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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給”到底“新”在哪裏

作者:賈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理論一定是要服務現實的,但理論自有其超越片斷現實、局部現實的規律認知追求,和高於一般經驗、直覺的指導性品質,這才構成了理論服務現實的價值之所在,經濟學研究者顯然應力求理論密切聯系實際,在無窮盡的發展過程中,有所發現,有所創新,有所前進。

  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在迎接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的背景之下,提出了從供給側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整套認識和建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法治化的指導文件,以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系統表述的現代發展理念與“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大思路,又給予我們更多的研究激勵和改革、轉型的緊迫感。作為研究者,我們力求有所作為地形成對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反思,和對於實現從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習近平表述的“中國夢”現代化目標的理論創新支撐。新供給經濟學絕非為創新而創新,絕非可簡單貼標簽的“主義”或“流派”,其新意,可以從“破”“立”、系統化的政策主張三個方面做概括總結。

  新供給並非可貼標簽的簡單供給派復辟

  新供給經濟學是基於對“薩伊定律”再解讀進行“供給側”認識的提升與反思,並非簡單可貼“主義”“流派”等標簽的鸚鵡學舌式的簡單供給派復辟,而是在把握“融匯古今、貫通中西”的全球眼光和歷史視野基礎上,又切切實實根植於中國經濟實踐的訴求,認為“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不可偏廢一方,並將所受到的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的啟迪與影響,一並納入理論體系框架的“古今中西”大融合、力求集大成的經濟學思想。

  沿著“供給側”學派兩輪“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邏輯,21世紀漸具形態的“供給管理”以美國在宏觀調控中的應用為例而影響可觀,但實際上處於剛剛揭開序幕、方興未艾之階段。沿此脈絡達成“供給側”學派沿著兩輪“否定之否定”的軌道實現理性回歸與認識的再一次螺旋式上升,所對接的正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認識追求與開闊境界。我們認為,新供給與眾不同的特征可總結為以下三個關鍵詞。

  第一,創新務實。從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來看,誕生伊始的哲學色彩賦予經濟學理論探索與模型抽象的傳統,這些教科書傳統在延續中出現了如供給管理這樣從未被經濟學教科書特別強調、卻被運用於經濟實踐中的活靈活現的“案例教學”。從中國傳統文化看,“求真務實”一直是與農耕文化有關、在較早期便已形成的一種民族精神,但同時亦有“普世”特征,這與廣泛存在的“問題導向”思維方式也內在相關。直接從經濟實踐中總結,這種“務實”的具體表現是:不遇到一定規模的經濟危機壓力因素,原來相對穩定的理論方向(傾向性主流)不會改變。但不難發現,每當危機到來時,如同實際生活提出問題,爭相解決危機(問題)的過程,即是形成經濟學新流派的過程。這一過程如同歷史上朝代的更替、戰爭與和平的互換等,是與變化及其壓力緊密結合的。經濟學派的務實傾向會帶來新一輪的頭腦風暴、知識碰撞,推動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在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經驗層面考察,最新一輪供給側學派的興起,結緣於經濟學理論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所需要的深入反思。金融危機衝擊之下,在一線承擔決策責任的領袖人物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為什麽沒有經濟學家稍微清晰一點地對我們做出警示?而經濟學家自己的群體裏面也有這樣的看法,即人類社會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之後,我們十分需要對經濟學基於深刻反省、反思而有所創新和發展。務實的問題導向呼喚創新的努力。

  第二,一體整合。新供給經濟學推崇供給管理,為“供給側”經濟學迎來又一輪形似復辟的浪潮,但是其由反思而形成的認識,決非摒棄需求管理,而是講求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的結合並納入制度經濟學成果等的開闊包容兼收並蓄式的建設性大融合。新供給經濟學認為主流經濟學的認知框架是不對稱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存在著一種共同的失誤——雖然他們各自註重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共同失誤確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們在理論框架裏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後更為強調的只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存在著忽視供給側的共同問題。西方代表經濟學主流的教科書,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下,還是發展到“經濟學”(或稱理論經濟學)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著與實踐“言行不一”的缺點。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間,實際上是跳出經濟教科書來實行了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找不到清楚依據的動作,在運行中間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產生了足以影響全局的決定性作用。

