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第四節 女人的神經比男人更敏感

作者:梁曉聲   出版社: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和訊讀書
  在世界美術史上,通過女性和書的關系體現某種美感的名畫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偉大的大師們,創作的目光一專註於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們的肉體的美所吸引。不僅畫家們如此,連雕塑家們也如此。
羅丹和畢加索,都對女性肉體的美說過許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癡的話,但卻都沒有為我們留下將女性和書統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繪畫。
而我一直覺得——一位靜靜地看著書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無疑問,那樣子的她,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無疑問,那樣子會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覺得有四類女性形象是動人的——托腮凝思著的少女,讀著書的青年女性,哺育著的成熟女性,編織著的老婦人。
喜歡欣賞繪畫的我,不知怎麽形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幾乎一切我所見過的女性的裸體畫或雕塑,其面部的神態都是呆板的。即使秀色可餐,即使嫵媚,即使風情萬種,也似乎總缺少活人的氣息。
這乃因為,畫家們,雕塑家們,包括大師級的人們,目光一專註於女性的肉體,靈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們窮其技法和天才,仍唯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現那一種線條的美,那一種肌膚的美。至於她們那一時刻的心靈內容,往往受到輕視和忽略。所以獻給我們欣賞和贊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體的美,像花朵一樣單純的美感。
而實際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花朵沒有我們稱為“心靈”的東西,故花朵沒有所謂“內在美”。女性則不但有心靈,其心靈的敏感和豐富,要遠比男人們的心靈還細致、還有層次。
托腮凝思的少女,讀著書的青年女性,哺育著的成熟女性,編織著的老婦人——女性們在這些時刻或類似的時刻,心靈之窗一般是無戒備地敞開著的。即使仍處於關閉狀態,也每每是很透亮的。仿佛她們自己擦了幾遍,為吸引別人的目光向她們的心靈窺望。
一幅畫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測她那一時刻的心靈狀態,則畫上的她,當然便似乎一呵即活了。你會感到將活起來的不單純是那栩栩如生的肉體,還有一種靈魂。
當然,成為藝術品的裸體女性們的臉,也不全是呆板的。有些也表情生動,也不難使人由她們的表情而目光直驅入她們的心靈。但這些畫或雕塑往往是有情節的,以取材於古希臘、古羅馬以及中世紀的神話傳說、宗教傳說為最多。
其實我想說的是——入畫的托腮凝思的少女我見過;哺育著的成熟女性我見過;編織著的老婦人我也見過。
但是——入畫的讀著書的青年女性,我只見過兩幅。
一幅畫的是一位公爵夫人,在豪華的房間內靜靜地仿佛聚精會神地讀一部《聖經》——如果《聖經》也算是書的一種的話。
另一幅是俄國畫家畫的一位少婦坐在小窗前一把舊椅上,聚精會神地讀一部差不多與《聖經》等厚的書。她一只細長的手指正打算撫過一頁。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與書一同入畫、入攝影,或變為雕塑——在我看來,其藝術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種超凡脫俗的聖潔意味兒。
粉碎“四人幫”以後,當時中國的中青年畫家們、攝影家們、雕塑家們,都曾將中國青年女性與書的關系表現在自己不同的藝術領域內。
在同一個國家裏,在短短的幾年內,女性與書這一題材,被不同門類的藝術紛紛表現,這種情況在世界藝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藝術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書在那些繪畫、攝影、雕塑中,並非閑適時光的襯托物,也並非女性嫻靜之態的襯托物——它完全不同於老婦人手中的編織。它是全中國人時代夙願的載體,也是當年很多中國女性共同夙願的載體。那些繪畫、攝影、雕塑,今天看來,也許都稱不上是傑作,也許根本不具有藝術的什麽不朽性,但當年感動過、激動過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國人啊!
