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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價事

作者:張濤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和訊讀書
  自2014年8月份開始,中國的CPI(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漲幅在時隔四年半之後,重新回落到2%以下,加之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自2012年3月份就一直處於負增長狀態,由此是否就能得出中國經濟已經步入通縮的結論呢?

  眾所周知,通貨膨脹(inflation)就是票子變多了,東西變貴了,那麽反之推理,通貨緊縮(deflation)是否就是票子發少了,東西變賤了?對此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最後只能退而求其次,轉而用經濟運行表征來描述通貨緊縮。例如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等人在研究1998年至2002年間中國經濟運行時,就曾用“兩個特征,一個伴隨”來定義通貨緊縮,即當經濟出現貨幣流通量和物價水平雙降之後,伴隨著出現產出增長、速度下降的時候,經濟運行就處於典型的通縮。通俗地說,就是經濟中錢的周轉速度慢了,東西便宜了,同時經濟增速還出現了明顯的下降,這時就可以說通貨緊縮形成了。

  而若以上述標準來衡量的話,目前尚不能得出中國已進入通貨緊縮的結論,只能說物價的一般水平只是增長得慢了。而當我們拋開這些數據,從自身的實際感受而言,誰又真的感覺到東西便宜了呢?

通貨膨脹真的遠去了嗎?

  當我們談論物價高低的時候,聽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CPI。CPI的中文名字叫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它主要是由8項指標構成的一個籃子物價變化指數,國家統計局會在每月10號左右公布上個月的CPI數據。舉個例子,2014年10月份(這個月份並沒有什麽特定的含義)CPI月度同比漲幅為1.6%,月度環比漲幅是0,表明這個月的物價整體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漲了1.6%,而較上個月沒有變化。而從2014年8月份開始,CPI的月度同比漲幅在四年半之後,重新降到2%以內,所以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伴隨著經濟增速的不斷下行,後期物價上漲(通脹壓力)似乎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問題是,這些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通脹數據和大家的實際感受相差較大,由此就有人質疑國家統計局數據的真實性。這正是筆者要和大家聊“價事”的初衷,因為統計數據是客觀的,但在解讀數據過程中,就會多多少少夾雜了主觀的因素,正所謂“亂花漸欲迷人眼”。有一個叫瓦爾特·克萊默的德國人,就曾寫過一本書《統計數據的真相》,他在書中戲言,“世界上有三種謊言:謊言,該死的謊言,還有統計數據”。

  那麽筆者就來解構一下,我們眼中的CPI究竟是個什麽東西。

  在CPI的構成上,各國大致都一樣,基本是由食品、衣著、交通和通信、煙酒、家庭設備、醫療、娛樂教育和居住8大類消費物價指標構成,其中後7項又統稱為非食品項目,但是由於各國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不同,所以8大類指標在CPI中的權重是不一樣的。例如,目前我國食品在CPI中的權重為30%,相應非食品的權重為70%,其中居住類的權重僅為18%;而美國這兩類的權重則分別為15%和85%,其中居住類的權重在40%左右。所以在美國,CPI的變化和房租的變化是一致的,而在我國則是偏離的。

  那接下來,大家很自然地就會問,我們的CPI權重的設置依據是什麽?筆者告訴大家,這個權重不是統計局編出來的,而是統計得來的,是依據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來設定的,統計局還會根據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的變化,定期地對CPI中各項的權重進行調整。例如2000年時候,食品在城市和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中的占比分別為50%和55%,就是說在我們日常的開銷中,有一半的錢花在食品上了。到了2013年,伴隨食品開支比重的下降,統計局將CPI中食品的權重也較2000年進行下調。而且食品在消費支出中占比的下降,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這裏就自然引出另外一個我們熟悉的名詞——恩格爾系數。

  恩格爾系數,是以19世紀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命名的,是指食品在消費支出中的比重。恩格爾還發現,伴隨著一個國家的不斷富裕,該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呈不斷下降趨勢。也就是說,收入越多,花在食品上的錢相對越少。而觀察21世紀以來我國的情況,也符合這個規律。2000年我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基本在50%左右,到2013年已經降到40%以下。因此,僅僅就官方公布的通脹數據本身而言,統計局並沒有造假。當然你可能要問,為什麽居住類的權重這麽低(不到20%),明顯和我們在居住上實際開銷情況不一致。其原因就在於CPI中的居住類是指房屋租金的價格,而如果要考慮到目前大量農村居住較高自給率的話,實際上接近20%的占比,也是客觀的。

  所以,從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本身而言,恐怕不能解釋數據和我們的實際感受之間的巨大差異。問題出在哪?

