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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基因

作者:索尼婭-柳博米爾斯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抑郁基因
  在我讀大學時,我曾擔任過心理學家保羅·安德裏亞遜的研究助手。保羅的好朋友安夫沙羅姆·凱斯比教授經常來我們的實驗室。那個時候,我對哈佛大學的教授以及他們的研究都心懷敬畏。我記得凱斯比教授膚色黝黑,留著一頭長發,非常有魅力,說話帶著一些以色列口音。我沒想到多年後在遙遠的大洋彼岸,我和他以及他的未婚妻(也是他的合作者)特麗·莫菲特一起完成了一項具有真正劃時代意義的研究。凱斯比、特麗以及他們在倫敦國王學院的同事們對壓力和抑郁之間的關聯非常感興趣,他們想知道為什麽在面對生活壓力時,一些人會抑郁,而另一些人卻不會。
  結果顯示,抑郁和一種特殊的基因有關,這種基因叫作5-HTTLPR,該基因有長等位與短等位兩種形式。但5-HTTLPR短等位基因是惡性的,它會消除大腦內一種能夠阻擋抑郁癥狀的物質。凱斯比調查了847名新西蘭人,超過一半的人在出生時攜帶有這種不良基因。在進行調查研究時,這些人已經26歲了。研究人員調查了在過去5年間這些人遇到的生活壓力以及經歷的消極事件,同時還評估了他們在最近一年內出現的抑郁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大約有26%的人在生活中至少遭遇過3次消極事件,其中17%的人曾患有嚴重的抑郁癥。
  從總體上來看,這些參與者在過去5年間經歷的壓力或創傷越多,他們患有抑郁癥的可能性就越大,這沒有什麽值得驚訝的。但至關重要的發現是,只有那些攜帶有5-HTTLPR惡性短等位基因的人才會因為生活壓力和消極事件患上抑郁癥。此外,一個人如果曾在童年時代遭遇壓力,那麽他成年後也很可能患上抑郁癥。例如,那些在3~11歲有過受虐經歷的孩子在他26歲時更有可能患上抑郁癥,但前提是他攜帶有這種惡性的短等位基因。
  由此可見,基因對抑郁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正如基因對幸福水平的影響一樣—這樣的基因只有在它們被激活時才會起作用。這項研究被《科學》雜誌編委會評為年度第二大重大發現(位於首位的是生命起源的發現)。這項研究表明,5-HTTLPR短等位基因只有在某個特定環境下(也就是壓力)才會突變。但5-HTTLPR 的長等位基因是良性的,它可以保護我們免受因壓力產生的抑郁困擾。也就是說,5-HTTLPR長等位基因可以讓我們迅速恢復活力。其實,很多人都可能攜帶了一些容易導致出現某些特定癥狀的基因,例如PKU、心血管疾病、抑郁癥,但這並不意味著此類癥狀一定會出現。如果那些攜帶有5-HTTLPR惡性短等位基因的人能夠避免高壓力的環境,或者當他們預感到有壓力時,能夠及時向心理醫生或好友尋求幫助,那麽這種基因上的抑郁傾向性就可能不會被激發,他們也就不會患上抑郁癥。最新研究也表明,雖然攜帶有 “惡性”基因的人很不幸,但如果擁有家人的支持與理解,那麽他們就不會患上抑郁癥。抑郁基因需要一個特定的環境(例如失業),或者某個特定的行為(例如尋求社會支持)才會被激活。這意味著不管你的基因遺傳傾向是什麽,這種遺傳傾向是否會顯現出來,則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腦電圖的發現
  在幸福研究的領域中,要想更好地理解幸福定位點,可以來看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理查德·戴維森教授所做的腦電圖實驗。和許多行為遺傳學家一樣,戴維森認為每一個人的幸福定位點都是天生的,並把定位點定義為大腦前額葉皮質(前端)的活動基線。他發現,幸福的人其大腦一側的活動明顯比另一側多,而不幸福的人則表現出了相反的模式。
  戴維森教授采用了腦電圖掃描(EEG)的方式來測量大腦的活動。他發現,那些經常面帶微笑、對生活充滿激情和希望、積極樂觀、自認為很幸福的人,其大腦活動表現出了一種奇妙的不對稱性;他們的左額前皮層的活動多於右額前皮層的活動。雖然不能就此下結論說大腦左額前皮層就是“幸福中樞”,但這一區域顯然與積極情緒密切相關。如果給一個新生嬰兒一些美味的食物吸吮,他們的大腦左額前皮層的活動就會增加;同樣,當成人觀看搞笑的短片時,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同理,當人們表現出不愉快或者消極情緒時,其大腦右額前皮層的活動就會增多。
  我們很難證明幸福是天生的,但戴維森的研究為幸福定位點的存在提供了依據。如果這個幸福定位點是由基因決定的,那麽就可以在神經生物學中找到依據。
  啟示
  有些人擁有較高的幸福定位點,他們生性積極樂觀,因此獲得更多幸福的可能性也更大。擁有較高的幸福定位點可能會讓一個人在大多數時候都充滿了陽光,甚至認為自己無須努力就會特別幸福;但是也有很多人並沒有這樣的先天優勢。因此,可以先假設我們的幸福定位點很低,然後問一下自己:這個定位點到底有多低?面對如此低的定位點,我們能做些什麽?