我記得有這樣一幅畫———位面容清秀的姑娘,身著白色連衣裙,手捧一冊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後是街頭報刊亭。
那一冊刊物似乎是《知識》。
那一幅畫的名字似乎是《知識就是力量》。
它一經問世,便被許多報刊轉載。如果能夠統計一下,我們將會更加確信不疑——它可能是當年轉載量最高的一幅畫,起碼是之一。
當年,許多三十來歲的中國男人和女人,一看到這幅畫竟淚光閃閃。尤其那些被時代蹉跎了歲月,再沒有機會以正式大學生的身份跨入大學校門的男人和女人,面對《知識就是力量》無不百感交集。
20世紀50年代的許多老母親們,到了80年代初,除少數極高齡者,皆已辭世了。
20世紀50年代的許多中年母親,到了80年代初,除少數早逝者,皆在不經意間變成老母親了。
她們的許多長子長女,如果沒有“上山下鄉”一頁,早該是父母了。可80年代初,他們中的大多數剛剛返城,還居無定所。
20世紀50年代的許多年輕的母親們,到了80年代初,都由“大嫂”而“大嬸”而“大媽”了。她們中,有的人的兒女也是知青,只不過“上山下鄉”的時間短些,返城時的年齡也小些,可稱之為“後知青”。
而20世紀60年代初降生的一代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高中生。
“老知青”、“後知青”,當年的高中生們,從十七八歲到三十余歲的一切城市裏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無不參與到了同一種競爭中——升學。
當年的升學競爭並不像今天的升學競爭這麽激烈。或者反過來說,以今天比當年,今天的升學競爭不但顯得尤為激烈,而且簡直可以說達到了慘烈的程度。
當年的考題容易,分數線定得低,高考恢復後的前兩屆,分明的帶有體恤性和關懷性。
在大學的課堂上,在女大學生之間,當一名十八九歲的年齡最小的女大學生和她的二十八九歲的可能已經做了妻子的女同學坐在一起時,時代在尊重文化知識方面曾經一度發生的斷裂就呈現出來了。
當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識化的強烈衝動,遠勝過今天時裝、減肥、美容、出國旅遊對她們的吸引。
一方面是由於當年還沒有那些,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認,中國女性力圖通過知識化完善自身的可貴意識開始覺醒。而這一點,對於全世界的女性來說,其實都是最不容易的選擇。因為,孜孜苦讀考上大學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遠比埋頭苦幹掙上一大筆錢通過整容術將自己的臉整得端正些還需要執著的精神。而恰恰是那些被耽誤了十年的大齡大學生,尤其其中的女性,其苦讀之執著精神特別令人欽佩。四五年後曾有報紙做過調查,她們的畢業成績是令她們的許多老師深為滿意甚至深為嘆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學生的身份進入大學校門的她們,轉而毫不氣餒地成了夜大、電大、職工大學裏學習態度最具自覺性的“女生”。
從恢復高考到80年代的最初兩三年,中國當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個字來概括——學習,學習,再學習。
在城市裏,你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她們捧讀的身影。有的是在讀刊物上發表的最新小說,這倒並不怎麽特別值得喝彩。因為支撐文學延續至今的主要讀者群,幾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連女性也不看小說了,全世界十之八九的出版社就該倒閉了。好比如果某一天連男人都不看足球賽、不看拳擊賽了,那麽足球運動和拳擊運動就該壽終正寢了。但當年你也會不經意間發現她們手捧另外一些純知識性書籍全神貫註地讀著的身影,比如物理、化學、高等數學、歷史、文學史以及哲學史等。或在公共汽車站,或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或在商店排隊購買的人群中。她們的惜時如金令人怦然心動。她們大抵是些上夜大、電大或職工大學的女性。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公共汽車站或公共汽車上,那麽往往是下班的時間。她們的小包兒裏裝著一個面包、一罐頭水,往往直接趕去上課。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商店的排隊購買人群中,那麽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們往往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順便買些東西。
當年我曾見到過一次這樣的情形——那一天下著漾漾細雨,在前門22路公共汽車起點站,有一位30歲左右的女子沒帶傘而捧著一冊幾何書看。她怕雨淋濕了書,將書捧在前邊一個人的傘底下,任憑自己被細雨淋著而又似乎渾然不覺。她的衣服分明的已經快濕透了,發上聚著一層非常細微的雨珠兒。我排在她身後,也沒帶傘。但我穿著風衣,並不在乎雨淋。我身後是一位老者,他撐著傘。他盡量將傘舉過我頭頂,撐向前邊。那麽一來,不但他自己被淋著,傘上淌下來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頭正欲開口提出抗議,瞬間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傘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閃身將他讓到了我前邊。那樣,他自己不會被雨淋著,也能將那位女子罩在傘下了。他對我說謝謝時,我內心裏卻被他的善意感動著,不知該說什麽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轉身,發現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後為她撐傘遮雨。然而她沒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將傘向她斜舉著,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純屬義務。直至一輛公共汽車開來,我們都上了車。那女子站在車上,仍一手握欄桿,一手持書,全神貫註地看。車上,許多人的目光不時投向她。人們的目光中包含著敬意,那是對於女性自強不息精神的敬意。
車到師範大學那一站,乘務員提醒她:“那位女同誌,別用功了,該下車了!”