  筆者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給大家看幾個數據。

  按照統計局公布的CPI及其構成的八類指標的環比數據,我們可以計算出這個物價指數的累積漲幅。如果以2000年為基數年,那麽就能算出21世紀以來,我國物價水平累積增長了多少。

  第一個數據,按照統計局公布的CPI,21世紀至今我國的消費價格整體累計上漲了多少呢?是40%。這意味著在過去的十四年中,我們的收入被物價上漲抵消了40%。

  第二個數據,十四年間,CPI籃子中哪一類消費品的價格漲幅大呢?是食品,累計漲幅接近110%。看,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出來了,如上面所說,我們的恩格爾系數是下降的,意味著用於食品的花銷是下降的,照理說如果一類商品的購買量沒有出現快速增加的話,那麽這類商品的價格一般不會出現大幅上漲,可食品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第三個數據,十四年間,在CPI的籃子中,哪一類消費品的價格漲幅最小呢?是交通,累計漲幅超過-10%,這意味著我們的交通成本少了10%,而統計局的數據又告訴我們,十四年間我們用於交通的花銷增幅超過50%(交通占消費支出的比重)。2000年城市和農村居民的交通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為6%和9%,目前已經分別升至12%和15%。這個情況和食品正好是相反。另外在八大類的消費品中,還有一類消費的價格也是降的——衣著,十四年間累計漲幅為-4%,但與交通不同的是,衣著類在消費支出中的比重,這些年基本穩定在5%~6%之間。

  第四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所謂“豬周期”,因為21世紀以來的幾次物價快速上漲中,期間均能見到豬肉價格的飆升。例如,2007年四季度到2008年一季度,豬肉價格的月同比漲幅高達70%~80%,當時CPI的月同比漲幅高達7%~9%;還有就是2011年第二、三季度,豬肉價格的月同比漲幅高達40%~60%,當時CPI的月同比漲幅高達5%~7%。大家可能會問,豬肉在CPI的占比是不是很高啊?其實不算高,只有3%左右,豬肉的權重和蔬菜是一樣的。

  像上面這樣有意思的中國物價故事還有很多。但筆者想和大家聊的話題是:為什麽我們總質疑官方公布的物價數據呢?其實問題不是出在數據本身,而是出在我們看數據的眼光上。

  統計局公布的物價數據主要有三個口徑:月度同比變化、月度環比變化和年內平均變化,而這三個數據都是在說物價的一個相對變化程度。例如,月度同比變化說的就是這個月的物價較去年同月變化了多少;月度環比變化說的是這個月的物價與上個月相比變化了多少;而年內平均變化無非就是一年中各個月物價變化幅度的平均值而已。物價給我們的實際感受卻是我們所購買東西的絕對價格漲了多少,換句話說,十年前(或者五年前、三年前、一年前),我們用1000元去超市買東西,東西能裝滿一輛購物車;而十年後,同樣是花1000元,購物車怕是連半車都裝不滿。因為這些年物價一直在漲,已經累計漲了40%了;如果你僅僅是買食品的話,現在花1000元恐怕只需要一個購物袋就足夠裝了,因為這些年食品價格累計上漲了110%。

   這麽一來,僅僅因為一個物價指數漲幅的回落,就可以滿心歡喜地認為東西便宜了嗎?反正筆者高興不起來。當然筆者和大家講的這個故事,與規範性的經濟分析有所差別。例如,有關“CPI降了,央行是不是應該降息呢?”等諸如此類的討論,筆者會在隨後的故事中和大家聊一聊。還有上面列舉4個有意思的數據,其背後究竟還有什麽故事?

為什麽我們的吃穿住行是這樣的?

