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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會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嗎

作者:梁海明   出版社: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和訊讀書
  越來越多的外國資金轉往印度投資,不少中國企業也對印度興趣漸濃,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不少中國中小企業家更是躍躍欲試,準備“走出去”前往印度。但是,居於眾多因素影響,中國企業投資印度的資本市場可以考慮,但如果是前往印度投資辦廠則一定要謹慎。

不少人提起印度,或許第一個想起的是瑜伽、咖喱和玩蛇人,但是從2015年初開始,如果翻開國際主流媒體的版面,會發現對印度的報道,清一色是誇贊其經濟成就。過去在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下不那麽起眼的印度,去年以來不僅成為國際資本市場新寵,不少分析人士甚至預測它的經濟增長速度明年就將超越中國。

  國際市場和輿論今天對印度的贊譽,猶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中國的贊譽,不同的只是把“China”換成“India”。

  必須承認的是,受益於經濟改革、油價下滑和年輕勞動力的紅利,印度未來的發展前景確實讓外界充滿期待,慢慢地成為除中國外的另一投資熱土。即使在筆者所身處的香港,過去數十年來,對印度也一直不乏贊美之辭。

  例如,印度人的團結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已經成為印度的核心優勢。在香港的金融圈,由於印度人普遍數學好,英語讀寫佳,表達能力高,往往比中國人更能獲得外資投行歐美老板、公司股東的青睞,從而晉升為中高管理層。這群印度人出任中高管理職務之後,將“任人唯親”作為優良傳統,非常喜歡提拔印度同學、同鄉,一人“得道”,同鄉同學一起“升天”,所以,香港的金融圈中國人雖然多,但不少中高職務卻掌握在印度人手中。

  又例如,香港人普遍認為印度人很精明,甚至比猶太人更厲害。香港的老一輩商家和媒體,在談及和印度做生意時,總會告誡要小心和印度人打交道,有個段子也經常被他們掛在嘴邊:

  一個香港人要給一個印度人1000元,當他交給印度人10張面值100的鈔票時,印度人會當面數錢,並在數錢時只會把鈔票從第一張掀揭到第九張,永遠不會把底下的第十張鈔票掀過來。這個動作雖然小,但這正是印度人的精明之處,萬一香港人一時大意給多了一張鈔票給印度人,印度人如果把底下的第十張鈔票掀過來了,香港人就能看到有第十一張鈔票,會向印度人要回來。

  發生這種事情多賺100元的概率如此之小,竟然也被印度人計算在內,可見其精明。而且不少香港人也認為,印度人即使表面上非常熱情,但心裏想什麽,連統治了印度幾個世紀的英國人都弄不明白,香港人也就更不明白了。有經驗的香港商人都不會也不敢輕易玩小手段糊弄印度人。

  筆者之所以講上面的段子,那是因為不但越來越多外國資金轉往印度投資,不少中國企業也對印度興趣漸濃,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筆者身邊一些中小企業家朋友更是躍躍欲試,準備“走出去”前往印度。

  筆者對此則是做出勸告,認為投資印度的資本市場可以考慮,但如果是前往印度投資辦廠則一定要謹慎。

  其一,印度總理莫迪的改革能否持續成疑。莫迪2014年5月上臺之後,推出稅制改革、吸引外資、出售國有資產股份、開啟私有化進程等一系列改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改革雖讓國際市場充滿期待,但結構改革、基礎設施建設差、識字率低和社會文化等的轉變,均難以一朝一夕能夠完成。更嚴重的是,印度多黨制喧囂的政治民主,將長期限制印度經濟的增長空間。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這樣評價印度:

  “印度其實不是一個國家。是湊巧沿著英國人興建的鐵路沿線的三十二個民族之集合體。英國人來了,征服他們,並建立統治權,把一百七十五個王侯之邦納入統治,由一千個英國人和數萬名培養成思維、行動都像英國人的印度官員來治理……印度憲政制度有其局限性,印度的政治制度不允許其以高速度前進……不論政治領導人想做些什麽,必須在中央通過非常復雜的系統,然後到了各省,還要經歷更加復雜的系統.……印度人必須以他們的憲法、他們的種族結合、他們的投票模式及其產生的聯合政府所決定的步調來動作,其決策過程相當困難。”("Lee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2013)

  因此,除非印度新領導人能夠消除政府決策拖沓阻礙經濟競爭力的壁壘,否則等蜜月期一過,後遺癥並發,“莫迪經濟學”或將遭遇日本“安倍經濟學”現今的尷尬處境,難以為印度經濟釋放更多新的活力。

  其二,印度的投資氛圍、投資環境並不太佳。印度不少官員仍有“商人賺錢致富是通過罪惡手段”的價值觀,不少官員認為從商者只是投機者,並未以社會福祉為己念,他們這種價值觀對印度本地商人如此,對外國投資者更如此。

  此外,國際媒體如英國《金融時報》,曾大幅報道印度政府在信守協議方面的負面記錄,“印度屢次在其他人認為其已經同意的貿易事項上反悔,它還在氣候承諾上反悔……”,《金融時報》將印度這種不遵守協議的行為稱之為“無賴”。

  而且,經濟發展和環保之間的平衡對今日的印度也是大問題。韓國企業浦項制鐵公司2005年擬在印度一個森林地區投資120億美元興建一家鋼鐵廠,作為當時印度最大的一項外國直接投資項目,雖然已經獲得了政府的環境許可,但在印度民眾的極力反對之下,該項目一擱置就接近10年。

  其三,中國企業家尤其要註意的是,印度對中國有疑心。除了歷史因素之外,盡管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主題是和平、發展、互聯互通和包容,但“一帶一路”的範圍涵蓋了整個印度次大陸,印度眾多輿論、民意甚至是部分官方人士,都將“一帶一路”倡議視為中國要“圍堵”印度,遏制印度發展的手段。

  在印度的這種心態之下,中國政府除了要通過官方渠道、國際輿論、智庫和學術機構等平臺充分向印度闡述“一帶一路”的內涵,以消除印度的疑慮外,準備前往印度投資的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也要審慎考慮印度對中國的疑心會帶來多大的投資風險。

  當前,有不少國際學界觀點認為,印度經濟隨中國之後崛起,國際資金先後在兩個時期進入中、印兩國投資,既不會分薄了國際資金投資兩國的量與質,也不會削弱了市場的集中力,在中國要撤離的企業,可以選擇去印度,印度將取代中國成為另一“世界工廠”,這無論是對中國、對印度甚至是對全球都是好事。

  筆者對這種觀點大部分同意,但有部分保留。原因是目前的情況下,印度適合大多數國際企業前往投資,但暫時未必適合中國企業前往投資。除非中印地緣紛爭得到解決,印度能夠拋棄疑慮,放下“龍象之爭”的心結,以及印度進行深度改革令投資環境變佳,中國企業的“走進去”、印度的“引進來”才能為中印兩國帶來真正的機遇和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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