雖然她不曾開過口,卻連乘務員都猜到了,她一準兒該在那一站下車。
她這才想起還沒買票,急將書夾在腋下,打算從小挎包裏往外掏錢。
而乘務員說:“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別耽誤你上課,也別耽誤司機開車……”
在車上許多人善意的笑聲中,她匆匆下了車,身影湧進師範大學校門的人流中。

當年,晚6點半至7點之間,某些開設“業大”的大學的校門口,其人流匆匆湧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們和她們,九點半以後才能離開大學回家。第二天當然要照常上班,所以“業大”又簡直可以叫做“夜大”。當年的許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九點半以後絕對地寂靜下來了。斯時如果有許多騎著自行車的身影從馬路上魚貫而過,那麽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輕的“業大”生。
如果你以為,當年的中國女性那一種求知若渴,純粹是對知識的毫無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實事求是的看法。
人對於知識的追求,大致可歸結為兩類——一類由於興趣,一類由於需要。
當年的中國女性,幾乎皆是由於需要而追求知識。更確切地說,是追求文憑。
文憑可以助她們較為順利地謀到自己理想的職業。
這一點與現在是一樣的,與以後也必是一樣的。
但那職業的理想與否,於當年的她們而言,其實又只不過是由性質所決定的,在工資收入方面其實並不能體現出什麽差異來。當年中國仍處於工資無差別的年代,也沒有什麽外資企業或商業集團頻頻地向她們招手,並釋放強大的吸引力。故她們追求文憑的原動力,又幾乎可以說與錢無關。
昨天的與錢無關也罷,今天的與錢密切相關也罷,只不過是時代特征下知識或學歷價值的區別,只不過是這種區別體現在兩個時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識內容,二者之間並不存在著可褒或貶之分。進言之,在中國今天這樣一個特征鮮明的商業時代,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追求知識或學歷以謀求高薪職業,不但並不褻瀆知識或學歷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時代一貫的法則。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達到逆商業時代法則而單純追求知識的境界。這樣的人不但歷來極少,而且將越來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們為榜樣而批評大多數人順應時代法則的天經地義的現實態度的……
當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廠的青年女工們也在補習文化知識。有的工廠明文要求青年女工們進行初中文化考核,通過考核者才發給正式“上崗”證。所以當年找齊一套從初一到初三的課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運的。當年一套初中的舊課本在地攤上標以高價。當年某些家庭裏有這樣的情況——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補習教師,甚至兒女做父母的家庭補習教師。
當年許多城市裏的中青年女性都體會到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無論是追求學歷的女性,還是應付文化補習的女工,見了面,或在電話裏所交談的內容,往往都離不開“考試”二字。
有些人是為了和別人不一樣而考。
有些人是為了能和別人一樣而考。
無論男人或女人,其實每個人的潛意識裏,都存在著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
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
每個人的潛意識裏,又都存在著不甘低於別人的自強。
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
在中國以往的時代,無論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還是不甘低於別人的自強,其實現目的之途徑,幾乎概被堵死,只留下了兩條可通行之路——一條是政治表現的路,另一條是工作能力的路。後一條路,對於工人是技術經驗,對於學生是勤奮精神。到了“文革”時期,連後一條路也被否定了,憑技術經驗成為先進典型的工人,幾乎一概被斥為“黑勞模”;靠天資和勤奮成績優秀的學生,幾乎一概被斥為“白專生”。
特殊社會允許人表現的途徑只剩下了一條——政治。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有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麽?那你用政治表現換取吧!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麽?那你用政治表現來拯救自己吧!
這正是許多毫無政治素質可言的中國人“文革”時期狂熱無比地投身於政治表現大旋渦的原因。從這一人性上認識“文革”,據我看來,遠比從單純的政治的觀點上去認識要更直接些。
終於,“文革”的政治泡沫滅落了,許多自以為抓住了什麽標誌自己高於別人的東西的人,到頭來只不過抓了兩手心的濕。知識和學歷,成為時代拋給人的另一種標誌,當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標誌。
這標誌甚至影響著當年嫁齡女性的擇偶觀。
“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學畢業生呢!”
倘“他”其余條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齡女性是樂於一見的。
正如今天有人對她們說:“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們中許多人的眼神會為之頓亮一樣。
大學畢業這一條,遂成為當年中國嫁齡女性最高擇偶標準之一。
認為自身條件優越的她們,甚至公開聲明非大學畢業生不嫁。
當然,今天之中國的許多待嫁女性,擇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這一項標準的。
但在當年,那乃是最高的標準之一。
在今天,卻差不多是最起碼的、最低的標準了。
當年,這一最高標準往往是前提。無此前提,某些原則如鐵的女性見都不見對方。
今天,這一標準往往只不過是“參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標準合格,這一標準寧願主動放棄,根本不再予以考慮。其余的標準無非是相貌、健康情況、家庭負擔情況、性情等。除了學歷一條,與20世紀50年代的標準幾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標準因人而異,天差地別——所異、所差、所別,往往由男人財力決定。財力往往被視為前提。前提滿意之下,余項都顯得無足輕重了。
當年的標準,尤其當年的前提,只維系到1985年左右,便在時代的一次次“解構”中完結了。
國門開放,許多有錢的或似乎有錢的港人、臺胞、華僑、外國人一批批紛至沓來。於是一批批年輕貌美的中國姑娘挽其臂而去。
當年大賓館、大飯店的漂亮女服務員,如今做了境內中國男人妻子的,想來不會超過十之一二。致使後來那些大賓館、大飯店,因漂亮女服務員們的勢不可當的“流失”而煩而惱,再後來幹脆一改初衷,不專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過去的就錄用了。
年輕的中國知識女性們,在那些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面前,心理曾何等的優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時代在讓她們嘗到點兒甜頭之後,似乎又開始惡意地嘲笑她們了!
連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都時來運轉,夢想成真,搖身一變而為尊貴之身的嬌妻美妾,那些擁有了大學文憑,不但外語流利,並且漂亮的女性,豈肯坐失良機,蹉跎其後,而不捷足先登?