  在前文中,筆者曾大致算了一個賬:2000年至今,我國涵蓋八大類居民消費的整體物價水平累計增長了40%(以CPI數據測算),還擺了4個有意思的數據。接下來,筆者就和大家詳細說說,這4個有意思的數據究竟意味著什麽。

  在CPI的8項分指標中,涉及我們基本生活的主要有4項,筆者將之歸納為“吃穿住行”,這4類消費合計在CPI中的權重接近70%,而這些年來,我們的“吃穿住行”的價格水平累計漲幅分別為110%、-4%、50%和-11%,同期這4項開支在我們消費支出的比重變化分別為:城市食品的支出比重下降了5%,農村食品的支出比重下降了11%,城鄉衣著的支出占比基本保持不變,城鄉交通的占比提升了7%,城市居住的占比下降了2%,農村居住的占比提高了3%。

  兩類數據對比下來,出現了兩個有意思的地方:這些年,我國居民的穿和行兩個方面的福利實實在在地得到了改善,因為支出占比沒有下降,而價格水平明顯下降;但吃和住的福利可能是惡化了,因為支出占比沒有明顯提高,價格水平卻漲幅驚人。

  原因何在?

  為了更好地探究這一問題,先來看看美國同期的情況。21世紀以來,美國CPI的累計漲幅為37%,其居民的“吃穿住行”在CPI中的權重為73%,大體上和咱們一樣。2000年至今,美國居民的“吃穿住行”的累計漲幅分別為44%、2%、37%和40%,同期4類在消費中的比重變化不大。除了衣著類(由於以中國為首的勞動力密集地區的紡織服裝出口這些年帶給了美國很多便宜的商品),其他三類消費支出的漲幅大體上與CPI一致。要知道在美國,居民消費占其國民經濟的比重約為65%~70%,屬於典型的消費主導性國家,而且其消費大量依靠舉債。例如,2013年美國家庭名義收入僅較2000年增長25%左右,漲幅低於物價水平的漲幅近10個百分點,但2013年美國家庭的負債余額較2000年增長了60%,2006年增幅曾高達100%以上。

  所以美國的情況很簡單,一目了然:只要房價漲,居民就可以憑借房屋增值部分獲得銀行信貸,進而保證其消費持續旺盛(但結構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除了衣著(另外還有電子設備,而此也是中國近年來出口產品的重點)之外,其各項消費物價的漲幅大體一致。而2008年的次貸危機,讓美國最難受的地方就是房價不漲了,發動機熄火,消費必然隨之不行了,因此美國反危機的重點也很清晰,就是保消費。君不見,危機以來美聯儲一直擔心的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印起鈔票來一點都不猶豫。反觀我們,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的印鈔機)怕是沒有這麽灑脫,因為這些年食品價格已經漲得太多了,稍有不慎,老百姓就會很不滿意。

  借用周其仁老師的“兩個海平面”(以美國為代表的高海平面,以中國為代表的低海平面)的比喻,美國的物價樣本在理論上可以很好地得到解釋——經濟增長,消費旺盛,各類物價齊頭並進。而我們這個海平面出現不一樣的原因又是什麽呢?

  要想解釋這個問題,筆者想從21世紀中國經濟的拉動因素談起。

  實際上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出口逐漸成為經濟最強的拉動因素(加入WTO至金融危機前,凈出口對我們經濟增速的拉動作用平均為1.5%),而為了適應外部市場的需求,實際上要求內部經濟開展有針對性的調整,相應的,中國經濟在微觀層面就發生了深刻變化。

  以中國進出口產品結構變化為例:1995年,中國出口產品中比重最大的是紡織品,達25%左右,到2013年則降至5%,同期機電產品的比重則由18%升至60%左右;相應1995年機電產品和紡織品占進口總量的比重分別為36%和12%,隨後紡織品比重一路下滑,到2013年已經降至2%,而機電產品的比重基本穩定在35%~40%;而石油在內的礦產品的進口比重由1995年的5%升至目前的25%。

  上述我國外貿方面的數據表明,針對勞動力的自然稟賦,出口成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策略重點,而紡織品、機電產品和能源礦產品等在進出口中的比重變化,則反映出中國經濟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勞動雙密集型的轉變。與之相對,中國政府在資源配置導向上,則采取了前期重點配置紡織行業,後期轉到裝備制造業(背後需要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的大量投入)。由此出現的結果就是,居民“穿”和“行”的需求面對的是供給的快速增加和多樣化,所以這兩個方面的支出比重雖在增加,但其物價水平卻在持續下降。

