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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治國方略中的權力和原則

作者:羅伯特•J•阿特   出版社: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和訊讀書
  1.1 米洛斯人對話錄 *



  翌年夏季,阿爾喀比亞德率領 20 艘艦船抵達阿爾戈斯,俘獲了 300 名疑為親斯巴達 的阿爾戈斯人,雅典人將把這些人幽禁在自己控制的附近海島上。

  雅典人又發動了對米洛斯島的遠征,遠征軍包括 30 艘雅典人自己的艦船,希俄斯人 的 6 艘和萊斯沃斯人的 2 艘,來自雅典的 1200 名重裝步兵、300 名弓箭手、20 名騎兵射手, 還有 1500 名由同盟者和島國居民組成的重裝步兵。

  米洛斯人是斯巴達人的移民,像其他島嶼的居民一樣,他們拒絕加入雅典王國,起 初他們不加入任何一方,保持中立,但隨後,雅典人威脅以武力毀滅其領土,於是他們 對雅典人采取了公開敵視的態度。

  現在利科米德斯之子克萊門德和蒂西馬徹斯之子蒂西雅斯將軍率領上述軍隊駐紮在 米洛斯境內,他們在毀滅其領土之前,首先派使者去談判。米洛斯人沒有讓這些使者在 其人民之前演講,而是吩咐他們向行政長官和少數人陳述使團來訪的目的。於是,雅典 人做了如下陳述:

  “你們不讓我們在民眾面前說話,的確,如果全體民眾毫無阻礙地聽了我們具有說服 力且無可辯駁的言論,他們也許會被我們說服。我們認為這就是你們為什麽只許我們對 少數人說話的用意所在。我們認為坐在這兒的諸位是想把穩妥的事情弄得再穩妥些。我 們也認為你們是不想一一討論我們言辭中的每個要點,而是想在我們說話而你們不同意 的時候,隨時打斷我們的話,要解決這一點,才再說其他一點。首先請你們告訴我們,

  這個建議是不是可以采納?” 米洛斯議事會委員會回答如下: “誰也不能反對我們在一種從容平和的氣氛中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是完全合理的。但

  是現在你們定然要向我們開戰的威脅與這一建議是頗相矛盾的。我們知道你們已然決定 擔當這次交涉的談判,而這次交涉的結果無非就是我們證明了正義站在我們一邊,如果 我們拒絕投降,結果就是戰爭,否則我們就會淪為奴隸。”

  雅典人:“如果你們今天就是要浪費時間來列舉對未來的猜疑或是其他什麽原因,而不是認真地正視現實,去思考如何避免你們的滅亡,那麽我們的談話就沒有繼續進行的 必要了。除非你們按照我們的意見行事,談判才有望得以進行。”

  米洛斯人:“我們的處境如此,求助於各種各樣的言辭和觀點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 解的。然而,如你所說,我們匯集於此是來討論我們城邦的安危的,你們如果能依此行事, 我們願意按照你們所提出的方式進行討論。”

  雅典人:“我們自身不會運用一些華麗的辭藻,如我們擊敗了波斯人,有權維護我們 帝國的權益,或者說因為你們傷害了我們的利益,我們不得不進行反抗等等——這都是些 沒人會相信的套話、假話。我們希望你們也意識到,不要認為列舉一些理由就能改變我 們的觀點,比如說雖然你們是斯巴達的移民,但你們沒有加入到斯巴達的一方作戰,或 者說你們從來沒傷害到我們的利益等等。相反,我們建議你們爭取你們可能得到的,現 實認真地考慮我們的意見;如你所知,當務實的人來討論這些事項的時候,所謂正義的標 準是建立在權力均等的基礎之上,事實上,強者為其所欲為,弱者忍其所需忍。”

  米洛斯人:“那麽在我們看來(因為你們強迫我們不要去奢望正義,而只從本身利益 出發),無論如何,你們不能破壞那種對大家都有益的原則,就是對那些身入困境的人而 言,也有得到公平和正義權利,也應有權通過辯論使自己獲益,盡管這種辯論不像數學 那麽精確。這個原則適用於所有人,包括你們自身,因為你們也終將招致報復而身陷囹圄, 並為世人所借鑒。”

  雅典人:“對我們而言,縱然我們的帝國到了末日,我們也不會對將來絕望。一個帝 國所擔心的不應是被如斯巴達(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有此擔心)這樣的其他帝國所占領, 而是被其臣民所推翻。所以就此而言,你們完全不必為我們多慮,我們自會處理。我們 現在要做的是讓你們知道我們來此,是為了我們帝國的利益,而我們所說的,是為了保 全你們的城邦。讓你們加入我們的帝國,不是我們自找麻煩,而是為了你們的利益,也 是為了我們的利益。”

  米洛斯人:“我們做奴隸,你們做主人,這怎麽會既符合你們的利益也符合我們的 利益呢?”

  雅典人:“你們,屈服了,可以保全自己而免於災禍;我們,不毀滅你們,也可以從 你們身上取得利益。”

  米洛斯人:“照此而言,你們不贊成我們嚴守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方,做朋友而不做 敵人嗎?”

  雅典人:“不,因為不是你們的敵意損害了我們的利益,而是如果我們和你們友好, 我們的臣民會認為這是我們軟弱的象征,而你們的敵意恰恰彰顯了我們的權力。”

  米洛斯人:“難道這就是你們的臣民對公平的理解嗎?認為那些跟你們毫無瓜葛的人 和那些大部分是你們的移民或你們所降伏的叛民之間毫無區別嗎?”

  雅典人:“就對錯而言,二者沒有本質的區別,那些之所以能維護自身獨立地位的國 家是因為他們是強者,我們不能去攻擊他們,是因為我們有所畏懼。所以征服了你們,我 們不僅擴充了幅員,也增加了我們帝國的安全。我們統治著這片海域,你們是島民,而 且是比別的島民更為弱小的島民,因此重要的是,不能讓你們逃脫。”

  米洛斯人:“但是依照我們的建議(嚴守中立——譯者註),你們就沒有安全了嗎?既

  然你們不許我們討論公理,只能屈從於你們的利益,那麽我們也必須告知你們我們的利 益所在,如若你們與我們的利益相悖,我們將以事實來說服你們。當其他中立的國家看 見你們今天的所作所為,會推測終有一天你們也會向他們進攻,這樣一來,你們會不會 與所有國家為敵呢?這難道不是加強你們現有的敵人,使別的國家不得不違背他們的意 誌和願望而與你們交惡嗎?”

  雅典人:“事實上,我們不是很害怕大陸上的國家。它們擁有自由,也就是說要過很 長一段時間,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戒備。我們更關心的是你們這些還未臣服的島民,或 者是已經因為我們帝國的控制而心有怨恨的島民,這些人最有可能輕舉妄動,導致他們 自身和我們都陷入危險之中。”

  米洛斯人:“如果你們冒著這樣的危險,以維護你們的帝國,你們的庶民也會冒著同 樣的危險,以逃避帝國的誅求,我們這些還有自由的人們如果不奮起反抗,而是卑躬屈膝, 那我們也真是太懦弱無能了。”

  雅典人:“不,如果你們動動腦子,你們就不是懦夫。世界上沒有公平的戰爭,一方 光榮無限,另一方羞辱不堪。問題在於怎麽保全你們的生命,不與強者為敵。”

  米洛斯人:“但是你們要知道,在戰爭中,命運有時是難以預測的,人數眾多的也不 一定勝利。假設我們屈服,我們的一切希望都破滅了,而如果我們繼續鬥爭,我們就有 一絲勝利的希望!”