於是,當年的中國男人的知識和學歷,其優越感在金錢的耀眼光芒下一敗塗地。
相對於女性在其他佳麗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當年,大學畢業生剛參加工作的工資還只不過五十幾元,碩士畢業生的工資還只不過七十幾元,這比沒有學歷的同齡人的月工資已經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對比於境外的男人們,其工資只不過十幾美金啊(按當年的匯率換算)!
於是,由學歷泛起的時代泡沫也很快滅落下去了,正如政治的時代泡沫滅落下去一樣。
從20世紀80年代後幾年至90年代前幾年,中國年輕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線攀升。盡管其間醜劇、鬧劇、悲劇時時披露報端,但孤註一擲者、破釜沈舟者、鋌而走險者源源不斷。
這一種現象有什麽不對頭的麽?許多中國人當年是這麽想的。
尤其某些剛剛用勤奮換來了學歷、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覺剛剛好起來的待婚男人,內心裏感到無比失落。
僅僅幾年前,還有女性公開聲明非大學生不嫁,不成想才幾年,某些年輕漂亮的女性們卻往往這麽說了:“窮大學畢業生有什麽了不起?碩士又有什麽了不起?讓他們一邊兒稍息去,等我實在找不著中意的了再考慮他們!”
僅僅幾年前,各地的行行色色的年輕的男性的騙子,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學畢業生騙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幾年,他們卻開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擁有了高等學歷但天生不怎麽好看的女性,內心裏當然更是憤憤不平於此種時代現象的不良。豈止不良,在她們想來,簡直醜陋!簡直可憎!
當年我也是對此種時代現象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中國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細細想來,此種時代現象,實在是一種從古至今的極其正常的現象。
無論男人女人,總是希望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
無論男人女人,改變自身命運,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從來都是憧憬。
尤其是女人,在一個商業時代的大門迎面敞開之際,對於物質生活的虛榮追求,自古強烈於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們在數量上絕對代表不了普遍。
女人要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種,而且是最古老、最傳統的一種——那就是嫁給一個能給予她們那一種生活的男人。
這方式雖古老,但絕對沒有過時,目前仍在全世界許多國家裏被許多女性繼續沿襲著。
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這既是人性的特點,也是許多獸、禽乃至蟲的本能特點。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這一特點,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特點。
從數千年的中國文化中,我們不難看出對於中國女性這一特點的四種有意思的態度。
第一種是慫恿的態度,是歷代達官顯貴及富賈豪紳們的態度。他們的生活內容往往伴隨著聲色犬馬。皇帝本人及其皇族在他們中地位至高無上,生活也往往最奢靡荒淫。他們用他們的文化慫恿女性心安理得地“傍”富“傍”權,是為著他們天經地義地占有女性。倘美麗的女性們居然接受另外某種文化的影響,居然視榮華富貴如糞土,居然認為被選入宮去伴一位往往足可以做自己父親甚至祖父的老頭子是不幸,那他們將多麽地不開心呢?
最典型的是那出叫《遊龍戲鳳》的清代戲。這戲至今仍經常在舞臺上演著,仍經常在電視裏播著。內容無非是微服散心的乾隆皇爺偶住一小店,見店妹子俊俏可愛,於是“戲”之。這《遊龍戲鳳》中的一個“戲”字,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男人對於女人,愛悅之,每“戲”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對男人往往也這樣。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戲”過董永。
少年“戲”少女,倘那少年非是惡少,其行徑也不過就是紈絝。倘那少女看著那少年頓生好感,心照不宣,“戲”又可視為兩廂情願,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態,有時還是生活中的妙態。
