那裏,倒是“湯氏後現代”是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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