  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居民收入也隨之上升,必然會帶來居民膳食結構的改善,因為人富裕了,吃的也自然就好了。例如,2000年之前糧食需求在我們的食品總需求中的比重在15%以上,目前已經降至8%,而肉、蛋、奶、禽、在外就餐的比重相應上升,說白了就是我們吃得越來越好了(當然食品質量是否提升,則是另外一個話題)。與膳食結構改善相對應,農業在產出、用地、用水等多方面發生了變化,這本身就會帶來食品成本的上升。

  另外,在出口導向下,工業產能的擴張,還帶來了農業用地和工業用地競爭關系的激化。工業對土地要素需求激增,建廠、鋪路都需要土地,而且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也帶來土地要素用途的變化。即工業化和城市化用地均對農業用地形成了客觀上的侵占,而這一侵占也在客觀上帶動了土地要素的成本上升,這也是中國房價上漲的一個原因,而房價的上漲必然帶來房租的提高。

  由此,出現了上面說的“吃”和“住”福利可能反而惡化了,因為支出占比沒有明顯提高,物價水平卻漲幅驚人。

  另外筆者還想強調的是,這些年宏觀經濟確實是在增長,經濟增長降速只是2012年之後的事情。邏輯上,隨著宏觀經濟的增長,居民收入本應跟著提升,那麽居民抗通脹的能力也應該增強。但是我們的實際情況卻是,居民抗通脹能力被多重因素弱化。

  例如,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95元升至2013年的29547元,增幅為370%,其中消費性支出由2000年的4998元升至2013年的18023元,增幅為260%;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由2000年的2253元升至2013年的8896元,增幅為295%。可見居民收入的增幅明顯小於同期GDP 473%的增幅,即居民微觀層面的收入明顯滯後於宏觀經濟的高增長。同期國家年財政收入則由2000年的11913億元增長至2013年的129143億元,增長了10倍之多;國家年財政支出由2000年15890億元增至2013年的139744億元,增長了近9倍之多,顯示政府在高增長蛋糕中所占份額是提升的。而按照統計局公布的收入法收入法也稱分配法,是從生產過程創造收入的角度,根據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應得的收入份額以及因從事生產活動向政府支付的份額的角度來反映最終成果的一種計算方法。按照這種計算方法,GDP由全國各行業匯總的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四部分組成。其中,勞動者報酬是雇員對企業提供勞動獲得的工資和各種形式的報酬;固定資本折舊是生產中使用的房屋和設備在核算期內磨損的轉移價值;生產稅凈額是企業向政府支付的利潤前的稅金減政府對企業由於政策性的原因造成的虧損而給予的補貼;營業盈余是企業從事經營活動所獲得的利潤。口徑下的GDP,勞動者報酬在經濟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52%下降到2012年的45%,2007年曾一度降至40%以下;企業盈余在經濟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9%升至2012年的26%,2007年曾一度升至31%以上。

  三組數據均顯示,伴隨宏觀經濟的高增長,同政府和企業相比,居民在經濟蛋糕中分得的份額是下降的,這樣自然就會削弱居民抗通脹的能力。再加之醫療、教育、養老等諸多後顧之憂至今未能得以解決,直接導致中國居民的儲蓄率由2000年的37.7%升至目前的50.2%(以每年平均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上升),而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期間出現的長期實際負利率,又在一定程度上蠶食了居民的真實貨幣購買力。

  除了通脹壓力和收入增長乏力之外,收入分配結構的惡化,進一步弱化了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抗通脹能力。王小魯教授2013年的研究顯示,按照城鎮居民家庭10%分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26倍,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得本已滯後經濟增長的居民收入雪上加霜。

  因此,如果從上述吃、穿、住、行四個維度來看我們這些年的物價問題,僅僅指責貨幣因素(央行印的鈔票太多了)是罪魁禍首,肯定是不全面的。筆者認為,這些年我們的宏觀管理部門雖然“千方百計”在通貨膨脹惡性演變苗頭出現前將其撚滅,而這只是在短期內將問題延後。從長期而言,如何提高居民在經濟增長蛋糕中所分得的比重,如何盡快扭轉已很嚴重的收入差距局面,才是“千方百計”中的大計所在。