《西廂記》中的張生戲鶯鶯,為什麽成為名戲而不令人反感呢?因為張生風流倜儻,一表人才,不但與鶯鶯品貌般配,年齡也相當,故看戲的人們巴望他們做夫妻。
《遊龍戲鳳》中的乾隆皇爺,胡子一大把了,年齡足可做那店妹子的父親了。他之“戲鳳”,實在經不起細想。細想就很醜。他憑什麽可以肆無忌憚地“戲鳳”呢?非憑別的,只不過憑他是“龍”。仿佛“龍”是沒年齡概念的,仿佛再老的“龍”在女性眼裏也必是美少年無疑。
那被“戲”的店妹子又是怎樣的一種心理呢?起初當然是反感的,繼而羞惱。及至一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是龍,於是受寵若驚起來,於是極其情願地投懷送抱。於是一夜的主動殷勤,侍奉枕席而唯恐不周,獻處女之身而備感榮耀。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中,有很粗實的一脈,就是靠《遊龍戲鳳》之類慫恿女性傍權貴有理,攀榮華得意。
這裏要舉一個相反的例子。德國的某世皇帝,有一次也是微服散心,也是經過一個村子,也是遇著一個非是俊俏的店妹子而是相貌平平的村女。當她知道那坐在華麗馬車裏的男子是皇帝,不禁地驚訝於皇帝的病懨懨和醜,而且滿村裏嚷嚷著——“比我丈夫可差多啦!”——她丈夫那時正在草庫裏為皇車的馬鍘草。皇帝當時周圍沒有仆從,以至於不得不親自下了皇車,請求村婦別再亂嚷嚷了。如果那德國的某世皇帝也要“戲”她,分明的,她不太會極其情願地投懷送抱。
在全部的德國文化中,不乏宮闈秘史,但據我所知,似乎沒有《遊龍戲鳳》之類。西方的皇帝們,從十六七世紀以後,就基本上沒有合法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之類了。所以“洋龍”好色,也只有偷情。
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那很粗實的一脈,對於中國女性的性尊嚴影響深遠至今。
所以,現今權者“戲鳳”、富者“戲鳳”的現象比比皆是。每見某些女性們一旦傍緊攀牢,青春得意,卻較少聽說她們多麽地不情願。
第二種是批判的態度。
北齊時的《顏氏家訓》中說:“婚姻勿貪勢家。”
隋朝的《文中子》篇內有言:“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嫁女莫望高,女心願所宜” (“高”指門第,“宜”意適宜)、“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等等,不一而足。
這是男人對女性的道德教化,或是男人們對有女兒的另一些男人們的告誡。
這一脈文化也很粗實。在它的批判視野裏,一個女子一旦被斥為嫌貧愛富,她似乎就比為富不仁的男人可憎百倍了。
這一脈文化,大抵是那些無權無勢並且沒指望榮華富貴起來的男人們繼承和發展的。至今批判的鋒芒仍然時時畢露,而且仍大抵是同一類男人的文化聲音。他們的文化心理不析自明,說透了包含著這麽一種意思——“窈窕淑女”,王者好逑,權者好逑,富者好逑,“君子”亦好逑也!淑女淑女,眸子明兮。既為淑女,美目不應只望向王者、權者、富者——時不時的,也該青睞君子們些個!
這一脈文化,難免的,總會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窮酸“君子”們的醋勁兒。而從古至今的中國美人兒們,時機到來,又大抵總是要義無反顧地背叛這一種文化,投向王者、權者、富者們的懷抱中去的。“君子”們醋勁兒十足的牢騷與諷刺,在她們,只不過當成誹謗,並不怎樣在乎的。
第三種是聊以自慰的態度。
典型的文化代表作是《浮生六記》。作者叫沈復,大約一個半世紀前的清代文人。說他是文人有點兒不確切,因為他並不以文為生。除寫了詩,大約也只寫過《浮生六記》這麽一本7萬字左右的書。它非是一本虛構的小說之類,而是一本分六個篇章敘述夫妻日常生活瑣事的書。具有自傳性、自白性、紀實性,或可歸於生活筆記文學。筆調平和儒雅,從容委婉,有行雲流水、月清竹秀之風格。不能不承認作者文學的修養甚高,是謂文人,亦正可也。
這《浮生六記》雖入冊文史,然作者生前並不曾因此書而聲譽鵲起、名噪一時、獲利多多。此書也不曾怎樣地在世上盛傳過。
應該說是林語堂使此書珠澤重現,令後代文人們刮目相看的。林氏將它譯成了英文,介紹給了西方讀者。於是此書的名氣,就很有點兒“墻內開花墻外紅”、“出口轉內銷”的意味了。
當年,上海某電影公司將它拍成了電影,接著又被搬上了舞臺,使萬千觀眾一灑其同情之淚。
俞平伯教授當年還編撰了《沈三白年譜》,以7萬余字之書,而獲名人所梳記之年譜者,大約在中國的文學史上,除沈復,無第二人。
《浮生六記》的六個篇章依次是——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歷、養生記道。
林語堂喜歡此書,推崇此書,蓋因書中所記一個叫“蕓”的女子。她是沈復的妻。她年長沈復十個月,故他每與她夫妻私語時昵稱其“姊”。
這位蕓,用林語堂的話說——“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因為確有其人,林氏又說她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
為什麽林氏給予她如此之高的贊賞呢?
