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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作者:余永定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和訊讀書
  資本項目自由化並非歷史潮流,沒有站得住腳的經濟理論可以證明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資本項目自由化的主張與其說是建立在科學論證和歷史經驗基礎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對於某種意識形態的篤信基礎之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除了在中國,當今世界上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的觀點是:沒有理由一定要把資本項目自由化當作經濟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之一;是否應該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和如何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必須視具體情況而定。

  1993年,中國政府首提“實現人民幣可兌換”。1994年,中國對外匯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第二款、三款、四款的義務,實現經常項目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中國政府希望在此後5年左右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但中國政府還未來得及給出資本項目可兌換時間表,亞洲金融危機就爆發了。資本項目下人民幣貨幣可兌換計劃被擱置。

  2003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正式重新提出資本項目可兌換問題:“在有效防範風險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地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

  在2002—2009年,中國共出臺了資本賬戶改革措施42項,進一步放寬了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課題組:《我國加速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2010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決定將“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目標寫入“十二五”規劃。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政策意向:“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不難看出,一方面,在實踐中,中國堅持漸進的方針,對待資本項目自由化是相當謹慎的。至於這種自由化是否改善了中國的資源配置、增進了中國的國民福利則又當別論。另一方面,在理念上,中國不僅把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作為改革的目標,而且是念茲在茲。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關於金融改革的相當一部分文字是有關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其中的關鍵兩個字是“加快”。對於“加快”一詞應作何種解讀?中國資本項目的開放度實際上已經不低,根據外管局資料,在7大類40項資本交易項目中,在中國只有10項不可兌換,除個人直接跨境投資、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資本交易都有正規渠道。中國的資本管制主要是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即通過QDII和QFII等限額體系對短期跨境資本的投資主體和投資額度進行控制。坊間一直傳說,央行計劃在2015年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如果“加快”意味著在2015年,或2020年以前中國將取消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入的管制,我們就不得不表示憂慮了。

  2015年6月15日以來,中國股市的暴跌充分顯示中國金融市場還遠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我們的金融管理當局也並非像想象中的那樣“無所不能”。如果中國此時已經完全開放了資本項目,對跨境資本流動已經沒有任何控制(或基本沒有控制),我們將會面臨一種什麽樣的局面?

  中國是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終有一天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人民幣終有一天會成為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或主要儲備貨幣之一,或主要儲備貨幣的主要構成部分)。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是人民幣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因而,中國終有一天會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基於這種邏輯,我支持根據實際的需要和可能逐步開放資本項目,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換。但我同時確信,中國沒有理由為了一些想象中的——充其量是高度不確定的好處,在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忙開放資本項目,甘冒與之隨行如影的種種巨大風險。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如果有人問:“中國最容易在什麽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我會毫不猶豫地說:“過早的資本項目全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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