二師兄的肉比師傅的貴

  在上篇中,筆者和大家分析了過去的十余年間,我們在吃、穿、住、行四個方面的物價變化情況及其背後的原因。由於在我們的CPI籃子構成中,食品價格的權重占到30%以上,所以當我們對於未來物價水平作預測時(物價預測始終是宏觀層面的調控、微觀層面的投資等最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對於食品價格的預判就顯得格外重要。而觀察近年來食品價格的變化,豬肉價格恐怕最讓人印象深刻。說到此,筆者不禁想起了2008年廣為流傳的一個段子,當時針對豬肉價格的快速大幅上漲,坊間流傳著一則笑話——有一天,沙僧火急火燎地對孫悟空說:“大師兄,大師兄,不好了,現在二師兄的肉都比師傅的貴了!”

  其實,如果按照5%的漲幅為標準來劃分(因為從2001年至今,CPI漲幅的歷史均值是2.5%,5%就是歷史均值的2倍),21世紀以來我們大致經歷了三次物價水平的快速增長,用經濟學的語言講就是經歷了三次明顯的通貨膨脹。而在這三次通貨膨脹當中,我們總能看到豬肉價格的影子。例如,2004年8月份CPI漲幅升至5.3%,同月豬肉價格漲幅超過25%;2008年第一季度,CPI漲幅接近9%,同期豬肉價格漲幅接近70%;2011年7月,CPI漲幅升至5.3%,同月豬肉價格漲幅接近60%。可見在我們的“價事”當中,確實存在“豬肉周期”。

  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就在我們熱議“二師兄肉貴”期間,還經歷了“豆你玩”“姜你軍”“蒜你狠”“糖高宗”“鹽王爺”……但為什麽只有豬肉出現了周期性的變化?

  說到其中原因,筆者先給大家看幾個數據:

  第一個數據就是,2003年中國人均GDP剛剛突破1000美元,而到2006年就已突破了2000美元,而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中國經濟已經從人均GDP 2000美元以下的經濟起飛階段邁入2000~10000美元的加速發展階段。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接近8000美元,可見中國經濟在加速發展階段所花的時間較發達國家的歷史大大縮短了,相應中國人的膳食結構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變化。例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糧食年消費量較2000年減少了4公斤,同時豬肉的年消費量增加了5公斤、水產品和鮮奶均增加了4公斤;同期農村居民的人均糧食年消費量較2000年減少了86公斤,同時肉禽的年消費量增加了5公斤、水產品和鮮奶分別增加了1公斤和4公斤。

  第二個數據則是,以2012年的數據為例,城市居民人均糧食年消費量是農村的一半(城市是79公斤,農村是164公斤),但城市居民豬肉的人均年消費量是農村的1.5倍(城市是22公斤,農村是15公斤)。

  僅此兩個數據已經說明,城裏人的膳食結構明顯要好於鄉下。而在過去十余年間,我們的城鎮化率提高了多少?提高了18%。換句話,就是大約有近3億的鄉下人變成了城裏人。

  若大家覺得上面的數據看著有些暈,那麽筆者歸納一下,這兩組數據實際上就是說:從縱向看,無論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近十余年來我們吃得越來越好,糧食吃得少了,肉、魚、奶吃得多了。從橫向看,吃得好的人群比重還在不斷提高。

  好了,說到這兒,咱們回過頭來說說,為什麽只有“二師兄的肉”形成了周期?蔬菜、鮮果類的食品在CPI中的權重和豬肉是一樣的,由於生產周期短,基本多追一把肥、多撒一把種、多支一座大棚,就能很快把此類食品的供給增加出來,雖然這一類食品受季節性影響較大,但大家千萬別忘了筆者在前面說過的,“行”方面的改善是這些年咱們“價事”中的一大亮點,因此便捷、覆蓋面廣的交通網絡就可以很好地消除季節性的影響。但是豬肉卻不行,因為從能繁育小豬的母豬入欄,到幼豬出生,最後到鮮豬肉上市,期間大致需要50個月,也就是說對於豬肉而言,從增加供給到最終顯效,中間存有一個時滯。