  雅典人:“希望,只是困境中的聊以自慰罷了!如果有可靠的優勢作為後盾,你們不 妨沈溺在希望中。那可能使人受到損害,但不會使人受到毀滅。但是,希望本質上是一 件要付出很高代價的商品。如果人們孤註一擲地把一切都寄托在它身上,只有完全失敗 以後,才知道希望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反過來說,知道了這一點而未雨綢繆的人們,希望 是不會使他們失敗的。你們是弱者,命懸一線,不要讓希望辜負了你們。不要跟那些人 一樣,他們經常錯失以合乎情理、切實可行的方式來保全自身的機會,當身陷困境希望 渺茫的時候,又轉而乞靈於預言、神諭等虛無縹緲的東西,鼓勵他們相信希望的結果是 使他們遭到毀滅。”

  米洛斯人:“如果不是在平等的條件下,我們很難抵抗你們的權力和我們的命運,你 們也知道我們明白這一點。然而我們相信神祇不僅會保佑你們,也會保佑我們,因為我 們站在正義的一方而反對邪惡。我們可能力量不足,但是盟友斯巴達會幫助我們,拋開 別的不講,為了榮譽的緣故,他們也肯定會援助我們的,我們畢竟是同族的關系。所以 我們的信心不像你們想的那樣完全不合情理。”

  雅典人:“關於神祇的庇佑,我們相信我們和你們都會得到神祇保佑的。我們的目標 和行動完全合乎人們對神祇的信仰,也完全合乎人們行為的指導原則。正是基於對神祇 的信仰和對人們的認識,我們相信力所能及地擴展統治勢力是自然界一條普遍的和必要 的法則。這條法則不是我們發明的,也不是我們首先依此行事。我們發現它時,它已經存在, 我們也應把它流傳給後來者。我們不過是按照規律辦事,我們知道,無論是你們,或者 是別人,只要有了和我們一樣的權力,都會一模一樣地行事。所以談到神祇,我們沒有理由擔心我們得不到神祇的保護。而你們關於斯巴達的看法,尤其是你們相信斯巴達人 出於榮譽感會對你們進行援助,我們必須恭喜你們頭腦如此簡單,但我們卻一點也不羨 慕你們的愚笨。斯巴達人在事關切身利益和政治相關事務時,確實溫和大方,但是在處 理與他者關系時,就說來話長了。簡單地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人中,斯巴達人最顯著的 特點就是他們想做的就是光榮的,合乎他們利益的就是正義的。這種態度對於你們現在 不合常理的安全要求是沒有幫助的。”

  米洛斯人:“這恰恰是我們最有把握的一點。他們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不會出賣他 們的移民米洛斯人,因為那樣做意味著將失去他們希臘朋友們的信心,而有利於他們的 敵人。”

  雅典人:“你們似乎忘記了一點,一個關註自身利益的人會追求自身的安全,而所謂 的正義和榮譽會使人身處險境。一般說來,凡有危險的地方,斯巴達人是不會去冒險的。”

  米洛斯人:“我們相信斯巴達人是會為我們而冒險的,並且這個險是比別的險更值得

  冒的,因為我們接近伯羅奔尼撒,他們進軍更容易些,而且我們是同族的,我們的情感 是相通的,他們也更離不開我們。”

  雅典人:“對盟友來說,尋求支援的一方所展現出的熱忱並不意味著安全。它所期望 的是行動中的絕對優勢,斯巴達人對此深有認識。當然他們不相信本國的實力,所以他 們要攻擊鄰國時,總要和一支大軍聯合起來。因此當我們控制了海洋,他們不可能橫渡 到一個島嶼上來的。”

  米洛斯人:“但是他們仍然會派遣部隊來。克裏特海廣闊無邊,想對其進行控制並攔 截他者非常艱難,而想安全偷渡則容易得多。而且即使他們此舉難以奏效,他們可能會 進攻你們的土地,進攻你們那些還沒有被伯拉西達攻入的盟邦。所以,你們最好不要向 一個和你們毫無關系的國家找麻煩,如此一來,你們會發現你們的周邊、你們的盟國、 你們的國家都將陷入麻煩中去。

  雅典人:“有這樣的可能,而且也確實發生過。這種情況也可能在你們身上發生,但 是你們應該意識到,雅典人從來沒有過因為害怕別人而撤退圍城軍隊的時候。我們所驚 訝的是,你們雖然宣稱想討論如何保全自身,但你們所有的談話卻與此毫不相幹。你們 主要關註對未來的希望,而實際上你們的資源卻很少,難以抵禦你們的對手而獲得一絲 生存的機會。因此如果在停止我們的會談之前,你們仍然不能得出一個比你們上面所提 到的更明智的結論,你們就太缺乏常識了。不要讓所謂的榮譽的錯覺誤導你們——當人 們面臨著傷及自尊的險境時,榮譽心常常讓他們走向毀滅。在多數情況下,人們能夠對 前面的險境而有所察覺,但是所謂的不光榮或羞恥感卻使人們為一種觀念所屈服,使人 們主動陷入了不可挽救的災禍中。這種羞恥感最羞恥的地方在於它的產生不是由於不幸, 而是由於愚鈍。你們如果明智一點的話,應該避免此類情況的發生。你們應該明白,向 希臘最大的城邦屈服,接受它所提出的合理條件——在繳納貢賦的基礎上加入同盟,自由 享用你們的財產——這毫無羞恥而言。當面臨著戰爭與和平的選擇時,你們不應狂妄自大 作出錯誤的選擇。安全的常規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地位相等的人,以恭順的態度對待 地位較高的人,以謙和的態度對待地位較低的人。所以,當我們結束會談之前,請你們三思,你們所討論的事情關乎你們國家的命運,你們只有一個國家,你們國家的前途全

  靠你們的下一個決定。”

  於是雅典人退出了談判,只剩下了米洛斯人。他們的決定大體上和他們上面所談到 的相同,答復如下:

  “雅典人,我們的決定和我們最初提到的一樣。我們不願意倉促之間放棄我們城邦成 立 700 年來所享受到的自由。我們相信神祇會一如既往地眷顧我們,斯巴達人也會援助我 們,所以我們將竭力自保。但是我們也希望你們允許我們做你們的朋友,而不與任何一 方交惡,簽訂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條約,然後離開我們的城邦。”

  米洛斯人做了上述答復,雅典人也擬結束談判,說道: “好,無論如何從你們的決策看,你們好像對未來比對眼前的事實更有把握,把不確

  定性的看作事實,只是因為你們希望如此。既然你們把一切賭註和信任寄托在斯巴達人、 命運和希望上面,你們終究會上當的。”

  於是雅典代表們回到軍中,雅典的將軍們意識到米洛斯人不願意屈服,就立即圍繞 著米洛斯城建起了工事,具體的工作由幾個城邦擔當。隨後他們留下一支由本國士兵和 同盟國士兵組成的衛戍部隊從海陸兩方面封鎖了米洛斯,其余大部分部隊則調回本國。 留下來的軍隊繼續駐紮在那裏,執行著圍城的任務。

  幾乎與此同時,阿爾戈斯人攻占了夫利亞西亞。他們遭到夫利亞西亞人和流亡的阿 爾戈斯人的埋伏,80 余人喪生。

  在皮洛斯的雅典人從斯巴達領土上劫掠了大量的戰利品。斯巴達人甚至在還沒有廢 除條約、宣布開戰之前,就發出了一個通告,允許本國人民自由地打劫雅典人。科林斯 人也因為一些小爭執不時地攻擊雅典人,但伯羅奔尼撒的其余地方都還大體穩定。

