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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事

作者:張濤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和訊讀書
  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在其微博中曾算過一筆賬:月收入1萬元,要交14%個稅,12%公積金,8%養老保險,4%醫療失業險,合計3800元,剩下62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元全部消費,需要為你消費的商品埋單17%的增值稅和28%的各種雜稅,合計2800元,所以一個月賺1萬元的人,相當於要拿出6600元來交稅。按照崔永元的計算,扣除各項稅、險、金之後,實際可支配的收入在我們的名義收入中比重僅為33%,而稅收占名義收入的比重則接近30%。而在2009年,《福布斯》雜誌也曾公布過一個“稅負痛苦指數”,當時中國位居全球第二。這兩個例子似乎都在告訴我們,中國是一個高稅負國家。

  但是高稅負是否帶來政府的高收入呢?

  如果觀察1994年分稅制至今二十余年的中國財稅數據,期間中國稅收年均增速為17%,稅收總額/GDP估算宏觀稅負的平均值為15%。但是稅收增長和宏觀稅負之間的關系卻相繼經歷了四個階段:1994年至2000年間的“低稅負,低增長”、2001年至2005年間的“低稅負、高增長”、2006年至2010年間的“高稅負、高增長”和2011年至今的“高稅負、低增長”,顯而易見中國目前的高稅負已經不能帶來高稅收了。

  由此,矛盾出來了:居民感覺稅負比以前重了,而政府收入卻不及以前了。

  實際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的美國也碰到過類似的問題,而時任美國總統裏根的經濟顧問阿瑟·拉弗提出了解決思路,即著名的“拉弗曲線”。拉弗認為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降低稅率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此後他的建議被裏根所采納,成為“裏根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那麽,如今我們又該如何走出“高稅負、低稅收”的困局呢?筆者在“中國稅事”一章就和大家聊聊這個話題。

稅收修補術

  中國的稅負究竟是高還是低,一直就存在爭議。對此,包括財政部、稅務總局等部門在內的官方回應始終認為中國目前的稅負水平屬於世界平均水平,但眾多研究機構和專家對此均持懷疑態度。

  衡量一個國家宏觀稅負的高低,與選取的統計口徑直接相關,例如最窄口徑的宏觀稅負——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最寬口徑的宏觀稅負——廣義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廣義政府收入包括稅收、政府性基金、土地收入、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不過無論怎樣,宏觀稅負作為衡量政府在全社會經濟蛋糕中占比的指標,其高低直接影響到居民經濟福利的多少。尤其是在社會公共服務供給和管理體系沒有完備之前,稅收所具有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本意還很難完全落實。因此,當前宏觀稅負更像是政府與居民在經濟利益上的分割。

  如果按照各項稅收的口徑計算(最窄口徑的宏觀稅負),中國的宏觀稅負由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的11%升至2003年簡化稅制改革後的15%,而目前宏觀稅負已經升至20%左右。若按照廣義政府收入口徑測算,中國的宏觀稅負在全球範圍內屬於較高水平,中國財政部經濟建設司在2013年7月22日發布《2013年上半年產業經濟運行分析及建議》報告稱,當前中國企業稅費負擔較重,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後的稅負高達40%左右,超過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被稱為“富人俱樂部”)國家的平均水平。

  從增速角度來看,從1997年以來,稅收的增速就一直高於名義GDP的增速,1997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各項稅收的平均增速為17%,而名義GDP的平均增速為13%,兩者增速的平均差值為4%。

  因此,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觀察,中國的宏觀稅負呈現不斷走高的態勢是不爭的事實,至於說造成宏觀稅負偏高的原因,其中則涉及中國稅制結構特點、宏觀調控政策選擇、經濟運行變化等多重因素。

  在中國偏高的宏觀稅負環境下,居民的實際經濟福利受損就成為必然。

  1997年至2014年期間,城鎮家庭的名義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為10.6%、農村家庭名義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為9.6%,因此居民層面的名義收入增速也遠低於最窄口徑的稅負增速。而如果再考慮通脹的因素,按照CPI的口徑計算,1997年至2014年期間,城市居民消費物價水平累計增加了39%,農村居民消費物價水平累計增加了46%,那麽在剔除稅負和物價上漲因素之後,居民實際收入的增長情況更差。因此,雖然從統計數據來看,這些年居民的收入確實已改善了不少,但由於實際收入境況是變差的,所以在名義收入不斷增長的同時,居民對稅收負擔的不滿卻越來越大。

