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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五題

作者:賈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賈康: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對於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和宏觀調控“需求管理”為主實踐經驗的反思與“理論聯系實際”的創新努力,已引出了對於“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和“供給管理”調控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當前階段,迫切需要建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傳統的需求管理“三駕馬車”框架下,顯然其所強調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別認知,只有聯通至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才有可能對應地成為各自需求的滿足狀態,其中蘊含著由需求側“元動力”引發的供給側響應、適應機制,即其相關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動力機制的優化問題,這些又必須對接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盤部署。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後,決策層已明確表述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和“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的指導方針。

  我所在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已努力進行了多年的供給側研究。供給側動力機制帶有非常明顯的結構性特征。與需求側指標的均質、可通約明顯不同,供給側的產出千差萬別,作為指標不可通約的產品和服務,以及以各種特色表現的必須具體設計、不宜簡單照搬的制度供給,其優化會產生“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動力和“解放生產力”的巨大“引擎”與“紅利”效果。總體由市場“優勝劣汰”檢驗的“物”的供給能力的競爭,也相應地呼喚著與之匹配的“人”的利益關系視角上制度安排供給優化的競爭。只有通過上述這種對需求側“元動力”做出響應的供給側結構性動力機制的優化構建,我們才能促使經濟增長的“動力體系”渾然天成又升級換代。

  我們認為中國最根本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下的轉軌,首先是作為一種制度供給,支持了中國前面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又異常艱巨。當前,我國經濟仍然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的供給側創新的“攻堅克難”。支持經濟增長特別是長期增長的要素,所謂“動力源”,在理論上分析主要是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制度。主要的國際經驗都表明,各個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面三項(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容易比較多地生成和體現出來。一般經濟體在發展過程的初期與“起飛”階段中,強調所謂“要素投入驅動”,體現為粗放發展,是和這有關的。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後面兩項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創新方面,可能形成的貢獻會更大,而且極為關鍵。時下熱議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就是指後面這兩項能夠給予的新支撐。所以,中國新時期的增長動力構建,實際上是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發展過程。經濟生活中的供給側五大要素,需合乎規律地優化構建混合動力體系。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這幾大要素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約,特別是使後兩項要素更多貢獻出對前三項要素的動力替代效應,進一步釋放經濟社會微觀主體的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也即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落在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上。

  如果稍微展開一下,從人口和勞動力角度看,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紅利在下降;土地自然資源方面看,我國土地制度應該承認帶有明顯的僵化落後特征,自然資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也是越來越不能為可持續發展所接受的一種必須改變的現實;在資本作用方面,與實體經濟多樣化融資和升級換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壓抑還相當明顯,常規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已趨明顯;在進一步創新方面,首先是創新主體需要有創新能力的人,而我們的教育體制扭曲僵化,科技創新驅動力在科技人員物質條件得到改善、統計上的科技成果也在上升過程中,真正的科技競爭力卻沒有同步提升,應該承認我們科技創新的驅動力還是比較弱的,很多科技投入真正能產生績效的特征遠遠不能令人滿意,光是“科研經費使用怎麽有效”就已經爭論多年,實際生活中我們還是看到這方面機制的僵化和落後。在制度供給視角看,應該承認,政府職能轉變和改革是不到位的,我們的制度供給仍然在現實發展過程中表現出嚴重滯後的種種特征。所有這些,都在呼喚實質性地深化改革。

  原來長期側重刺激需求的中國為何此時要轉向供給側?