  同時,米洛斯人發動了夜襲,奪取了市場對面的部分雅典陣地。他們擊殺了部分士兵, 掠取了糧食和其他一些有用的東西,之後便撤退而沒有展開進一步的行動。雅典人強化 了自己的封鎖措施,夏季就此終結。

  在接下來的冬季裏,斯巴達人計劃侵占阿爾戈斯的領土,但是他們為跨越邊界而進 行的祭祀沒有出現吉兆,所以就此放棄了這次出兵計劃。斯巴達人的侵略企圖讓阿爾戈 斯人懷疑城內某些人是內奸,從而逮捕了一批人,有部分人得以逃脫。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米洛斯人又奪取了一塊只有很少士兵防守的雅典陣地。結果使 得雅典人又派了一支由德密阿斯的兒子安克拉特斯所率領的軍隊。圍攻戰役進行得很激 烈,因為城內出現叛徒,米洛斯人不得不無條件向雅典人投降。雅典人把所有俘獲的達 到服兵役年齡的米洛斯人都殺了,把婦女和小孩當作奴隸出售了。雅典人把米洛斯城據 為己有,後來派了 500 名移民定居在那裏。

修昔底德(Thucydides)

  1.2     政治現實主義的六原則 *



  1. 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政治,如普遍的社會一樣,受制於植根於人性的客觀法則。 要改善社會,首先需要理解這些社會置身於其中的法則。這些法則的運行不受我們的偏 好所左右,人們試圖對其進行的改變只會受挫。

  現實主義認為政治法則具有客觀性,也相信有可能發展出一套合理的理論體系來, 盡管這個體系不完善並具有片面性,但還是能夠反映出這些客觀法則。進而,它還相信, 在政治中可以區分真理與觀念,即區分什麽是被證據所支持的客觀事實和由推理得出的 因果判斷事實,什麽是來自脫離客觀事實而由偏見和願望思維所生成的主觀臆斷。

  政治法則植根於人類的本性,自從中國、印度和希臘的古典哲學家試圖發現這些本 性以來,它們一直都未發生過改變。因此,在政治理論中,新穎並不必然就是好東西,而 古舊也不必然就是個壞東西。事實上,對於一套假想的政治理論而言,如果人們對其聞 所未聞的話,那麽這一理論很容易產生一個違反常識而不是符合常識的結論。相反,即 使一套政治理論早在數百年前或數千年前就已成型問世——如“均勢理論”——也並不意 味著它產生的結論失效和過時。

  對於現實主義,理論包括辨別事實以及通過推理賦予這些事實以意義。它認為,一 項外交政策的性質,只有通過考察所推行的政治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可預見的後果,才能 認識清楚。由此,我們可以觀察政治家實際上正在做的事情,然後通過分析他們行為的 可預見後果,從而來推測出他們的真實目的。

  然而,僅僅考察事實還不夠。要賦予外交政策的原始素材以意義,我們必須以一種 理性的構思來接近政治的現實,這種構思類似於一張地圖,向我們指引了外交政策中的 可能含義。換言之,我們將自己置身於政治人物的位置上,必須處理特定環境下的外交 政策問題,我們問自己,在這些情景下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哪些理性的行為選項可供選 擇(假定他按照理性的方式行事),特定的政治家又將作出怎樣的取舍來。正是通過理性 的假設和客觀事實對可能發生的後果進行不斷的測試檢驗,才能賦予國際政治的現實以 理論意義。

  2. 由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幫助政治現實主義者在國際政治的原野中找到路徑的主

  要路標。這一概念把試圖理解國際政治的理論和有待解釋的事實二者聯系了起來。它將 政治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行動領域與其他領域區別開來,如經濟(以財富來定義利益)、 倫理、美學、宗教等等。如果沒有“政治理論”這個概念,不論是理解國際政治還是國 內政治,都將全無可能;沒有它,我們就無法在政治事實與非政治事實之間作出區分,也 無法賦予政治領域哪怕些許的條理性。

  我們假定政治家們都依據以權力界定的利益這一概念來思考、行事,歷史事實也對此進行了佐證。這一假定使得我們能夠追溯和預測政治家已經或將要采取的措施策略——

  過去、現在或未來。在他書寫公文時,我們越過他的肩膀觀看;他與其他政治家交談時, 我們側耳聆聽;他內心的思想,我們揣摩預測。以權力界定的利益來思考,我們想他所想, 作為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我們對政治家的想法和行為的理解甚至要好過身處政治現場的 政治家本人。

  以權力界定的利益迫使觀察者保持科學的態度,將理性註入政治的主觀事務中,從 而使得對政治理論的理解成為可能。對於行動者而言,利益概念為行動提供了理性的約束, 創造出外交政策中令人吃驚的一致性,使得美國、英國或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顯現為一種 睿智的理性連續體,盡管歷屆領導人具有不同的動機偏好以及學識和道德水準,但都呈 現出總體的連貫性。因此,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反對兩種普遍的謬論:對動機的過分 關註和對意識形態偏好的過分關註。

  一味地在政治家的動機中尋求外交政策的線索既徒勞無功,又易生誤解。之所以徒

  勞無功,是因為動機是最難以捕捉的心理現象,經常受到行動者以及觀察者的利益和情 感要素的扭曲,從而難以辨識。我們真正了解我們自身的動機嗎?我們又怎麽能真正知 曉別人的動機呢?

  然而,即使我們能夠了解到政治家的真實動機,這樣的了解對理解外交政策也鮮有 幫助,甚至可能導致我們誤入歧途。的確,對於政治家動機的把握可能對我們理解他外 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一條線索,但是我們卻不能以此線索追溯其外交政策未來的走向。歷 史告訴我們,動機和外交政策之間沒有必然和確切的聯系。這一結論同樣適用於任何道 德和政治範疇。

  我們不能從一位政治家的良好動機來推測其外交政策在道德上值得贊揚或政治上能否 成功。判斷其動機,我們可以說他不會蓄意實行不道德的政策,但對其成功的概率我們卻 一無所知。如果我們想知道他的行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素質,我們必須了解其行為本身, 而不是背後的動機。有多少時候,政治家們致力於改善和發展這個世界,結果卻使這個世 界更糟?有多少時候,他們追求某個目標,結果卻是他們既沒有預見到,也不想看到的呢?

  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還應避免另一種謬誤,即將政治家的外交政策與其哲學和 政治傾向等同起來,並且由後者推斷出前者。政治家們,特別在當代環境下,很可能養 成習慣,用其哲學或政治偏好去展示其對外政策,以便獲得大眾支持。然而,他們會像 林肯(Lincoln)那樣,將他們的“官方責任”與“個人意願”區別開來,前者是按照國 家利益來思考和行動,後者是想在全世界實現他們自己的道德價值和政治準則。政治現 實主義者不要求、也不贊成對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則的漠然冷淡,但它確實要求在希望得 到的和可能得到的之間作出截然區分:哪些是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都希望得到的,哪些 是在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才可能得到的。

  按理,並非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奉行如此理智、客觀以及不為感情所左右的過程。個性、 偏見、主觀偏好、人固有的一切智力和意誌弱點等隨機因素勢必使外交政策偏離其理性 路徑。特別是在外交政策處於民主控制的條件下,集合大眾情感來支持對外政策的需要 難免會損傷外交政策自身的理性。但是,一種致力於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論必須從這些非理性的因素中暫時剝離出來,而勾勒出外交政策的輪廓,展示經驗中所見到的理性本質, 刪除在經驗中也能見到的非理性因素……