  若要解決第一個問題,你必須對自己的幸福定位點進行一段時間的測量。第一次完成主觀幸福感量化表測試時,應記錄日期和得分,這個分數就是你的幸福定位點的初步估計值。之所以是初步估計,是因為這個得分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很大。例如,測試前發生的事、測試當天的壓力水平甚至是天氣狀況都會對測試得分產生影響。因此,你需要再次進行測試,最理想的時間是在初次測試後的兩周後進行,而且再次測試前不要開始本書介紹的幸福行動。如果你想直接開始,那麽在開始的前一天一定要完成第二次測試。兩次測試的平均分(你也可以做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測試,然後取平均分)就是幸福定位點的估計值。這種主觀幸福感量化測試做得越多,每次間隔的時間越長,最終評估的結果也就越準確。
  如果你的幸福定位點非常低,超出了你的預期,又該怎麽辦?(雖然平均值一般都在5分左右,但是你對自己的期望值可能更高一些,也可能更低一些。)首先,我必須強調的是,如果你渴望獲得更多持久的幸福,那麽就不要試圖改變自己的定位點。很顯然,幸福定位點是一個恒量,無法改變,它是由你的基因決定的。但是,你並非註定要按照基因的指示行事,因為激活基因需要一個特定的環境及特殊的生活經歷,而人生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自己掌控的。人生經歷對幸福的影響主要在於我們的行為和方法,它們在幸福餅圖中占據了40%的比例。通過這些行為和方法,可以改變我們的幸福水平,而不是幸福定位點—就像我們可以通過佩戴有色的隱形眼鏡讓眼睛看起來變了顏色,但實際上並沒有真的改變眼球的顏色一樣。
  選擇幸福
  很多人對德國哲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所寫的《寧靜的祈禱》都非常熟悉,12步治療計劃中也廣泛采用了這個禱文:“上帝啊,請賜予我平靜,去接受我不能改變的一切;請賜予我勇氣,去改變我所能改變的一切;最後,請賜予我智慧,讓我能夠分辨兩者的不同。”那麽,你如何才能夠知道哪些是可以改變的,哪些是不可以改變的呢?
  到目前為止,我們應該很清楚幸福的源泉並不在於由遺傳基因決定的幸福定位點,因為定位點無法更改,並且我們也無法通過改變環境得到持久的幸福。雖然搬家、漲工資、整容會給我們帶來短暫的幸福感,但這樣的幸福不會持久,這是因為人們對環境有著很強的適應能力。另外,改變生活環境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通常這種改變是不現實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難道每個人都有閑錢、有資源或者有時間去改變自己生活條件、工作、配偶甚至外表嗎?
  如果幸福的秘籍不在於提高定位點,也與改善生活環境無關,那麽在於什麽呢?獲得持久的幸福還有可能嗎?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過特別幸福的時刻。實際上,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會越來越幸福。在一項持續了22年的研究中,大約有2 000名身體健康的“二戰”老兵和越戰老兵參與了這項研究。結果顯示,隨著這些人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幸福感也相應增加,並且在65歲時達到了最高值;這種幸福感一直持續到75歲,他們的對生活的滿意度才開始顯著下滑(見下圖)。
  這真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但是我們如何做才能夠加速或者維持幸福感呢?答案就在幸福餅圖中。回想一下,幸福感有50%源於幸福定位點,有10%由生活環境的影響決定,而剩下的40%則是由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決定的,這就意味著提升幸福的秘密就在於這40%。如果我們認真觀察那些幸福的人,就會發現他們不會坐等幸福從天而降,相反,他們靠自己創造出幸福。他們渴求新思想、追求新成就,而且都很善於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緒。所以,我們的主觀性活動會對幸福水平產生巨大的影響,只要行動起來、堅持不懈,就能遠遠超越幸福定位點以及生存環境對我們的影響。因此,一個不幸福的人通過學習幸福的人的生活習慣和行為,就可以獲得幸福。
  馬庫斯和羅蘭對婚姻適應的不同反應
  現在我們來看一項德國科學家所做的研究,該研究追蹤了1 761名受試者15年間的生活—從他們單身開始,一直到他們婚後的生活。這項影響深遠的研究發現,和結婚前相比,受試者總體的幸福感在婚後並沒有什麽太大改變,因婚姻而增加的幸福感僅僅持續了兩年就回到了原來的水平。但是,人們對婚姻的反應也有著明顯的差異。在研究中有兩名與眾不同的參與者,他們是馬庫斯和羅蘭。在研究期間,他們都和女朋友結婚了。馬庫斯和女朋友結婚後,其幸福指數明顯高於平均水平;8年後,和單身時相比,婚姻生活仍讓他感覺非常幸福(僅僅比最高點時稍有下降)。但羅蘭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結婚的頭兩年,他就沒覺得比自己單身時幸福,此後的5年內,他的幸福感更是越來越少了。