  賈康: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打造經濟升級版的必然要求。當前,從“新常態”概念看,經濟運行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需要在運行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後對接“增長質量提升”,而且盡可能長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長平臺。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麽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衝擊的實踐來看,我國在“反周期”總量調控為主的需求管理軌道上,繼續可用的調控手段和作用空間已明顯受限,亟須註重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供給側,正確地把握和改善環境、機制,更加強調“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必須註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國土上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業產業化,配合新型工業化、合理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規劃這一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決勝階段,實施扶貧攻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舉措,需要大量供給端的支持。考慮到新常態下對應的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了有效促進這一轉變,還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走創新型國家之路,科技創新又需要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打開其空間——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支撐全面改革,包括墊付必要的轉軌成本。另外在區域協調發展、國防建設等等方面,我們仍然需要投入可觀的供給側要素。所以在我們已經形成的現階段宏觀政策搭配的基礎上,應該堅持適當擴張需求的同時很清晰地在供給側發力,有所區別地對於“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等問題,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進機制創新改進。這種供給管理是加強我們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加國民經濟中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而且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的客觀需要。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平衡狀態,只會有利於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下一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

  現在,中國經濟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確實是大家已經在擔心的通貨緊縮壓力。但我們只有特別註意區別對待的“有效供給”,把供給管理擺在長期視野中,才能增強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的後勁,才能在防範通縮的同時打造引領“新常態”的經濟升級版。所以,就必須更多地對供給側結構問題加以強調和優化。

  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我們要追求“追趕—趕超”、後來居上的現代化。過去我們更多依靠“後發優勢”,現在必須努力轉為更多地爭取供給側發力的“先發優勢”,這樣一個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場主體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在政府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結合,特別把理性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規劃及中長期中國經濟升級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並緊密結合“有效制度供給”這一改革的關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註意把握哪些重點和要領?

  賈康: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為以深化改革為核心內涵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實現機制轉型的系統工程。

  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可以概括為“八雙、五並重”。首先是以改革統領全局, 以“雙創、雙化、雙減、雙擴、雙轉、雙進、雙到位、雙配套”引領我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具體為:

  “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

  “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

  “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和,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於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對於消費的提振當然是比較重要的,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視程度的明顯提高,但是對於投資這方面的進一步認識,我們認為也需要強調,所以放在“雙擴”概念之下來體現)。

  “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從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適當鼓勵生育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

  “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誌願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已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夥伴關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最基本的認識視角)。

  “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五並重”的基本內容:

  第一,“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並重,研究制定基於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

  第二,“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並重,註重積極逐步打造國家“軟實力”。

  第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並重,有效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

  第四,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並重,主動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定。

  第五,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並重。

  面對“十三五”規劃及更長一段時期改革的側重點來看,我們主要強調五個大的方面,也是結合供給側五大要素動力源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第一,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口資本戰略。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明確地宣布人口政策進一步調整,在“單獨兩孩”政策宣布之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推動“放開兩孩”。以後還可以考慮在動態優化過程中,進一步把人口政策適應於人口結構化中長期發展需要。這方面的思路,應該是將“以計劃經濟重點針對體制內人群的人口控制”過渡到“以整個社會全面優生和提高人口質量為核心的人口戰略”,同時進一步改寫“以教育和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口資本戰略。

  第二,積極審慎地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涉及大量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和提出我們主要的意見建議。我們特別看重,從長期來看,在可做的促進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等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後,有可能借鑒深圳特區的經驗,最後對接到遠景上“國有平臺,整合分類,權益求平,漸進歸一”的境界上去。現實生活中,深圳的經驗又不能草率、簡單地在別的地方馬上仿效,但從把土地作為一個極為重要、非常關鍵的生產要素的確權和流轉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心存一個長遠目標,對接到一個真正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久運行的狀態上。我們在這個方面已提出了可以展開的一套意見建議。

  第三,應該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在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已經無法回避一些帶有決定性、關鍵性的改革舉措。雖然還有不同意見的爭議,但是總體來說,大勢所趨之下推進改革應該積極地掌握,這樣才能解除金融抑制,把金融多樣化的改革進程對接到支持中國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這種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直接關系到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切實以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的活力。大家都在註意,從自貿區為標桿的、進一步簡政放權、降低門檻、負面清單、打造高標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以及社保按照五中全會明確的“把基本養老保障統籌提到全社會層次”,同時要調整整個稅費體系、降低企業實際負擔,等等,有很多可做之事。這些改革是通過問題導向在制度供給方面發力,來使企業經營創業活動進一步得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環境和條件。

  第五,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培養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這裏面一系列的機制方面的優化,都是要做專題研究的。

  以上這些,還需要與行政、財政、國企、收入分配、價格、投融資等方面的綜合配套改革結合起來。

  如何在供需政策調控的轉變過程中取得動態平衡?