第一,因為她雖然“並非最美麗”,但卻是“有風韻的麗人”。這極符合全世界古今中外男人喜歡女人的共識——她起碼該稱得上是麗人,她須有別樣的風韻。用現代點兒的詞,或可叫“氣質”,或可叫“成熟的魅力”。全世界古今中外的男人,對於女性,傳統心理上有兩種“戀結”,或稍長伊人幾歲,視她為“妹妹加情人加妻子”的一個情感綜合寄托的尤物。或自己的年齡略小於她,視她為“姊姊加情人加妻子”的一個情感綜合依賴的“實體”。賈寶玉在林妹妹和寶姐姐之間的兩難割舍,便是男人這一種心理的標本。
蕓這位麗人的風韻究竟如何呢?——“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
削肩乃中國傳統美人兒的標準之一。
瘦不露骨是世界現代美人兒的苗條新概念。
而長項又幾乎是模特的要求。
足見蕓真的稱得上是一位麗人。當之無愧。
她也有美中不足之處——“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令人之意也消”。
第二,蕓這位麗人,按當時年代來看,屬“知識女性”無疑。“生而穎慧”,“嫻女紅”。我們都知道的,女紅乃使女性心思自靜之技。她又善做詩,有“秋浸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不禁地令人聯想到李清照。進而由李清照其詞其人,反觀蕓氣質上的接近。
第三,蕓“四齡失怙”,家道隨之清貧,因而蕓是儉樸的。“但見滿室鮮衣(著在別的女子身上),蕓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制精巧,詢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不但儉樸,不但“嫻女紅”,而且做的鞋也美觀。這樣的優點,很合中國文人的情懷。因他們大抵清貧,即使富裕一時,也富不到哪兒去。物質上慕奢華的女人,他們縱然暗愛之,也是財力上養不大起的。故有自知之明,偷香竊玉前者無妨,娶妻還是覺得後者可靠。
第四,中國的傳統文人們,一旦與蕓這樣一位“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的女性幸結姻緣,幸福體現在哪些方面呢?——可與她“促膝暢談書畫文學乳腐鹵瓜”;“背著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觀望洋洋萬傾的湖水,而嘆天地寬廣,或者同到萬年橋去賞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國,誰不願陪她參觀倫敦博物院,看她狂喜落淚玩摩中世紀的彩金抄本?”
第五,我想,這一點肯定也極重要——那就是這位蕓,使她的丈夫享受到“最溫柔細膩的閨房之樂”,即所謂男女天倫之樂。“自此耳鬢廝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這樣的一對夫婦,按林氏的說法,是“兩位平常的雅人”。從他們簡樸的生活中,從他們熱愛遊山玩水、喜閱山林泉石等大自然美的性情中,從他們“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閑的清福”的恬淡自適的生活中,“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他們的生平中表現出來。
而那“精華”又是什麽呢?
林氏將其歸結為一種“玩世”的哲學。他承認這種哲學有消極的一面。但是他強調——“在另一方面,現代人需要這一種玩世的清鮮的風,因為這對他是有益的”。而他認為“在中國的消極的哲學力量裏,有一些東西很像子宮或山谷”,因此他進一步認為,那是一種“放浪的偉大的消極”。認為與之相反的,驅使人“向前瞻望的哲學”,亦即不斷追求什麽目標的哲學,實在的“比古今哲學中的玩世思想遺害更大”。因而他以相當肅然的目光看待陶淵明。
我也喜歡陶淵明的詩。我也一向以肅然的目光看待陶淵明自甘清寂無為的人生態度(因為實難做到,也只有肅然地保持大的敬意)。我也由於林語堂和沈三白兩位男人脈脈含情的筆觸,而坦白我所愛的女性,正是一生中可望而不可求的“蕓”們。
這位蕓,又據我想來,淡泊虛名維護自身真性情,如林黛玉;而胸懷大度,通情達理,又如薛寶釵。釵黛二女子的優點,在她身上雙璧合一了。
用林氏的話說,這樣的品貌皆佳的女子,“誰不願意娶她為妻”呢?
她諸美德中最令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嘆服的是——她見了一位美俏的歌伎,根本無須丈夫開口,便揣摩透了丈夫的心思,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為篷室——二房婦也。
這麽偉大的女性,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即使在情愛觀念開放得不能再開放的今天的西方,也簡直“先鋒”得無人可比啊!
但是問題接著就來了——他們尋求恬淡自適的生活,靠什麽為經濟基礎呢?
靠夫家。
因為沈復的父親在幕府“專役相迓”,是相當於現今“禮賓司長”的官吏。
因而他們非但不必自食其力,日常起居飲食且有下人服侍著。
而她的公公看不慣她的種種“自由行徑”,便翻臉將兒子、媳婦一並逐出家門,她便“從此半生顛倒於窮困之中,沒有閑情也沒有錢可以享遊山之樂”了。
於是引得其後的中國文人們對他們同情得不得了,也替他們憤慨得不得了。按現今的說法,分明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是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對待”。
我也是有同情心的人。故我讀《浮生六記》至蕓的死、三白的相思,心情也是為之淒然的。
那沈復後來再未續娶。
但有當官的朋友贈了他一妾。
他以嫖妓為常事。這“嫖”字,用於文人身上,似大不敬,那麽便說“狎妓”吧。
並且他善狎。每與妓“或小酌於平臺,或清談於寮內,不令唱歌,不強多飲,溫存體恤”。故“每上其艇,(妓們)呼余聲不絕。余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至者”。
“余四月在彼處,共費百余金,得嘗荔枝鮮果,亦生平快事。後鴇兒欲索五百金,強余納喜(妓名)。余患其擾,遂圖歸計。”而“喜兒因余不往,幾尋短見”。於是大發“半年一覺揚州夢,贏得花船薄幸名”之文人佯嘆……
妻子死了,父子親和了,於是他結束了窮困,又有錢遊山玩水狎妓地恬淡自適樂而不疲了。
通過《浮生六記》,我們比較清楚明白了,中國傳統文人們理想的自在無為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一位人生務實的父親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掙下一份家產,可供他終生無憂無慮,豐衣足食;可資助他自在無為地遊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擁抱,以及享受諸多他所喜歡的女性的姿色。
中國傳統文人理想的妻子應該是蕓那樣的女性——首先她須是麗人。其次她須有至少幾分藝術細胞。因為這是使她有風韻、有情調的前提。她還須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溫柔細膩的性愛。她還須愛他所愛,比如與他談詩論畫、陪他遊山玩水並且愛他所愛的另外的女人,半點兒妒意也沒有地替他搭橋引線。最後,倘他們窮困了(這一般幾乎總是要窮困下去的,連大觀園都這麽敗落下去了,何況文人們的家),她須倍加溫柔、倍加細膩、倍加體貼地呵護他、關懷他,與他相依為命,絕不棄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點和美德的妻子,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妻子——但,在這一種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們關於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響——之下,中國女性倘溫柔地一代代地接受著,實踐著,完善著,以身作則著,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還可能是別種典型的女性麽?
