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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賈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供給側”可說是2015年年末以來的中國經濟熱詞。2015年12月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打造經濟升級版的客觀要求。然而,許多人可能對“供給側”了解並不多。

  為什麽今天的中國經濟要強調“供給側”改革呢?

  “供給側”在經濟學領域雖然並不是一個新鮮詞匯,但一直沒有受到足夠重視。我在2013年和同道者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對經濟學界關於“供給側”的認知變化感觸頗深。

  在過去的需求管理理論中,掌握好投資、消費和進出口這“三駕馬車”就認為可處理好經濟運行的動力問題。金融危機衝擊下,在一線承擔決策責任的一些領袖人物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為什麽沒有經濟學家稍微清晰一點地對我們做出預警?相關的反思中,首先要看到已有經濟學理論的不足,應比較直率地指出:主流經濟學的認知框架其實是不對稱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存在著一種共同失誤,他們在理論框架裏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後更為強調的只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他們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和供給側的共同問題。

  僅將“三駕馬車”放在需求側看待,這一認識並不完整。比如,僅從需求側看消費,就帶有過強的靜態特征和認識局限,許多新消費動力的產生並非因為消費需求發生了變化,而恰恰是對消費的供給發生了變化。比如以手機產品為例,在還沒有被發明出來前,是完全沒有這一塊消費需求存在的。在這種新興產品投放市場後,直接的表現就是供給側變化使需求側產生了相應增量,這僅從需求側無法觀察到。

  在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是同時存在的一對關系。總體而言,政府的需求管理是總量管理,側重於在反周期概念下,各個年度短期視野內調節經濟生活中銀根的松和緊、施行總量的刺激或收縮。供給管理則更多地著眼於中長期和全局的發展後勁,考慮不同角度的結構優化,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兼顧一般、協調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給問題,把物質生產力要素與人際生產關系變革打通來尋求優化方案,顯然,供給管理的復雜程度遠遠高於需求管理。

  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衝擊的實踐來看,我國在“反周期”總量調控為主的需求管理軌道上,繼續可用的調控手段和作用空間已明顯受限,僅以短中期調控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亟須註重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供給側,如何組織實施政府“理性的供給管理”。

  當前,按照“新常態”概念看,經濟運行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需要在運行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後對接“增長質量提升”境界,而且盡可能長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長平臺。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麽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需要建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

  在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作用和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我們迫切需要以創造新供給來引領釋放新需求,通過著力改善供給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特別是通過改進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我所在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已努力進行了多年的供給側研究。我們認為中國最根本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下的轉軌,首先是作為一種制度供給,支持了前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又異常艱巨。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供給側創新的“攻堅克難”。

  支持經濟增長特別是長期增長的要素,所謂“動力源”,在理論上分析主要是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制度。主要的國際經驗都表明,各個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面三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容易比較多地生成和體現出來。一般經濟體在發展過程的初期與“起飛”階段中,強調所謂“要素投入驅動”、體現為粗放發展,是和這有關的。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後面兩項即科技創新、制度方面,可能形成的貢獻會更大,而且極為關鍵。時下熱議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就是指後面這兩項能夠給予的新支撐。

  所以,中國新時期的增長動力構建,實際上是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發展過程中經濟生活供給側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規律地優化形成升級版的混合動力體系。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這幾大要素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約,特別是使後兩項要素更多貢獻出對前三項要素的動力替代效應,進一步釋放經濟社會微觀主體的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也即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落在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上。

  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我們要追求“追趕—趕超”、後來居上的現代化。過去我們更多依靠“後發優勢”,現在必須努力轉為更多地爭取供給側發力的“先發優勢”,這樣一個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即在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要在政府履行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結合,特別是把理性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規劃及中長期中國經濟升級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並緊密結合“有效制度供給”這一改革的關鍵。

  經濟學是一門與實踐密不可分的致用學科,新供給經濟學是在中國本土研究者中抱著“經世濟民”的情懷與追求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我很期待這樣的學術理論研究能夠避免走“空談誤國”的迷途,而實實在在地做到胸懷世界、腳踏實地,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道路上為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服務。本書作為新供給經濟學的簡明讀本,在中信出版社喬衛兵副總編及相關工作人員的寶貴支持、共同努力下得以較快面世,在此深表感謝!我與合作者蘇京春博士也衷心期待著在“供給側”改革及相關問題的認識思考與深化研討中,得到各位讀者的指教!

感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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