  這兩個人的差別在哪裏呢?首先,馬庫斯不希望婚姻的幸福感消失,他也沒有把這些美好和幸福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他下定決心要努力做一個好丈夫,用心經營和妻子之間的關系。例如,他會經常對妻子說“我愛你”,給她買花,一起去旅行,培養共同的愛好,關心妻子並分享她的感受。相較而言,羅蘭剛結婚就感到非常失望,他覺得婚姻生活和他預期的完全不一樣。從那時起,他的婚姻也在一步步惡化。
  馬庫斯和羅蘭的經歷告訴我們,雖然我們會不由自主地適應生活中的積極變化,但是我們也完全有能力通過努力去抑制或延緩這種適應過程。案例中,馬庫斯積極地利用各種方法,抑制自己對婚姻的適應能力,維系了他和妻子之間的感情,他們的婚姻也因此能夠保持長久的美滿。他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我一直認為搬到一個新的地方,不管一開始有多麽興奮,這種激情最終都會慢慢消逝。記得我剛從新英格蘭搬到加利福尼亞時,每天早上醒來時我都對自己說:“多麽美好的一天!”但漸漸地,我就對周圍的景色習以為常,蔚藍的天空再也無法像最初那樣帶給我幸福感。但近幾年裏,我從事的這項研究深深觸動了我。無數個清晨,我都沿著一條可以俯瞰太平洋的小路慢跑,中途我會特意停下來一會兒,眺望大海和遠方的高山,並深深嗅著空氣中飄散的大海的味道。有一天,我在跑步時遇到了幾位瑞典遊客,他們請我給他們在大海前拍一張合影照片。他們的打擾並沒有讓我不悅,相反我感謝這些旅行者,他們無意中加深了我對這個地方的感情。
  朱迪斯選擇的幸福
  朱迪斯出生在印第安納州,成年後她搬到了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在那裏住了30多年。我在她家附近的一家飯店裏采訪了她。她時年60歲,和丈夫離婚了,有一個女兒已經成年。朱迪斯的童年生活非常不幸:她在一個破碎的家庭裏長大,還經常遭受母親的虐待。成年後的朱迪斯不僅暴飲暴食、酗酒,還患有抑郁癥,這種行為恰恰就是蘇珊·諾倫·霍克西瑪在《暴飲暴食,酗酒和思慮過重》中提到的“毒三角”。
  今天的朱迪斯則認為自己是一個“無比幸福”的人。她有一份滿意的工作,工作之余經常去做誌願者,還收養了一個14歲的男孩。52歲時,她重返大學校園進行學習。她的精神有了寄托,也變得更加寬容。提到暴虐的母親時,她釋然地說母親是一個“可憐人”。
  “我選擇了幸福的生活,”朱迪斯說道,“我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就是這麽簡單。”事實上,她完美地詮釋了“40%的幸福是由我們自己掌控的”這一事實。“一開始,我照著鏡子對自己說:‘哈嘍,美女!’我不停地對自己說這句話,直到自己忍不住大笑起來。”這似乎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對自己的外表不滿,又很自卑,那麽這句話就非常神奇了。“我做了各種努力,”朱迪斯說,“就是為了不讓自己胡思亂想—我叫它們‘壞思想’。然後我會告訴自己:你現在很不錯。”
  朱迪斯的幸福定位點可能天生就偏低。在人生早期,她生活艱難,有很多慘痛的經歷,即使在今天仍有許多困難和挑戰需要克服,但是朱迪斯正在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生活目標。她成功地克服了生活環境和低幸福定位點帶給她的不幸,她學會了樂觀地看待周圍的世界,並重建自尊—幸福的生活是自己選擇的。
  媒體經常報道一些最新流行的方法,鼓吹它們能夠讓人們更健康,獲得更多的幸福。但是,如果新式的瑜伽、冥想或者婚姻療法真如報道的那樣有效,那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效仿,並從中受益嗎?這當然不可能。任何能夠給生活帶來重大改變的嘗試都需要付出大量且持久的努力,而且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另外,所有提升幸福或改善健康的新方法都有一些相同之處:它們都會賦予你一個特定的目標,一個讓你可以采取行動並充滿期待的目標。正如我即將探討的,擁有目標本身就會產生幸福和滿足,這也就是為什麽(至少在某一段時間內)任何一個新方法都能起作用的原因。
  簡而言之,幸福的源泉在於你每日的行為、你的想法以及你所制定的生活目標。沒有行動就沒有幸福。無論什麽時候,當你勇敢地接納你的幸福定位點及周圍的環境時,如果你出現了消極情緒並感到無助時,一定要記住,真正持久的幸福一直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仍有40%的幸福是你可以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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