  國際政治事實與從其本身提煉出來的理論之間的區別就像照片與油畫之間的區別。 照片顯示能被肉眼看到的一切,油畫卻並非如此,它至少會致力於顯示肉眼不能看到的 東西——人物的人性本色。

  政治現實主義不僅包含理性元素,也包括非理性元素。它認為政治現實中充滿了偶 然因素以及非理性因素,並且指出它們對於外交政策的典型影響。然而,如同所有的社 會理論一樣,它認為,為了達到理論性的理解,應該對政治中的理性元素加以強調,因 為正是這些理性元素使得現實得以能夠上升為理論。政治現實主義者所展示的理性外交 政策的理論建構是任何經驗現實都難以達到的。

  與此同時,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理性的外交政策就是好的外交政策,只有理性的外 交政策才能將風險最小化,從而將利益最大化,因而既符合審慎的道德規範,又符合政 治上對成功的要求。政治現實主義要求政治世界的圖片描述和油畫描述盡可能地相似。 它意識到好的也是理性的外交政策和事實上的外交政策之間難以避免地存在著差距,但 它認為理論應該關註於政治現實中的理性要素,而外交政策也應根據自己的道德和實踐 目的保持理性。

  因此,認為實際的外交政策經常不會或者也不能與書中的理論相符的觀點並不是在 反對該理論。那種觀點是對本書意圖的誤讀,本書並不是要對政治現實作出不加區別的 描述,而是要提出一個國際政治的理性理論。例如,現實中很難發現完美的權力均衡狀態, 這一事實非但不會導致該理論的失效,反而使人們認識到,現實情況不可能與理論完全 一致,而是必須被作為一個接近理想條件的均勢系統來加以理解和評估。

  3. 現實主義認為,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具有普遍適用的客觀屬性,但是它並不賦 予這一概念一成不變的意義。利益的觀念事實上是政治的本質,不受具體的時間地點的 影響。修昔底德從古希臘的經驗出發,宣稱“國家之間抑或個人之間,最可靠的聯系是 利益的契合”。19 世紀索爾茲伯裏勛爵對此觀點表示了認同,認為國家間“唯一持久的聯 合紐帶”在於“沒有利益的衝突”。喬治•華盛頓把利益確立為政府的普遍原則:

對人性稍加了解就會知道,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利益都是首要的指導原則;幾 乎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受此影響。公共美德能在某一時刻或某一情境下激勵人遵 循純然無私的行為原則辦事;可是,它並不足以使人持久地遵守這些社會義務的約束 和責任。很少有人能夠長期犧牲個人利益或好處而滿足公共福利。在這方面,僅僅 譴責人性的敗壞是徒勞無功的;事實就是如此,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人民的經驗都證 明了這一事實,對此,在我們不能改變人的本性之前,只能盡可能地提高人的素質。 而任何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這些原則所導出的真理之上,都將難以奏效。①

  20 世紀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此進行了呼應和進一步闡釋:

利益(物質的和意識形態的)而不是觀念,直接支配了人的行為。這些觀念所 創造的“世界意象”經常像閥門一樣決定了利益在哪條路徑上驅使人們不斷地行動。①

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哪種利益決定政治行動,將視制定外交政策時所處的 政治和文化環境而定。國家外交政策中所追尋的目標可能包含任何國家曾經以及可能追 尋的所有目標。

  這一情況同樣適用於權力概念。權力的內容以及運用方式也視其政治和文化環境而 定。權力可能包含了建立和維持對他人控制的所有事項。因此,權力涉及服務於這一目的 的所有社會關系,從身體的暴力到利用最微妙的心理聯結來建立對他人的精神控制。權 力包含了人對人的支配,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權力受到道德準則和憲法保障的約束和控制,

  而有時,權力就是一股未經馴服的野蠻力量,毫無法則可言,只是不斷地增強力量和進 行擴張。

  政治現實主義並不認為外交政策運行所處的當下環境,如高度的不穩定和持續不斷 的大規模暴力衝突威脅等,將一成不變。例如,雖然權力均勢確實是所有多元社會中的 永久特征,但是正如《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的作者們所說的,它仍然能夠在 一種相對穩定和和平的條件下運行,如同在美國那樣。如果促成這些條件的因素能夠在 國際環境中得以復制,穩定和平的相似情景也將盛行,正如它們在某些國家的大多數歷 史時期都占據著主導地位一樣。

  對於國際關系普遍特征的論述同樣適用於國家,它是當代外交政策執行的最終參考 主體。現實主義者的確相信利益是指引和判斷政治行為的持久標準,但是利益和國家之 間的當代聯系是歷史的產物,因此也必定將在歷史的進程中消失。現實主義的立場絲毫 也不反對這種觀點:分裂為國家的當代政治世界將會被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更大行為體所 代替,這與技術革命不斷發展的潛力相符,也與當代世界的道德呼籲相符。

  現實主義與其他學派的分歧集中在當代世界如何進行轉換的問題上。現實主義者相 信這種轉換只有通過巧妙駕馭各種永遠存在的力量才能實現,這種力量改變了過去,也 將改變未來。它們不相信面對著按照自己法則運行的客觀政治世界,我們可以完全忽略 其內在的法則,而通過一種抽象的理念就能使其發生轉變。

  4. 政治現實主義明白政治行動的道德意義。它意識到成功的政治行動和道德需求之 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衝突。它無意掩蓋或抹殺這種衝突,使得赤裸裸的政治事務顯得比 實際情況在道德上更讓人滿意,抑或使道德法則顯得比實際情況更缺少感召力,從而使 得政治事務和道德事務混淆起來。

  現實主義堅持認為,普遍的道德原則不能以它們抽象的普遍形式應用到國家身上, 而是必須經過具體時間和地點環境的過濾。一個單獨的個人可能會說:“即使世界滅亡,也要捍衛正義”,但是國家卻無權以它所管轄的人民的名義這麽說。個人和國家都必須依 據普遍的道德原則來判斷政治行為,如自由的原則。然而,個人具有通過犧牲自己來捍 衛道德原則的權利,國家卻沒有,因為在道德上不滿侵害自由的行為而阻礙其成功地完 成政治行動,對國家而言,國家的生存是其首要的道德原則。沒有審慎就沒有政治道德 可言。因此,現實主義認為,審慎原則——仔細衡量不同政治行動的後果——是政治中最 崇高的道德。抽象的倫理根據是否符合道德法則來判斷其行動,而政治倫理則依據其政 治後果來判斷其行動。古典和中世紀的哲學深諳於此,正如林肯所言:

我以自己所知道的最好方式、盡最大的能力、堅持不懈地做到最後。如果結果 證明我是對的,所有對我的反對就不值一提。如果最後證明我是錯的,即使十個天 使發誓說我是對的也無濟於事。

5. 政治現實主義拒絕把某個特定國家的道德追求等同於普世道德準則。正如現實主 義對真理和觀念加以區別一樣,它對真理和盲目崇拜也加以區別。所有國家都禁不住誘 惑——很少有國家能夠長期抵住這種誘惑——去以普世的道德目標來掩飾自身特定的目標 和行動。知道國家受道德法則的約束是一回事,而假裝確信國家間關系中什麽是善什麽 是惡,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認為所有的國家都將受到上帝的審判,和認為上帝總是站在 自己的一邊、自己的意願也必然是上帝的意願之間具有天壤之別。

  把某一特定的民族主義和上帝的旨意簡單等同起來,在道德上是難以站得住腳的, 希臘的悲劇作家們和《聖經》中的先知們已經提醒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們應該註意和警惕 這種傲慢的罪惡。這種等同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為它可能以道德法則、意識形態或上 帝的名義扭曲人們的判斷,從而以十字軍式的盲目和狂熱對國家和文明進行破壞和毀滅。