  從國民收入的分配來看,政府的收入比重也表現為不斷升高,1994年之前,按照收入法統計的GDP中,生產稅凈額(政府收入)的比重為12%,到目前已升至15%;而同時勞動者報酬(居民收入)的比重則由53%降至46%。

  不僅如此,這些年之所以居民的稅負實際感覺超過統計數字的表征,是因為伴隨資源配置方面的權力快速向政府集中的同時,政府在經濟福利中的享有度或者說是政府占有經濟蛋糕的部分也在快速提高。筆者的測算結果顯示,如果按照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即剔除物價因素後的中國GDP的實際值,基本呈現出“每八年翻一番”的規律;而在2006年之前,中國的稅收收入基本是“每六年翻一番”,但從2006年之後就變成了“每四年翻一番”,也就是說政府在經濟剩余中的占有,是以兩倍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在擴大。由此,就出現“雖然蛋糕做大了,但享有切分蛋糕權力一方的占有也更多了”。

  因此,無論是從宏觀稅負的絕對規模還是增速來觀察,這些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確實是處於不斷增加的態勢,所以也就有了宏觀經濟總量的數據表現和微觀經濟主體實際感受之間的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感很容易造成居民經濟福利減少的預期,進而對今後各項改革的推進產生不利影響。

  有關宏觀稅負最優度的研究,當屬美國供給學派經濟學家拉弗教授最為知名。據說當年拉弗教授在一次宴會上,為了說服當時福特總統的白宮助理切尼,使其明白只有通過減稅才能讓美國擺脫“滯脹”的困境,拉弗即興在餐桌上畫了一條拋物線,以此描繪高稅率的弊端。後來,“拉弗曲線”理論得到了裏根的贊許,並且在1980年的總統競選中,裏根將拉弗所提出的“拉弗曲線”理論作為“裏根經濟復興計劃”的重要理論之一,以此提出一套以減少稅收、減少政府開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綱領。這條描繪稅收與稅率關系的拉弗曲線是指在一般情況下,稅率越高,政府的稅收就越多,但當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

  我們是否也存在這樣的規律呢?

  先來看看數據。1994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稅收年均增速為17%,稅收總額/GDP估算宏觀稅負的平均為15%,稅收增長和宏觀稅率之間的關系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階段1:1994年至2000年期間,稅收年均增速為17%,宏觀稅負均值為11%,屬於“低稅負,低增長”階段。

  階段2:2001年至2005年期間,稅收年均增速為18%,宏觀稅負均值為15%,屬於“低稅負,高增長”階段。

  階段3:2006年至2010年期間,稅收年均增速為21%,宏觀稅負均值為17%,屬於“高稅負,高增長”階段。

  階段4:2011年至今,稅收年均增速為13%,宏觀稅負均值為19%,屬於“高稅負,低增長”階段。

  因此,從2011年開始,雖然宏觀稅負不斷走高,但財稅收入增長乏力卻越來越成為財稅部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以至於他們甘願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物價部門下調油價的時候,連續上調成品油消費稅率(就是俗稱的燃油稅率),原因何在?實在是因為這塊收入不是一個小數目,由於有關燃油稅的收入數據官方並沒有公布,但依然能通過成品油的消費量來進行大致估算:2014年燃油稅收入大數在3000億元左右,在稅收總額中的占比約在25%左右;而最近三次上調稅率之後,預計2015年的燃油稅收入將升至5000億元左右,收入占比也會升至4%左右。即便財稅部門想盡了辦法增收,但自2013年起,全國稅收收入增速還是降至個位數。

  大家一定還記得,在財稅部門好年景的時候,在其向社會做解釋的諸多財稅問題之中,當時一個持續被關註的話題就是為什麽中國的稅收收入連續超過經濟增速(GDP名義增速)。例如1994年分稅制至危機前的2007年期間,GDP名義增速年均為15.8%,而同期稅收的年均增速為18.6%,平均增速差為2.8%,財稅部門對此的解釋主要是稅收監管的增強,納稅人自覺納稅覺悟的提高。但在2008年至2014年期間,GDP名義增速年均為13.2%,稅收增速為14.6%,兩者差值降至1.6%,可見稅收增速回落更大。

  所以,筆者覺得“拉弗曲線”在中國已經形成,而目前高稅負對稅收增長的制約作用越來越凸顯,因此宏觀當局采取減稅措施已經成為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本屆政府自履新以來,已經陸續推出了針對小微企業的減免稅政策,表明本屆政府也願意這麽做。但是事情真的就是這麽簡單嗎?是不是僅僅通過稅收減免政策、稅率的調整等一些技術性手段,就能夠實現廟堂內外的初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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