蕓固然是值得男人們終生愛戀的女性。《浮生六記》固然是對人生頗具參考和禪悟價值的一本書,沈三白對妻子生前的愛和死後的思,固然也足以令其他形形色色的文人型男人們欷歔落淚,但是我們如果轉而一想,中國大批地滋生著沈三白式的文人的時期,差不多正是法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同期,縱觀整個歐洲,許多男性知識分子受此運動激勵,對社會進步、對女性的自由解放做出種種傑出貢獻,不禁地就會心生一問——中國的傳統文人們,可曾想到對社會、對中國女性的自由與解放做點兒什麽?
答案是——他們頭腦中幾乎什麽打算都不曾有過。
歸根結底,蕓那樣的女性,幾乎只適合生存在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
而那個時代以前的中國傳統文人們,又大抵總是攀結在封建王權的四周。而王權是仇視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的,是女性解放的最反動也最腐朽的堡壘。而中國傳統文人們,最積極的也最令後代同類美化和吹噓的,也不過就是“放浪的玩世哲學”、“偉大”的消極的遁世哲學、自適其樂的逃避現實的哲學。
沈復式的男人,是此種中國男人叢林中司空見慣的一株。他的“根”其實寄生於封建土壤中。那土壤一旦不供給他養分,他就只有落魄,只有窮困潦倒,當然也就談不上維護他所愛的妻子的命運。
而蕓,卻不過是恰巧被他的枝所掛住的一只美麗的風箏。她死了,他安慰自己和緬懷她的方式,卻只不過是去狎他以為有些像她的妓。
第四種是特別理想主義的態度。代表文人理想的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祝英臺寧可一死,也絕不入馬家的門。由於她視富貴如糞土的立場堅定不移,極受“梁山伯”們欣賞,於是幻想與她雙雙化蝶。代表市民理想的如《白蛇傳》。富家子弟、豪門子弟中也是不乏翩翩美少年的,但貌如神女的白娘子死心塌地愛清貧的許仙,雖被鎮於塔下而此情不渝不移,於是成為後世“許仙”們心目中最美的愛神。代表農民理想的如《天仙配》、《牛郎織女》。世上的美人不是與“牛郎”們、“董永”們無緣分麽? “牛郎”們、“董永”們也不必傷心,更不必憤世嫉俗。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某個女兒,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動了凡心下界來做他們的妻子。
由於事實上這個世界極少有專門嫌富愛貧的美女,所以這第四種文化源遠流長。現實中得不到的,理想中擁有。
與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相反,西方文化鼓勵女性通過最容易的方式,亦即通過嫁給富貴男人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卑賤命運,使自己過上富貴的生活。西方文化中這一種鼓勵的熱忱,有時類乎男孩兒鼓勵膽小的女孩兒爬樹或登房頂。並且在女孩兒那麽做了以後予以表揚,你看,多麽簡單!只要你敢想,沒有什麽達不到的目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好萊塢精心炮制了一部又一部“灰姑娘”題材的影片。
蕭伯納曾說:“窮人家的女兒是他們的原始股。”他是出於對窮人們的深切同情而這麽說的。
但是好萊塢那些善於炮制“灰姑娘”題材的影片的編劇們、導演們、制片們另有說法。
他們說——如果你是一個漂亮的姑娘,你竟享受不到榮華富貴,那麽太遺憾了!那麽是你自己的過錯,完全怨不得別人,也別怪社會的不公平。
他們說——如果誰家有一個漂亮的女兒而居然窮著,那麽這一戶人家的父母的頭腦一定太癡呆了!趕快“拋股”哇!
他們不但承認窮人家的女兒是父母的原始股,而且進一步明確指出,窮人家的漂亮女兒是價值百萬千萬的原始股。對於這一種股資的白白浪費是令人心疼的!