  新供給經濟學強調,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始發命題或可說源於薩伊的古典自由主義定律,並在新時代、新經濟、新興市場的背景下,被賦予彌補片面註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此外,還正視現實強化針對性,在肯定其理論模型意義的基礎上揚棄“完全競爭市場”這樣與實踐環境大相徑庭的假設,註重還原資源配置中“非完全競爭”的真實場景,以此為基礎來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當然,新供給經濟學也不認同如美國“供給學派”所主張的那樣簡單退回到古典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自由放任時代,而是認為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是強調市場、政府各有所為,並主張考慮第三部門主體與兩者的良性互動。而且,新供給經濟學在基礎理論層面,特別強調對制度供給的認識與重視,認為制度供給問題與供給能力的形成密切相關,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側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系的認知體系,打通“物”和“人”這兩個都位於供給側的分析視角,將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納入緊密相連於制度供給問題的分析體系。這一系列思想觀點,落實到中國的實踐層面,就是要強調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側發力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和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與升級。由此可見,新供給經濟學在總結美國等發達國家實踐操作的基礎上提出的理性的“供給管理”,強調的並不是對“供給側”與“需求側”選邊式的“復辟”,而是在肯定需求管理重要意義和實踐貢獻的基礎上,加入對供給管理的重視與強調,並加入了在制度經濟學思想指導下對制度供給層面更具系統化特征的思考。回歸到“供給側”學派兩輪否定之否定的軌跡上,新供給經濟學所強調的理性供給管理對凱恩斯主義復辟實施的新一輪的形式否定,毋寧說其否定的手段是兼收並蓄“大融合”框架下對供給側理論觀點的樹立、強調與升華。

  第三,時代進步。如前所述,雖然需求具有原生動力性質,但是供給側升級換代的演變卻可以決定生產和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大的劃分上,有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工業革命後走到了蒸汽時代、電氣時代、信息時代,這些都是在供給側由遞進的不同升級換代形式所決定的時代劃分,每一次產業革命的爆發都同時伴隨著供給側的創新,而每一次供給側的創新實際上又都直接提升著人類物質需求的滿足度。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新供給經濟學所強調的時代進步與我們置身其中的後發經濟的追趕—趕超密切相關。基於後發優勢所強調的技術模仿、技術擴散帶來的紅利,發展中經濟體可以實現經濟高速發展,且隨著技術差距的縮小,勢必呈現出紅利收斂的趨勢,這種收斂壓力放在新供給經濟學所強調的供給側觀察視角下,應當是在每一次供給側創新完成之後的一個穩定時期中,追求隨技術革命開啟新的時代,這種追趕勢必也將隨之掀起新的浪潮。由此可更容易理解新供給經濟學所強調的制度供給的重要性,因為制度供給所帶來的改革紅利除了能夠降低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成本,還是新技術發明創造的首因,是中國這樣的後發經濟體趕上甚至超前於先發經濟體的時代進步的關鍵。

  三破:“破”偏頗,“破”脫節,“破”滯後

  從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經驗層面考察,人們普遍發問:為什麽經濟學家對於“千年之交”後震動全球的金融危機既無像樣的預測,又無有效、有力的經濟學解說與對策思路框架?如何以經濟學理論總結分析各經濟體在應對危機種的成敗得失,特別是如何闡釋中國的不凡發展與艱巨轉軌進程?眾多研究者認為: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我們認為,這一中外人士反復提到的挑戰性問題可以歸結為經濟學理論所需要的、在新供給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這至少集中於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我們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共同的失誤又的確不容回避,即他們都在理論框架裏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後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側、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側、供給側的共同問題。最近幾十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為對經濟規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回到現實,即聯系實際的時候,並沒有有效地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側作深入分析,在這樣一個重要領域存在明顯不足。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前幾十年經濟實踐裏,在應對滯脹的需要和壓力之下應運而生的供給學派是頗有建樹的,其政策創新貢獻在實際生活裏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其理論系統性應該說還有明顯不足,他們的主張還是長於“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樣能夠激發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弱於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因為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決“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客觀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於指標量值可通約、相對易於建模的需求側,供給側的指標不可通約而千變萬化,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更不易建模,但這並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我們還直率地批評了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的“言行不一”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他們自己的教科書裏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據,但在運行中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別對待”的政府註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後,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臺,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後又總結經驗,再後來對“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註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並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於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

  第三,我們還直截了當地指出了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後。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盡管美國被人們推崇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均對此很少提及,但其實美國的實踐可圈可點,從20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於教科書的認知範式,而是很明顯地對應於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側發力為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後面的“不夠格”狀態。

  四立:“立”框架,“立”原理,“立”融合,“立”體系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而後,我們強調,必須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以及國際上的所有經驗和啟示,以更開闊的經濟學理論創新視野,考慮我們能夠和應當“立”的方面。