  另一方面,正是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使我們得以避免這種道德的狂熱和政治的愚 鈍。因為如果我們把包括自己的國家在內的所有的國家都看作是一種追求以權力界定的 利益的政治實體,那麽我們就能夠以公正的態度對待所有國家。這種公正包含雙重意義: 我們能夠像評判我們自己的國家一樣評判其他國家,因此,我們所追求的政策在保護和 促進我們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能尊重他國的利益。這種政策上的適度也會體現在道德判 斷的適度上。

  6. 政治現實主義和其他思想流派之間的區別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影響深遠的。政治 現實主義無論怎樣被誤解和誤讀,其對政治事務鮮明的學術和道德態度卻是無可否認的。 從學術上講,政治現實主義者堅持政治範疇和經濟、法學、道德一樣具有自身的獨

  立性。他們通過權力來界定利益,正如經濟學家通過財富來界定利益,律師則考慮是否 符合法律規則,倫理學家考慮是否符合道德原則。經濟學家會問,“這項政策會如何影響 到整個社會的財富,或部分人的財富?”律師會問,“這項政策是否符合法治精神?”倫 理學家會問,“這項政策是否會符合道德原則?”而政治現實主義者問的是,“這項政策 會如何影響到國家的權力?”(或者是因情形而定的聯邦政府、議會、黨派、部門的權力 等等。)

  政治現實主義意識到除了政治範疇外其他思想標準的存在和相關性。但是作為政治現實主義者,他必定將這些標準置於政治標準之下。當其他流派將其他範疇的標準強加

  於政治範疇之上時,現實主義就與他們分道揚鑣了。

  現實主義維護政治領域的獨立性,不受其他思想流派的顛覆,這並不意味著對其他 思想流派的存在性和重要性的忽視。而是說,每個流派都有自身適合的範疇和功能。政 治現實主義的出發點是人性的多元化。現實的人是一個“經濟人”(economic man)、“政 治人”(political man)、“道德人”(moral man)、“宗教人”(religious man)等等的復合體。 若一個人僅僅是“政治人”,那將是一頭野獸,因為他完全缺乏道德的約束;若一個人僅 僅是“道德人”,那將是一個白癡,因為他完全缺乏審慎之計;若一個人僅僅是“宗教人”, 那將是一位聖人,因為他完全沒有世俗的欲念。

  政治現實主義意識到多元化人性的存在,也意識到為了理解其中之一就必須進行專 門的研究。也就是說,如果我想了解“宗教人”,我必須暫時從人性的其他方面抽離出來, 把宗教特性當作人類的唯一特性來進行研究;進而我必須運用到宗教範疇的思想標準,同 時隨時註意到其他標準的存在,以及他們對人類宗教特性的實際影響。在人性的所有領 域都是如此,例如,沒有一個現代經濟學家會以非經濟學的方式去思考他的學科以及此 學科和其他學科的關系。正是通過從其他思想標準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以及發展出一條 切合主題的標準,才使得經濟學成為一門專門關註人類經濟活動的理論。促進政治學取 得和經濟學類似的發展成就,正是政治現實主義的目標。

  基於這些原則之上的政治理論不能獲得廣泛一致的贊同,這是事物的本質使然,外 交政策同樣如此。理論和政策之類的東西和我們文化中的兩股潮流相悖,這兩股潮流不同 意客觀理性的政治理論所設立的假設和推論。其中一股潮流從 19 世紀的經驗和哲學出發, 蔑視社會中權力的力量,我們隨後將對此展開更詳細的討論;另外一股潮流反對現實主義 理論和政治實踐,是基於對人的思想和政治範疇所存在和必須存在的關系的認知。在日 復一日的實踐中,人們的思想不能承受直面政治真相之重。它必須掩蓋、扭曲、弱化和 修飾真相——越是這麽做,個人就越會積極地加入到政治的進程之中,尤其是國際政治的 進程。作為一種政治動物,只有在政治本質和他在政治舞臺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欺騙自己, 他才能對自己和同胞都感到心安理得。

  因此,作為一種試圖理解國際政治是什麽以及內在本質是什麽,而不是人們所希望 得到什麽的國際政治理論,不可避免地要克服上述心理上的這種抗拒感,而大多數其他 學派並無此困擾。

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1.3 對摩根索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的批判 *



  人之所以高於動物,不是因為能夠賦予生命,而是因為能夠危及生命:正是基於 此,人類中間處於強勢的性別不是生育生命的性別,而是殺害生命的性別。

  ——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①

國際政治是一個男性的世界,充滿了權力和衝突,戰爭更是普遍盛行。外交、軍事 以及國際政治這些領域傳統上都由男性主導。一直以來,女性很少加入到專業外交家或 軍人的隊伍中,只有少數女性研究國際關系專業,但其中也很少是研究安全領域的。研究 國際關系的女性政治學者一般傾向於關註國際政治經濟、南北關系以及分配正義等領域。 今天,在美國,參與軍事和外交領域的女性已經大大增多,但是在軍事領域的高層

  或外交政策的決策層還是鮮有她們的身影。② 一個顯著的例外是,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美 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妮•柯克帕特裏克(Jeane Kirkpatrick),她曾經把自己描述為“男人世 界中的一只小鼠”,盡管她具有強勢的、權威性的公眾風格和保守的特征,她仍然認為自 己在外交事務中得不到男性同事的尊重或註意。③

  珍妮•柯克帕特裏克的故事顯示了在高級政治範疇,女性所經常遭遇到的性別歧視。 然而,關於女性是否強大到可以按下核按鈕的疑慮(該問題的提出,是當時帕特裏夏•施 羅德[Patricia Schroeder]退出 1988 年總統競選時,被媒體拍攝了一張淚流滿面的她依偎 在丈夫的肩膀上哭泣的照片),顯示出女性加入到軍事或外交決策領域更深層次的障礙。 核戰略充滿了權力、威脅、武力和威懾等這些詞匯,具有明顯的男性標記④;而女性留給 人的印象缺乏上述詞匯所引發的特征。盡管女性正在逐漸加入到公共政策的領域中來, 她們卻更樂於處理一些類似社會福利的國內事務,這與她們的溫和特征更相符。另一方面, 盡管女性經常因為對國家安全政策的異議而被貼上天真、無知甚至不愛國的標簽,但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和平示威的隊伍中來,這也顯示出女性並非對戰爭與和平的事宜漠

  不關心。 在該章節,筆者將探討該問題:為什麽國際政治被認為是男性的世界?為什麽女性的

  意見在外交政策決策、軍事以及國際政治的學科中都很少得以體現呢?由於這個領域的 有些東西對女性來說既無趣也無味,筆者主要集中於討論這門學科本身,而不去探討如 何消除障礙使得女性能夠占據一些更高的職位。如上所述,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環節都由 男性來承擔。如果主要由男性對這些外交事務進行描述以及建構理論來解釋國際體系的 運作的話,那麽是否會在國際關系的學科領域中也主要呈現出男性的視角?如果這是事 實的話,可以推論出對女性的排斥不僅是性別歧視的層面,而且是通過這種自我選擇的 進程,我們逐步接受了國際關系的教育。

  現實主義傳統觀點顯示了國際關系的學科是基於一種男性的世界觀,為了對此命題 進行探討,筆者將針對漢斯•摩根索在其經典著作《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中提出的六原則展開討論。筆者將借鑒女性主義理論中的觀點來表明摩根索對國際政治 的描述、解釋以及開處方的方式都是一種男性的視角,進而將表明女性理論如何以特定 方式幫助我們從女性的視角去認識和概念化這個世界,以及形成國際關系的女性主義認 識論。在結論環節,筆者重新勾勒了摩根索的六原則。當今現實主義的一些男性批判者 提出了同樣的關於現實主義的問題。然而,在論述的過程中,筆者希望把國際關系理論 逐漸發展起來的批判視角和對國際事務感興趣的女性學者聯系起來。在這門學科中增加 女性的視角能幫助國際關系學科更能被女性學者和實踐者所接受。



  漢斯•摩根索政治現實主義的原則:一種男性的視角?