因而,在好萊塢的老片中,尤其一些黑白老片中,每每出現一位漂亮的小女子,她可絕不像“灰姑娘”那麽逆來順受,她不但風情萬種而且頗有心計。她到某一富家去做女仆,不久便產生了這樣一種自然而然的念頭——我為什麽不可以讓男主人註意到我的存在並且愛上我、迷上我?我為什麽不可以成為這一富家的女主人?於是影片結束時男主人墜入情網皆大歡喜。
好萊塢曾將許多此類內容的影片發行到世界各地,影片中那些漂亮的小女子們不但使世界各地的男人們愛得不行,也被世界各地漂亮然而命運卑賤的小女子們視為榜樣。
好萊塢的匠心獨具之處在於——它直指女性之人性的特點,順應之而不是企圖通過說教扭轉之。它從來也沒打算承擔這樣的道德義務。
美國文化對美國女性有影響麽?
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有。
全世界的女性中,美國女性的追求意識——不觸犯法律前提之下的追求意識,是最公開、最大膽、最不受束縛的。
那麽,受美國文化影響的美國女性,是否都非常的嫌貧愛富,非常的傍富豪沒商量、攀權貴沒商量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否。這又為什麽呢? 道理簡單——因為90%以上的美國人處於生活水平比較高而又彼此差不太多的情況之下。貧富懸殊在西方許多國家並不像在中國呈現得這麽咄咄逼人。一個嫁齡女性即使漂亮,她的選擇範圍無非輻射向兩個方面——或者輻射向極少數的富者權者,或者輻射向大多數的男人群體。而她們要求達到的生活,倘不過分奢侈,又幾乎是大多數男人都能和她共同奮鬥達到的。這使她何必整天去做“灰姑娘”的神話夢不醒?又何必非要去傍富攀權?於是,她決定嫁不嫁給一個男人,考慮的因素,反而比較能夠超越於物質之上。
在貧富懸殊的剪刀差越來越大、作為社會現象愈演愈烈的時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質所誘惑。而物質對她們的誘惑力,遠遠強於文化束縛對她們的影響。她們擁抱住物質而反叛文化時,她們以為她們擁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某些女人以她們比男人敏感的神經,觸覺到了時代的興奮的中樞區。它反射給她們的信號是——欲望時代的集貿商場即將大開張,你有什麽可交易的?容貌即資本,青春即股票。它並且暗示她們——二者之和,遠遠大於一個女人頭腦中所可能容納的全部知識的價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一樣。
那時,社會行業還沒有發展到今天這麽豐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幹的知識女性,倘要憑其才幹和知識獲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幾乎是癡心妄想之事。
於是她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國內轉向國外。在國外,對才幹和知識的尊重毫不含糊地體現為金錢的結算方式,並且是以美元兌換價值的。而那時在中國,通過金錢對才幹和知識進行結算的方式,仍是一種扭捏的、曖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進行的方式,仿佛有悖於全體中國人對才幹和知識的常規思想觀念。誰若獲得了數千元的獎金,肯定引起嫉妒;幾萬元的獎金,會成為轟動性的新聞。那時在中國,只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幹、有知識的女性尚活得這麽憋屈,企圖瀟灑也瀟灑不起來;那些沒才幹、沒知識甚至一無所長,卻有容貌資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會自甘資本閑置、股票貶值呢?而在中國,她們歷來對於物質生活質量的向往是最強烈的。這是人類社會中一個關於女性的公開的秘密。
於是,以上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女性,那時都渴望著同一種男人出現在她們的生命裏——能帶她們離開中國大陸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還是臺灣人,不管他是哪一國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兒的身份或秘書或雇員的身份,包括女傭的身份——總之什麽身份都不計較,只要能帶她出去,她便如願以償。
於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渡”她們的命中貴人。
今天,我們回顧20世紀80年代,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從中期開始,整個80年代對折為兩頁。而你不能說它是兩頁,因為它並未從中線那兒被裁剪開;你也不能說它是一頁,因為兩個半頁上所記載的內容竟是那麽的不同。
常規的歷史進程中,一般不會產生這樣的時代現象。
此時代現象說明,歷史的進程一旦加快,幾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區別。而普遍的人們,也仿佛每差五歲便如隔代了。所謂道即變,人亦即變。道變速,人亦變速。
20世紀80年代的前期,某些中國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強不息使中國男人們為之肅然。
20世紀80年代的後期,某些中國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國男人們為之愕然。
盡管,這兩類中國女性加起來,在數量上仍是少數。
但經由她們所體現的中國女性的時代意識的特征,畢竟使20世紀80年代前後著上了極為濃重的色彩,以至於使其他的色彩顯得淡化了,難以成為特征了。
最後值得總結的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交易自身之目的達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們掃視過去,其實真正獲得幸福的相當有限,她們中不少人結果甚至相當不幸。有些女性甚至無國、無家、無夫、無子、無業、無產,除了跌價的容貌資本和貶值的青春股票,實際上幾乎一無所獲,證明她們當年的交易自身並不能算是成功之舉。
女人通過嫁給某類男人的古老方式達到改變命運過另外一種生活之目的,雖比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點,雖不必加以苛求的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的予以肯定。
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點。無論以多麽“現代”的盒子包裝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識裏越強烈,女性越現代不起來。
無論那目標表面看起來多麽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多麽能引起別人的羨慕,本質上仍是初級的——是以依附於男人為目標前提的。

感謝您的參與!
查看[本文全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