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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供給經濟學五問五答

作者:賈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首次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些年,你一直在研究、倡導新供給,我們很想知道,你個人如何看待此事?

  賈康:應該說,這次會議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概念,不僅對於作為研究者的我個人,而且對於我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來說,都具有特殊意義。

  客觀上,這當然也是對於新供給研究群體多年來研究努力的一次充分肯定,和今後進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指導,新供給群體理應更加努力地做好智庫研究工作。

  2011年初,你和其他六位學者發起成立了“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開始探究、構建新型經濟理論。當初你們的動議是什麽?為什麽會想到研究供給?

  賈康:當時,中國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和經濟率先回升的成績,引起全世界矚目。而與此同時,關於中國特色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總體規劃的現實要求,也成為思想界的熱點。

  20世紀至今波瀾壯闊的世界與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實踐,帶給我們豐富的啟示和一系列亟應正視的經濟學研究課題。我們認為,在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對於經濟學理論和調控經驗的反思中,從宏觀經濟“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與“供給管理”的必要性引發的相關認識,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創新內涵和重大現實意義。

  我國未來的發展將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減速壓力,經濟可持續快速發展的難度顯著加大。

  從內部因素看,高速增長是後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增長形態,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逐步收斂。這種意義上的收斂雖然將橫跨較長時期,但增長速度由峰值水平轉折性地回落,已經開始表現為走向“新常態”。

  從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采取了以寬松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歷經數年雖然在局部及個別時段有一些積極信號,但總體形勢依然復雜嚴峻。這一方面表明,歐美近幾十年的主流經濟學派專註於從需求側入手調控經濟的思路已面臨步入窮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以歐美日的需求帶動出口,進而帶動經濟順利增長的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可持續。

  增長速度回落時期既有嚴峻挑戰和風險,也蘊藏著重大的機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確認識潛在增長率的應有水平,而一味通過政策刺激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則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的覆轍,導致經濟大起大落,特別是這一過程還可能與矛盾凸顯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風險疊加。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這個時期,尤其是未來十年,中國所面臨的重大歷史機遇和所具備的巨大發展潛力、韌性和回旋余地,仍與供給方面的特殊國情、特定轉軌、特色化結構變遷有關,即以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繼續解放生產力,以體制改革促進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充分釋放制度供給潛力,進一步激發全體社會成員參與發展進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階段培育起以創新為龍頭的接續增長動力,繼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穩步而持續地提升。

  沒有洞悉規律、“對癥下藥”的經濟理論做指導,就不能保證正確的改革路徑。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樣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緣於較充分的理論準備。為此,我們認為中國應該構建促進“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總供需平衡和結構優化、增長方式轉變的“新供給經濟學”,並作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戰略部署,指導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理論創新貢獻。

  因此,我們組建研究團隊,並提出“新供給經濟學”,目的就在於構建著重從供給側發展實體經濟、促進就業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期望我們的研究不僅對中國有重要意義,對促進亞非拉發展和歐美走出危機也有積極意義。

  2013年,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成立。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們的研究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和支持?

  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是由我和白重恩、王慶等12位學者發起設立、經政府管理部門批準成立於2013年9月的民間智庫組織,現任理事長為民生銀行洪崎董事長。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等都是研究骨幹。研究院旨在推進“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秉承“求真務實融合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的精神,基於全球視野和時代責任感,以“責任、專業、團結、創新”為文化,以“人才是核心,研究是基礎,社會效益是追求”為理念,踐行勤勉奮進的“梅花精神”和開放包容的“牡丹精神”,打造學習型組織和創新型團隊,通過構建跨界合作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努力建設具有高學術品位和社會影響力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已有百余位經濟學家、實業家、金融界精英和媒體人士加盟的新供給研究院的研究團隊,通過新供給雙周學術研討會、《中國2049戰略》圓桌、新供給金融圓桌以及新供給年度重點課題研究等活動,致力於經濟學理論的不斷發展創新,對中國改革開放予以理論闡釋和提出積極建言,持續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實踐,為中國和世界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竭盡所能。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兩年多來的發展中,一方面體會到社會各界對新供給研究的認可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成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平臺和支點,聚合各方面的資源共同努力,促進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邁上更高臺階。

  除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外,國內還有哪些主要的新供給學派學者?你們之間是如何互動的?有無分歧?

  賈康:目前,“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已經通過論壇成員、特邀研究員等方式,聚攏了除我們新供給研究小組早期七位專家之外,包括決策機構、知名高校及智庫學者、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投資機構負責人等在內的諸多學者,總人數已經超過百人的規模。較早提出“新供給主義”的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也是我們的成員。

  我們通過新供給研究院和論壇等開放平臺,以公開討論、郵件溝通、微信群交流等多種形式交流互動,還不定期出版成員研究成果形成的文集,通過各種渠道進行開放式的討論和學術活動。

  這個平臺在過去的兩年多裏顯示出較好的凝聚力,也產生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成果。同時,由於大家基本上都接受新供給經濟學的創新方向和主要思路,因此可以說並不存在根本上、理念上的分歧,但不排斥學術觀點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也能夠更好地推動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發展。

  這些年,你們是如何與高層互動並最終影響到高層決策的?

  賈康: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成立以來,基於努力深化的基礎理論研究,一直強調理論密切聯系實際,主動向中央決策層、各主要部門上報研究成果,同時在公眾媒體、學術期刊上發表相關文章。在研究院成立以後,保持每月至少舉辦一到兩場公開的研討會,通過公眾渠道發出我們的研究信息和呼籲。我們還有“新供給”書系的多本著作陸續出版。

  我們深知自己的努力和研究不是為創新而創新,決非急功近利和浮躁之舉,而是為了適應時代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恪盡研究者應盡的社會責任,同時也對已有的和將有的研究成果的質量抱有信心。所以,我們的成果與主張如能為決策的優化起到一些參考作用,是合乎邏輯的,也是令人欣慰的。當然我們的力量畢竟有限,只是希望起到研究者的建設性促進作用,堅持不懈地為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偉業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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