  也正是由於這50個月的時滯,產生了豬肉價格的周期性波動,有關此點還有一個經濟學的經典理論與之對應——蛛網理論。筆者在這裏把這個理論簡單翻譯一下:當豬肉價格上漲後,養殖戶開始惜售存欄豬,同時增加補欄數(即依據當期的價格決定後期的供給量),而供給的增加最終會導致豬肉價格下跌,相應的養殖戶開始減少供給,直至豬肉價格重新上升,如此不斷循環反復,所以豬肉價格呈現出周期性的變化——由於從增加供給到最終實現供給存在較長時滯,導致在當期價格決定後期供給的決策機制下,出現供需由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循環。

  也正是由於上述的問題,導致了養殖戶的盈利不穩定。而在國外,養殖戶通過期貨市場,可以將未來價格鎖定,進而規避了價格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同時政府的儲備肉動態調節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養殖戶盈利的平穩,但這兩個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則是養殖戶要以規模養殖戶為主,而非散養戶。

  例如在美國,20世紀80年代之前,是以小規模養殖為主,當時豬肉價格的波動性很大(正負20%之間)。80年代之後,規模化養殖進程開始加快,再加上“公司+農戶”模式的推廣,目前在美國生豬養殖行業,前20家養殖企業的市場占有率超過70%,並且出現了涵蓋飼料、養殖、深加工和銷售的大型綜合集團,相應在美國已經基本感覺不到豬肉價格的波動。

  穿插這一段美國的小故事,筆者無非是想說,未來“二師兄肉貴”的問題是否還會重演呢?目前豬肉的平均價格在每公斤23元左右,已經持續四年多低於上一次的價格高點(2011年9月豬肉的平均價格在每公斤30元左右)。這表明在經過十余年間的三次大波動之後,相當一部分散養戶已經被淘汰出局,規模化養殖戶占比不斷提高,那麽此前存在的“蛛網理論”的實際影響已經相當弱化了,所以即便是豬肉價格已經開始進入回升期,“二師兄的肉”也很難比師傅的貴了。

被留下的另一半任務

  在前文中,筆者和大家聊的基本上都是發生在消費端的價事,接下來想和大家聊聊生產端的“價事”。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啟動改革開放至今,我們的價格改革只能說是完成了一半,而被留下的另一半任務竟然花了二十多年也沒有完成,這其中必定有故事。

  回顧中國價格機制的演變歷程,基本可以用兩個三十年來劃分:

  第一個三十年,是指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到1979年期間的計劃價格體制時期。在這一階段,包括生產要素和產成品在內各類物品價格的確定權完全都掌控在政府手中(因為不是市場定價,所以筆者沒有用“商品”一詞),調控機制就是政府手中握有的“兩把剪刀”:

  第一把“剪刀”是“工農剪刀差”,即政府按相對偏低的壟斷價格統一收購和銷售農副產品,通過人為壓低農業產品價格,來降低工業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實際上就是通過農業對工業的補貼,使得工業可以在“有利可圖”的環境下快速發展。

  第二把“剪刀”是“產消剪刀差”,即是通過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費用,間接降低工業的勞動投入成本,實現消費對生產的補貼。

  可以說,中國工業體系的初步建立所需要的原始積累,基本就是依靠這兩把剪刀完成的。

  第二個三十年,則是從1979年開始至今的市場價格體制建立完善時期。這一階段基本又可以按照每十年一個階段來劃分,1979—1991年基本屬於改革計劃價格體制時期,1992—2000年是初步建立市場價格體制時期,2001年至今則是市場價格體制完善時期。

  期間最著名的故事莫過於“價格闖關”,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同年召開的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著名的“莫幹山會議”)則出現有關價格改革的“調”“放”兩種思路之爭(據華生的回憶,當時田源和周小川等人持以“調”為主的意見——通過不斷校正價格體系,減少價格改革過程的震動,逐步逼近市場均衡價格;張維迎等人則持以“放”為主的意見——通過一步或分步放開價格控制,實行市場供求價格)。1985年兩種思路最終被綜合為“放調結合”思路,隨即價格“雙軌制”得以確立,但隨後也帶來了“倒爺套利”的亂象,而愈演愈烈的亂象直接推動了1988年決策層決定放開管制,取消物價雙軌制,進行“物價闖關”。但此次闖關又最終在居民的搶購風潮之下(1988年物價漲幅快速攀升至20%以上)宣告“失敗”,當年的8月3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下發了《關於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緊急通知》,明確“國務院有關部門管理的商品價格和收費標準,各地一律不得擅自提高。地方管理的商品價格和收費標準,也不得擅自提高”。