之所以集中討論漢斯•摩根索政治現實主義的六原則,是因為它們代表了當代現實主 義最重要的成就,美國的幾代國際關系學者和實踐者都深受其影響。盡管摩根索經常由 於缺乏科學嚴謹性和含糊不清而備受爭議,但是這六原則還是深刻地影響了 1945 年以來 西方大多數國際關系學者和實踐者思考國際政治的方式。①

  摩根索的六原則可以歸納為如下:

1. 政 治,如 普 遍 的 社 會 一 樣,受 制 於 植 根 於 人 性 的 客 觀 法 則,並 且 恒 久 不 變,

  因此發展一套反映這些客觀法則的理性理論是可能的。

  2. 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政治現實主義者在國際政治的原野中找到路徑的主 要路標,它對國際政治的主觀事務中註入了理性秩序的要素,從而使得政治的理論 理解變得可能。政治現實主義強調了理性、客觀化和非情緒化。

  3. 現實主義假定,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具有普遍適用的客觀屬性,但是它並 不賦予這一概念一成不變的意義解釋。權力是人對人的控制。

  4. 政治現實主義意識到政治行動的道德意義。它也意識到道德需求和成功政治 行動需求之間的內在緊張。

  5. 政治現實主義並不把某一特定國家的道德訴求等同於普遍的道德準則。以權 力界定的利益概念使我們得以避免道德的狂熱和政治的愚鈍。

  6. 政治現實主義者主張政治領域的獨立性,他會問,“這些政策是如何影響國家 的權力?”政治現實主義者的出發點是人性的多元性。一個人僅僅是“政治人”,那 將是一頭野獸,因為他完全缺乏道德的約束。但是,為了保持政治行動的自主性,“政 治人”必須從人性的其他方面抽離出來。①

筆者無意說摩根索對國際體系的描述是不正確的。然而,筆者認為這種對國際體系 的描述是不全面的,因為它對人性的假定主要是男性特征,是片面的。首先,有必要對 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作出界定。根據大多數女性主義理論家的觀點,男性特征和女性特 征的差異都不是由生理因素決定的,而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類別特征,因時因地而異。在 西方,許多概念的二元屬性在女權主義者和非女權主義者看來,都是用來描述男性和女 性的差異,如客觀性和主觀性,理性和情感,心靈和肉體,文化和自然,自我和他者或 者自主性和關系性,認識和存在,公共和私人等等。②在美國,有人曾經對許多不同的社 會經濟群體進行過心理測試,證實個體都存在著這種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這種二元性的 心理感知,而且與男性相關的差異特征既得到男性也得到女性更高的評價。③然而,這些 特征都是一種模式化思維,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它們並不必然是對個體男性或個體女性的 描述,個體人可能具有異性的特征和思維模式。

  摩根索使用了上述界定的與男性特征相關的詞匯,斷言基於植根於人性的客觀法則, 發展出一種理性的(非情緒化的)國際政治理論是可能的。自從摩根索在 1948 年出版了 他的第一版《國家間政治》以來,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者研究議程很重要的一部分都是 在探求建立一種類似於自然科學模式的國際政治的客觀科學。伊夫林•福克斯•凱勒(Evelyn Fox Keller)在對自然科學的女性主義批判中,指出大多數科學群體都分享著“一種假定, 認為他們所研究的世界是可直接探入的,由概念表述的,由邏輯和事實而不是由語言所 塑造的。”④ 基於這種科學觀,客觀法則“超越了語言的相對性。”和大多數女性主義學者一樣,凱勒對這種科學觀進行了駁斥,認為其將一種強制性的、等級式的、遵奉式模

  式加諸於科學研究之上。一般而言,女性主義者對發現知識客觀普遍的基礎持懷疑態度, 而摩根索認為這是可能的。她們認為,知識是社會建構的:因為是語言傳遞了知識,所以 語言的使用過程和它對客觀性的宣傳都必須不斷地受到質疑。

  凱勒認為,我們文化中經常界定的客觀性和男性特征是密切相關的。她認為這一過 程是“一套相互作用的互動網絡,包括性別形成、客觀性和男性等同的信仰體系以及一 系列把科學的和男性化的東西等同起來且相互界定的文化價值觀。”①凱勒認為,自我和 他者的分離是男性性別特征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與客觀性概念二者聯系了起來。轉入 科學研究領域,這就是對主體和客體分離的追求,這是現代科學的一個重要目標,這就 是根源於對控制欲望的需求;因此客觀性也與權力和統治相關。

  控制欲是現代現實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激勵因素。為了尋求一種客觀、理性的國際 政治理論,將秩序強加於這個混亂不堪、矛盾重重的世界,摩根索提出了抽象的“政治人” 假設,即一個完全缺乏道德約束的野獸。摩根索深知,真實的人,就像真實的國家,既 有道德性也有獸性,但是國家不會遵守那些普遍的道德準則,因為其他國家的不道德行為, 會使按照道德準則行事的國家註定失敗。為了解決這種內在的矛盾,摩根索構建了一個 國際政治的場域,其中“政治人”的非道德行為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審慎之計。這是 一個霍布斯式的世界,與國內的秩序社會兩相分離,而且截然不同。國家可能像野獸般 采取行動,這是因為生存依賴於權力的最大化以及敢於戰鬥的意願。

  在對人的政治性進行長期論辯後,大多數女性主義理論家拒絕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治 場域並在其中劃定可允許的行為模式。正如凱勒所言,“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不僅 界定和守衛了政治場域的邊界線,而且也有助於形成政治的特定內涵和形式。”②摩根索 的“政治人”正是基於對於人性的部分表象而社會建構的產物。人們可能會質疑在霍布 斯的自然狀態中,女人的位置在哪兒;如果生命要延續下去的話,她們肯定會從事生育和 撫養孩子的工作,而不是戰爭。③摩根索對國際體系中衝突一面的強調,助長了一種其他 現實主義者同樣持有這種觀點的傾向,即弱化了國際體系中合作和再生產的一面。④

  實際上,摩根索對國際權力政治非道德性的建構是在努力消弭普遍的道德原則和成 功的政治行動之間的內在矛盾,國家行為體利用道德作幌子,為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 而辯護。摩根索的普世道德是一種抽象的最高級的道德形式,類似於黃金法則,對此, 國家很少遵守,相反,國家行為體遵守的是一種自我利益主導的工具理性。

  摩根索對道德的等級劃分類似於心理學家勞倫斯•柯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觀點。柯爾伯格對 84 個美國男孩的道德發展進行研究,發現人類道德發展的最高階段(他 稱之為“第六階段”)是認識到抽象普遍正義原則的能力,其下(第二階段)有工具道德, 關心謀求自身的利益同時也意識到他者也具有自身的利益。這兩階段之間是一種人際道 德,具有情景性,其特征在於對他人的需要具有敏感性(第三階段)。①