  賈康:首先,我們需要從指導政策的理論層面,打通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這裏絕不是相互排斥、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框架,與實際調控對應性的認知仍不夠清晰,我們需要在反思與創新基礎上把中外所有的實踐啟示打通,理論聯系實際,形成提升經濟學水準的認知框架。我們必須承認需求的原生意義,但是人類歷史一步一步走來,真正區分出不同時代、不同階段的是供給側變革。世界和中國面臨的現實中的問題是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要求人們必須加強供給側對其中復雜變量的分析和認識。人們已有所了解和看重的主要還是美國供給學派給我們的啟示,即怎麽通過減稅激發供給方面的活力,但中國處理供給側問題要遠為開闊、復雜,特別是要加上一套非常重要而前人討論不足的制度供給問題:制度供給的同義詞就是改革,而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後困難重重。中國的供給側發力,涉及怎麽樣打造升級版的應對資源環境矛盾凸顯壓力的調控,以及走向現代國家治理必須面對與解決的結構調整、收入分配、財產配置等相關的制度建設這一系列挑戰。

  我們提出,應該從人、物的角度打通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認識,要把所有經濟學的認識成果和我們探討的包括制度經濟學方面的認識,提升到需求側、供給側打通的經濟學框架體系。

  在這樣打通的經濟理論框架指導下,我們的調控思路首先必須明確:中國當下的改革,就是要把“讓市場充分起作用”作為政府的哲理。具體表現為只要經濟在可接受運行區間內,政府絕不貿然啟動短期刺激方案,這一點非常必要。中國前面兩次應對危機有非常多的值得肯定之處,但政府大規模總量強力刺激的同時,客觀助長了“政府萬能”傾向,更凸顯了我們的改革滯後。現在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業水平之上和可接受的物價之下,就應讓結構調整在市場力量主導下淘汰落後、過剩產能。政府約束自己的作用、推進放權這樣的改革,事實上會受到很多阻力與困擾,但堅持這一要領事關全局、事關長遠。

  大家都意識到中國運行當中矛盾凸顯,化解矛盾特別需要的是,在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結合起來以後,在供給側區別對待,突出經濟手段為主的機制,這個機制要作系統化的創新。一方面,不是絕對不采取刺激政策,在經濟下行曲線較為陡峭時,合理範圍內的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采取需求側刺激政策時,一定要特別註重結合供給管理,綜合考慮供給側效果,如我們所倡導的“聰明投資”,即選擇性的有效投資,這些正是將供需調控有機結合,更多從供給體系改進方面發力,從而實現動態平衡的必要手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哪些變化?

  賈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能夠順利實施,將會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後勁,從而有助於我國未來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追求“追趕—趕超”式後來居上的現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在政府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緊密結合,特別是把理性的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規劃及長時期內“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特別應當註重制度供給,在新的時期以全面改革為核心,來促進供給端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以此生成經濟社會升級版所需的有效供給環境條件,解除供給約束,推動改革創新“攻堅克難”、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充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這是續接和有效增強經濟增長動力的“關鍵一招”,也是從要素投入、粗放增長轉向供給升級、集約增長,引領市場潮流而創造需求,得以實質性聯通“脫胎換骨、鳳凰涅槃”式結構調整的主要著力點。

  總之,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到達一個非比尋常的關鍵時期和歷史性的考驗關口,僅僅以短中期調控的需求管理已經不能適應客觀需要,應當及時引入以制度供給為核心,以改革委統領的“新供給管理方略”。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中西醫”結合多管齊下、共收療效,為適應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中打造有效動力機制的總體要求,特別註重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突出問題和矛盾,從微觀主體(即創業、創新、創造)的市場主體層面,釋放經濟社會的潛力和活力,托舉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促進總供需平衡,加快增長方式轉變,這樣才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中國夢”掃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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