  這裏插播一個令筆者記憶深刻的事情,那個時候筆者正在上中學,喜歡聽相聲,記得當時姜昆有個叫《著急》的相聲段子裏面說,一個人一次就買了一洗澡盆醋、兩水缸醬油、兩抽屜味精……可見當時國人的搶購風有多嚴重。據統計,1988年僅7—9月居民存款就流失了300億元,占到當時居民存款的1/10。

  事後回頭看,“闖關”失敗的原因主要還是當時中國經濟處於短缺經濟階段,在供給不足環境下,單邊放開價格的管制,一旦居民對於物價將持續上漲的預期形成,搶購必然成風。所以到1992年,伴隨中國經濟“短缺”狀態的結束,中國價格改革的“二次闖關”也就變得波瀾不驚和水到渠成了(1992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推進價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1992年CPI漲幅僅為3.4%。

  筆者之所以啰嗦這麽多,就是想告訴大家:價格改革並不是簡簡單單地把價格放開就行了,況且我們還有“搶購風潮”下惡性通脹的經歷,甚至還引發了社會、經濟、政治的波動。正是由此,才出現了筆者一開始所說的,從1993年算起至今的二十多年,中國的價格改革始終留下一半任務沒有完成,這一半被遺留下的任務就是“水電油氣”等資源品價格、醫藥價格以及資金價格(利率、匯率)仍處於管制或者半管制狀態。目前在最新的《政府定價目錄》中,仍然列有16大項超過百種的商品價格。

  為什麽留下的一半任務竟然在另一半任務完成後,花了二十年還沒有完成?要知道即便是出現了“價格闖關”的失敗,這一半任務也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

  因為對於一個經濟體而言,包括“水電油氣”等資源品在內的價格,實際上直接決定了經濟運行的最低成本,所以事關國家經濟運行的安全;同時這些資源品本身所處的行業還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所以改革起來還事關經濟運行中的重大利益分配問題,加之這些行業還是宏觀經濟意圖快速傳導的重要抓手,因此該部分價格改革的復雜程度要遠遠超過“吃穿住行”等消費端的價格改革。

  一般意義而言,價格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理順資源的扭曲配置,以及調整舊有利益分配,但由於生產和消費對於價格體系變化的反應快慢不一,所以在任何一項價格改革過程中,一定會有起伏。1988年的“闖關失敗”和1992年的“水到渠成”均是例證,但無論怎樣,最終都是為了生產端和消費端實現合宜的動態均衡。之後的事情就是,價格的變化一定就是經濟運行中最為重要的表征,因為反映出來的一定是供求雙方究竟是失衡還是均衡的真實狀態,進而宏觀調控才能有的放矢。

  但是在剩下的這一半價格改革任務中,供給端的增長是有限,所以很可能出現“一改就漲、一放就亂”的局面。再進一步說,如果價格改革是建立在保護既有的壟斷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推進的,那麽這一半任務很可能和二十六年前的“價格闖關”一樣,被物價上漲所打敗。而從本屆政府施政以來的舉措,顯然當政者是想在任期內完成這留下的一半任務。例如,僅2014年一年之內,國家發改委就放開24項商品和服務價格,下放1項定價權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而且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還表示,2015年將再放開一批價格權限,下放一批定價權限,並且盡快修訂政府定價目錄。

  對此筆者只想說,價格改革作為資源配置中最為重要的機制之一,實際上背後取決於我們要什麽樣的生產方式,因為什麽樣的生產方式就決定了什麽樣的生活方式,而經濟矛盾又首先在生活方式上反映出來。如果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價格改革,只是一味在“減法”理念下為了改革而改革,那這一半已被遺留了二十多年的任務,恐怕不會在一廂情願下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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