  在對柯爾伯格的道德發展階段進行批判時,卡羅爾•吉利根(Carol Gilligan)指出, 這都是基於一種對道德概念的男性化理解。在柯爾伯格的發展階段中,女性很少超越第 三階段,或稱情景性階段。吉利根認為這並不是低劣性的標誌,而是差異性的表現。由 於女性經過社會化,形成一種以情景性和描述性來思考問題的模式,而不是正式的和抽 象的模式,因此女性更傾向於在情景中看待問題而不是抽象地去看待問題。②在國際關系 中,正如摩根索那樣,要麽通過抽象的、普遍的和無法企及的道德標準來思考道德,要 麽以純工具性的方式來思考道德,這將會弱化我們對文化差異的容忍能力以及求同存異 地建立共同體的潛力。

  通過使用女性主義文獻的種種例子,筆者已經表明摩根索嘗試建立一種客觀的普遍 的國際政治理論,是根植於對人性以及道德的前提假設,這些在現代文明中都與男性特 征是聯系在一起的。摩根索的六原則並不能構成一個普遍客觀的國際政治理論的基礎, 對這一說法的支持也隱含在他的一些論述中,如他指出了“法理主義—道德主義”或世 界政治理想模式的失敗,而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也基本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歸咎於道德的誤用,如綏靖政策,摩根索對成功政治行動開出了現實主義的處方,這一 處方似乎針對的是 20 世紀 30 年代所犯的錯誤,而不具有永久的適用性。

  如果摩根索的世界觀帶有二戰創傷的烙印,那麽隨著我們的時代離“二戰”越來越 遙遠,他的處方是否還有效?如同其他現實主義的批判者,筆者也認為,在一個快速變 化著的世界,我們必須開始尋求一種有別於摩根索處方的行為模式。由於大國之間的任 意一場戰爭都可能升級為核戰,依靠增加權力來增加安全的行為可能是自殺性的。③而且, 如果繼續如摩根索和其他現實主義者所言,將國家作為國際體系中的主要構成單位,也 不再能夠應付從經濟的相互依賴到環境的惡化等越來越多的多重問題。女性主義理論能 否建構一種替代性的、具有女性視角的國際政治觀,從而幫助我們針對國際政治問題尋 求到更恰當的解決方案呢?

  關於國際關系的女性主義觀點?

如果我們描述現實的方式對感知外在世界和行動的方式將產生重大影響,那麽新的 視角可能引導我們考慮新的行為方式。懷著這一信念,筆者首先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對國 際關系中兩個重要概念:“權力”和“安全”進行考察,進而討論衝突解決的女性主義路徑。

  摩根索對權力的界定,即人對人的控制,典型地表現了國際關系中對權力的界定方式。 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認為,這種把權力等同於控制的定義是與男性主義相關聯 的,因為權力的行使經常是一種男性活動:很少有女性在公共領域行使合法權力。哈索克 稱,當女性描述權力時,她們強調的是精力、能力和潛力。她註意到女性理論家,即使 她們之間在其他方面鮮有相似之處,但對權力的界定卻具有相似性,都不贊同將權力等 同於控制的理解。①

  在描述權力的著作中,女性主義者經常援引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話,把

  權力界定為一種協同行動的能力,或者說與具有相同關切的他人采取聯合行動的能力。② 這種權力的概念定義類似於心理學家大衛•麥克萊蘭(David McClelland)對女性權力的描 述,是共享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③簡•雅克塔(Jane Jaquette)認為,由於女性很少使用 脅迫性工具,她們更願意依靠說服性權力;她把婦女的家庭內活動比喻為聯盟建設。④

  上述所有作家都把權力表述為一種相互使動的關系。將女性權力的界定和國際關系

  聯系起來,雅克塔註意到在國際體系中處於弱勢位置的小國戰略和女性的說服戰略之間 具有相似性。也有其他的國家行為包含了聯盟建設的女性戰略,如南部非洲發展協調委 員會(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SADCC),其宗旨在於通 過相互合作和集體自力更生,建設地區內的基礎設施,以便減少對南非經濟的依賴。另 外一個例子就是歐洲共同體(the European Community),在促進該地區的相互合作方面取 得了巨大的進展,這是難以從該地區的歷史中預測到的。⑤然而,國際關系中的合作性結 果鮮少用“權力”等詞眼來描述,僅有的例外是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在多元安全 共同體的論述中,把權力和共同體建設能力聯系了起來。⑥當然,這並不是否認權力作為一種控制能力在國際關系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同時不容忽視的是,當權力僅僅被看作是 一種控制能力時,國際關系中的許多合作現象就被弱化了。思考權力的多重維度有助於 我們建設性地思考除衝突之外的合作潛能,這通常被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貶低和淡化 了。

  女性主義理論對國際關系新思考的另一方面貢獻表現在對國家安全的重新界定上。① 在西方,國家安全的概念傳統上與軍事實力和保衛本國國土免受外部威脅緊密相連。摩 根索的“保衛以權力界定的國家利益”概念與此定義就相吻合。但是這種國家安全的傳 統定義最多也只是反映了當代世界的部分現實。②技術先進的國家之間也是相互依賴的, 因為武器的效果對勝者和敗者都將產生同樣殺傷性的影響。對於它們而言,以戰爭作為 最終的訴求來保衛國家的安全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而且,如果從南北關系而不是從東西 關系思考安全問題,世界上大多數人口的安全問題不僅和軍事威脅相關,而且和基本物 質需求的滿足相關。根據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的“結構性暴力”概念,一個人 如果因為出生地的緣故而僅有較短的預期壽命,那麽這就是一種暴力形式,其效果和戰 爭一樣具有殺傷性。③

  基本需要的滿足和女性大有關系,但是直到最近,女性作為基本需要的提供者的作用, 連同她們在更廣泛的發展方面的作用,才作為發展戰略中的重要環節得到重視。④傳統的 發展方面的文獻都集中於公共領域的發展,技術上錯綜復雜,通常都由男性主導。思考女 性在發展中的作用以及把女性的角色和需求融合進我們對發展和基本需求滿足的定義中, 這都是國際日程中應處於優先位置的議題。然而,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中重秩序優於公平, 對此很少涉及。

  在更廣泛意義上,對國家安全存在更進一步的威脅的是環境問題,這也是傳統國際 關系議程上所忽略的部分。卡羅林•麥錢特(Carolyn Merchant,又譯卡洛琳•麥茜特—— 譯者)認為,現代科學中機械的自然觀促進了工業和技術的發展,造成了引發全球關切 的環境破壞。在麥錢特對其《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所作的序言中,她說道,“女 性和自然有一種悠久而古老的聯系——一種體現在文化、語言和歷史之中的親和。”⑤因 此她認為,應對環境威脅的生態運動和婦女運動是緊密相關的,它們都強調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不是對自然的控制,都把自然視為活生生的非等級實體,其中的每個部分都與

  整體相互依賴。和許多女性主義學者一樣,生態學家現在都建議只有世界觀產生根本變革, 人類這個物種才能熬過它對環境造成的巨大破壞而得以生存下去。

  從相互依賴的角度思考軍事、經濟和環境安全,表明我們有必要尋求新的衝突解決方 案,以實現互利互惠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結果。一種方案來自於薩拉•魯迪克(Sara Ruddick) 關於“母性思維”(maternal thinking)的論述。①魯迪克認為母性思維主要體現為生命的維 持和孩子的撫養。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該目標的家庭環境,就必須建立和諧氛圍,避免可 能的衝突,用非暴力的方式解決衝突,而且在衝突結束後能夠重建共同體。在這一氛圍中, 解決衝突爭執的方式重於衝突所爭執的目標。衝突解決的方式包括依據具體情景而作出不 同的判斷,而不是求助於絕對的標準,這與吉利根的女性道德的定義有共通之處。

