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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作者:梁海明   出版社: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和訊讀書
  彭琳

  (彭琳,新浪財經香港站站長)

從2013年到2014年,不記得是什麽機緣,我的先生海明將他研究的重心從美國QE(量化寬松)和西方各國的經濟困局上,轉移到了“一帶一路”。長期關註環球經濟和國際關系的他,一開始就十分確信中國設下這一盤空前龐大又玄妙復雜的政經棋局,必將深刻影響全國乃至全球未來十數年。

  海明對“一帶一路”的研究可以說始於香港,2014年他已經展開了對香港學界和商界的考察、調研工作。

  然而其時,香港幾乎沒人關註中央這個“小想法”,連一向靈敏的商界也沒有什麽興趣。整個城市的精力既聚焦又分裂,空前亢奮也空前沮喪:許多人正熱切地期望著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突破,將香港的經濟命脈和前途更深地接入國家的軌道。還有許多人則寧願拼上自己的前途和命運,也要阻止香港與內地融合與接軌。

  在那劍拔弩張的兩年中,香港又一次陷入迷茫,沒有方向。當然,反正香港常常都是這樣,停在原地,沒有方向,見怪不怪,多年來我已經不太對此再有什麽感慨了。曾在街頭上壯懷激烈的人已經靜悄悄回到了日常生活,似乎那種激烈從來沒有發生過。可是熱切期盼的人們卻也說不上美夢成真,掌管著這個城市心情的股市,僅僅是稍微給了大家幾天幻想時間,很快就隨著內地空前暴烈的股災一潰千裏。

  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香港各界才終於大夢初醒,發現“一帶一路”是巨大的商機,而各省各地都已經找好了定位,寫好了計劃,在最終發布的“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綱要中,香港只剩下一個“助力”的角色。

  香港開始不斷在各種活動上反復強調自身的金融、法律和國際化優勢,最適合擔任內地和國外Super Connector(超級聯系人)角色,向中央要政策,要位置——盡管政商界大多不知道“一帶一路”和“一路一帶”有什麽區別,特區政府多數高層連“一帶一路”是哪個部委負責都沒有概念,媒體和大眾則從來都數不清“一帶一路”沿線有多少國家。

  亞投行成立了,不少人馬上質問亞投行的總部為什麽不設在香港?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海明也在香港的多次公開活動和英國《金融時報》等媒體的撰文中,反復指出,在“一帶一路”構思和亞投行籌備的過程中,香港都置身事外,這會兒一切按部就班塵埃落定了,卻跳出來要求別人將主角的位置奉上,是什麽邏輯呢?

  讓人難過的是,這似乎就是香港與內地錯位的邏輯。變化的結點在2003年SARS(非典),中央開放“自由行”赴港的輸血動作,香港經濟發展的主題從此變成“北望神州”,從自由行到CEPA,中央給政策,香港提條件,踢一踢動一動。經濟上依賴的同時,在精神上對融合的抗拒,敏感地維護自身的位置,漸漸又成為了香港另一個越來越鮮明的主題。一年又一年下來,如此一對矛盾的鉸合,潛移默化成了這個城市衝突的內核。

  並沒有錯,對於中國任何海外貿易、投資的計劃,作為全球最知名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都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海明對多個“一帶一路”重點國家的考察中還發現,香港作為地位獨特的國內城市,在與其他國家的信息交流、文化溝通、理念傳播上的有利地位,其實更勝於其金融、貿易的舊有優勢。也正是立足香港,著重國際視角而展開的研究工作,令海明寫出了本書中多篇引起中央領導人關註、批示的深度分析。

  在過去的兩年中,海明為了闡明“一帶一路”經濟學的深刻內涵,不斷在各個城市、各個國度間奔走,留在香港的時間並不多。但這個城市對他的刺激、啟發與琢磨依然是成就這本著作的關鍵之一,尤其是長年在內地與香港的生活經歷,讓他深深了解任何理念、合作在跨地區條件下,總會產生絕不在計劃之內的化學反應。

  任何不同地區的交往,不同文化的接觸,都絕不是一廂情願、一勞永逸的美好願景。本書中的多篇文章都在反復地警示在“願景”之下,往往步步驚心,暗藏危機。

  如海明所寫,美國和歐洲對“一帶一路”的迥異反應,俄羅斯和印度對“一帶一路”的各懷心事,發展中國家對“一帶一路”歡迎中深藏的誤解,將會與“一帶一路”的推進長期並存。中國企業“走出去”卻“走不進去”的困局,“一帶一路”剛剛提出便遭遇的種種曲解,也都如同內地與香港在交融之中出現的各種難題,始料未及卻又是必然之事,都是經濟學之中而又超出經濟學之上的課題。

  一切語言都是重復,一切交往都是初逢。我想,換個角度來看,香港自身的經濟迷茫與文化衝突,也許並非全無價值,反而是一個最好的借鑒,甚至可以成為中國未來解決各種文化和理念衝突、更好推動“一帶一路”的一把鑰匙。香港如果願意,拋開對自身條件的自負,忘掉眼前的經濟利益,真正投身到“一帶一路”的籌劃和助力中國“走出去”之中,或許也能找到突破自身困局和迷霧的一縷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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