  第一,我們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的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作為當代學人“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環節和創新取向。在基礎理論層面我們強調:應以創新意識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於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於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我們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發生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於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回應和解決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樣在經歷世界經濟危機衝擊後更好地把理論服務於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要有產品與服務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麽”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系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我們強調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現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等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調控中可自然解決結構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並非完全自然演變過程而有待加入供給側能動因素作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我們認為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並力求合作,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即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誌願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裏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夥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我們特別強調了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側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於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熔於一爐。通過這樣的“立”來回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們在理論的建樹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註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借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側的發力與超常規的“追趕—趕超”長期過程。我們應有最為寬廣的視野,最為開闊的心胸,把人類文明發展在經濟學及相關學科領域的一切積極成果,集大成式地形成科學體系,把供給側“物”的生產力要素供給的分析認識與“人”的生產關系制度因素的分析認識內恰地、有機地結合在“認識世界,改變世界”的人類社會進步努力之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規律,“生產關系反作用於生產力和釋放生產力”也是規律——對於轉軌中的中國,深刻認識理解前者,就要認識、尊重和敬畏市場,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硬道理不動搖,深刻認識理解後者,就要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讓市場總體上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其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處理好“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挑戰性問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守正出奇”地提升經濟發展中整個供給體系的功能、質量和效率。

  所以,新供給經濟學研究中涉及的以上這些“破”和“立”,決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我們的研究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之後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矛盾與危機因素的積累,化解隱患疊加的風險,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基於理論創新服務全局

  簡要地說,我們所主張的上面這些“立”,是生發於對經濟規律的探究,面對古今中外的實踐,兼收並蓄已有經濟學和相關學科的積極成果,但首先是既對應於中國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務於中國現代化的趕超戰略。鄧小平所強調的“三步走”,可理解為一種實質性的趕超戰略。其間前面幾十年主要是追趕式的直觀表現,最後的意圖實現,則確切無疑地指向中華民族能夠實現偉大復興,在落伍近二百年之後又“後來居上”地造福全中國人民和全人類,這也就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決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而是一個古老民族應該在和平發展崛起中對世界和人類做出的貢獻,是數千年文明古國在一度落伍之後,應該通過現代化來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陣營、在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發展共贏中間做出自己應有的、更大的貢獻,即服務於中國和世界人民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為現實。

  我們深知,相關的理論和認識的爭鳴是難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國現在的討論中間,似乎還很難避免有簡單化貼標簽的傾向。比如說在一般的評議中,某些思路和主張很容易被簡單地分類——某些觀點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某些觀點被稱為主張政府幹預和主張大政府,有些則被稱為是主張第三條道路。貼標簽的背後,是認識的極端化和簡單化。

  我們自己的認識傾向是希望能夠超越過去的一些貼標簽式的討論,側重點在於先少談些主義、多討論些問題,特別是討論真問題、有深度的問題,來貫徹對真理的追求。研討清楚了“真問題”,所應持的“主義”也就呼之欲出了。沒有必要在經濟學框架之內、在對經濟規律的認知領域之內,對這些討論中的觀點處處去貼意識形態標簽,處處去分辯是左是右、姓資姓社。新供給研究的追求,是繼承經濟學和相關學科領域內的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經濟理論學說作出發展,包括補充、整合與提升。

  我們對於理論研究的“從實際出發”應該加以進一步的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既要充分體察中國的傳統(包括積極的、消極的);充分體察中國的國情(包括可變的與不可變的);也要特別重視怎樣回應現實需要——有些已認識的固然是真實合理的現實需要,但也會有假象的現實需要即不合理的、虛幻的訴求,我們要通過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來把這些理清。既從實際出發體察中國視角上必須體察的相關各種事物,同時也要註重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共性和個性,包括闡明和堅持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在認識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規律和價值。

  由破而立,由理論而實際,在分析中就特別需要註重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結合,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互動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關系考察,力求客觀、中肯、視野開闊、思想開放。“新供給經濟學”決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面對挑戰有感而發,為不負時代而做出理應追求的創新。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實踐,有巨大的進步和頗多成績,但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需求管理為主的思路,繼續貫徹單一的“反周期”操作路線,隨近年的矛盾積累與凸顯,已日益表現出其局限性。今後隨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經濟下行中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人際關系制約已把可接受的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再復制式地推出“四萬億2.0版”的空間,已十分狹窄,較高水平的理性“供給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要求,其後領導層更宣示了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給的改革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以創新驅動、結構優化接觸供給抑制、釋放增長潛能的系統工程。既然在中國中長期發展中如何破解瓶頸制約,和攻堅克難全面深化改革、優化結構,是國人共同面臨的歷史性重大考驗,那麽我們應站在前人肩膀上,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理論密切聯系並服務實際的創新原則,更好地追求經濟學經世濟民的作用,更多地註重從供給側發力,在實踐中破解瓶頸,服務全局,把握未來。

  經濟學是一門與實踐密不可分的致用學科,新供給經濟學是在中國本土研究者中抱著“經世濟民”的情懷與追求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我們期待這樣的學術理論研究能夠避免走“空談誤國”的迷途,而實實在在地做到胸懷世界、腳踏實地,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道路上為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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