  家庭內部衝突的非暴力解決已經成為一種公認規範,而在公共領域對衝突的消極應 對卻被認為是離經叛道。正如魯迪克所言,母親們對衝突的和平解決方式經常難以擴展到 敵人的孩子身上,這也是為什麽婦女們經常支持男人的戰爭的原因。②對魯迪克而言,問 題就演變成如何在公共領域培養這種母性思維模式,她相信這種思維模式在男性和女性 身上都能找到。魯迪克認為,在核武器時代,當勝者和敗者難以區分時,在對手身上找 到一種共有的人性構成了生存的前提條件。③國家行為體經常把敵國描繪為非人性的,從 而加強本國人民的忠誠度和本國的合法性,這種行為在核武器時代可能是自我毀滅式的。 我們或許也可以到吉利根的著作中去尋找另一種針對衝突解決的女性視角。吉利根

  在對操場上美國女孩和男孩的行為研究中發現,女孩比男孩更不容易接受一些高強度衝 突,更願意參與一些輪流玩的遊戲,遊戲中一方的勝利並不意味著另一方的失敗。④盡管 吉利根的研究並沒有把對其他影響群體態度的因素考慮在內(如種族、族群、經濟或民族), 但是它確實表明了下述科學研究的正當性,即考察女性是否被社會化為使用不同的問題 解決模式來解決衝突,以及這種行為是否對國際關系衝突的解決具有積極的意義。



  通向國際關系的女性認識論之路

筆者深知不存在單一的女性主義認識路徑,而是有許多出自不同的學科和知識傳統 的路徑。但這些不同的女性主義文獻中存在著共通之處,從而幫助我們勾勒出一種國際關系的女性主義認識論。摩根索鼓勵我們從現實世界中後退一步,去構建一個具有普遍 適用性的理性框架或地圖。相反,上述的女性主義文獻強調聯系性和偶然性。凱勒主張 一種稱之為“動態客觀性”(dynamic objectivity)的知識系統,“我們周圍的世界具有獨立 的統一性,但是這種統一性包含了、實際上也依賴於我們與世界的聯系性。”①凱勒在她 對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的研究中闡述了這種思維模式。麥克林托克 關於基因變換的著作在被科學界邊緣化多年以後,最終獲得了諾貝爾獎。②在凱勒看來, 麥克林托克是一位尊重世界復雜性、多元性和個體差異性的科學家,這種方法論使她能 夠描述而不是強加解釋於客觀世界。

  凱勒對麥克林托克科學理論的描述與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非洲世界觀”

  (an African world view)描述有相同之處。③哈丁告訴我們,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中“理性經 濟人”、“個體主義”和“財富最大化”等概念,類似於作為現實主義理論根基的“理性 政治人”概念,這些在非洲的世界觀中都毫無意義,因為在他們看來,個體是社會秩序 的一部分,在秩序之內行事而不是作用於秩序。哈丁認為這種人類行為觀和女性主義存 在著相同之處。如果我們把這種人類行為觀和麥錢特的整體主義觀結合起來,強調事物 之間的聯系,就有助於我們以一種更全球主義的世界觀來思考問題,這種思考尊重文化 的多元性,同時也意識到不同文明之間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從而使得民族國家體系所 樹立的排他性思維模式過時。

  凱勒的“動態客觀性”、哈丁的“非洲世界觀”、麥錢特的“生態學思維”都向我們 指引了一個方向,那就是將“他者”看作是一個主體,其觀點和我們的一樣都具有合法 性,而這在國際關系的研究歷史中很遺憾地被忽略了。凱勒提醒我們女性主義理論的構 建不能具有排他性的思維,哈丁提醒我們不要建立一種圖式,使人按照種族、性別或階 級獨立起來,這些都源自於社會統治的思想圖式。女性主義學者一般反對兩分法、抽象 思維所要求的主體和客體的分離,她們認為,二者都滋長了國際關系研究中典型的“我們” 和“他們”的對立態度。相反,女性主義文獻認為,我們應該構建一種註重模糊性和差 異性的認識論,這對我們構建一種人性化的或無性別差異的、既包含男性思維也包含女 性思維的國際關系理論大有益處。



  摩根索政治現實主義的原則:女性主義的重構

本文的第一部分用女性主義理論對摩根索政治現實主義的原則進行了批判,以便表 明國際關系的理論和實踐中都存在著男性偏見。第二部分表明了女性主義理論有助於國 際關系中一些重要概念的重構和女性認識論的思考。基於以上研究,結論部分將展示女性主義對摩根索政治現實主義原則的重構,這有助於我們對國際關系進行重新思考。筆者

  將不使用現實主義這一術語,因為女性主義認為現實具有多重特征:一幅真正現實的國際 政治圖景必須承認:國際政治中既存在衝突要素,也存在合作要素;既有權力政治要素,也 有道德要素;既有秩序的追求,也有正義的訴求。①這一重構有助於我們從多維角度去思考。

1. 女性主義視角認為,文化中所界定的客觀性經常與男性主義聯系在一起。因此, 所謂人性的“客觀”法則都是基於一種局部的、男性觀點的人性觀。人性既包括男 性的一面,也包括女性的一面;它包含了政治控制要素,也包含了社會再生產和發展 要素。“動態客觀性”使我們註意到客觀性更多存在著相互聯系的一面,而較少存在 著控制的可能。

  2. 女性主義視角認為,國家利益是多維度並具有情境依賴性的,因此,不能僅 僅以權力來界定。當今世界中,全球性問題復雜交錯,既包括核戰爭,也包括經濟 福利和環境惡化等,對此需要的是一種合作性方案,而不是零和博弈式的解決方案, 這符合各國的國家利益。

  3. 權力不能被賦予一個普遍有效的定義。作為統治和控制的權力表現了男性主 義的一面,卻忽視了集體使動的可能性,而這往往體現了權力中女性主義的一面。

  4. 女性主義視角否定了把道德需求和政治行動分離的可能性。所有的政治行動 都具有道德意義。現實主義議程中通過權力的途徑實現秩序最大化,這是把對秩序

  的道德訴求淩駕於公平之上,淩駕於為保證社會再生所必需的基本需要的滿足之上。

  5. 女性主義視角一方面承認某一特定國家的道德需求不能等同於普遍的道德準 則,另一方面尋求發現人類追求中共有的道德元素,從而為減少國際衝突、建立國 際共同體奠定基礎。

  6. 女性主義視角否定了政治範疇的自主性。由於西方文化中自主性是和男性主 義聯系在一起,因此構建一種並非基於人性多元化的世界觀的學科努力是片面的和 男性主義的。圍繞一個狹窄定義的政治範疇去構築邊界,就是以一種排斥女性關切 和女性研究的方式來規定政治。

構建女性主義的替代性解釋並非否認摩根索觀點的正當性。然而,如果我們要把國 際政治變成一門無性別的或人性化的科學,其中既包括男性視角也包括女性視角,我們 就必須把女性視角帶入到國際關系中來,這是不可忽略的階段。這種包容性思維,正如 波伏娃所言,註重生命的危情,也珍惜生命的賜予。當今世界中,戰爭技術和脆弱的自 然環境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只有當女性在學科中得到充分表達,男性和女性貢獻得到平 等尊重時,一種無性別的、人性化的學科才可能出現。

J.•安•蒂克納(J. Ann Tick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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