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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共享金融的技術與制度

作者:姚余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楊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產業金融研究基地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共享經濟時代的金融挑戰

  當前,從分享經濟到共享經濟的整體轉換,還面臨一系列困難與挑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共享經濟時代的來臨已經不可阻擋,這源自於經濟社會運行效率提升、市場經濟倫理問題日漸突出的雙重壓力和動力。

  就我國來看,與共享經濟的發展相對應,共享金融的創新源泉,歸根結底在於為了更好地應對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矛盾與挑戰。其發展思路,既包括有效支持共享型經濟發展的新金融模式,也包括金融自身的可持續、均衡、多方共贏式發展。

  首先,從宏觀層面來看,有六大因素導致了共享金融的迫切性不斷提升。一是我國當前面臨“新常態”的發展格局,經濟增長的長期問題與周期波動的短期問題糾纏在一起,調整產能過剩的壓力與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並存,相應來看金融資源的供求也出現結構性失衡,即在金融業和金融運行規模不斷擴大的背景下,某些領域的金融供給過剩,某些領域的金融需求卻難以得到滿足。由此,共享金融對於解決這些經濟資源與金融資源的“錯配”難題,提供了一條重要途徑。二是雖然仍然面臨一些困難和障礙,但是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國際化已經“箭在弦上”,這就使得原來國內相對封閉環境下的金融資源配置面臨更多外部挑戰,同時也帶來跨境金融優化的現實機遇,通過運用共享金融的創新模式,可以給跨境的資金融通、財富管理等帶來全新的天地。三是近年來主流金融體系發展快速,但與此同時經濟中的許多問題卻“積重難返”,這使得其配置資源的能力受到質疑。伴隨主流金融機構的“脫媒”趨勢,更加體現“人人”特點的體制外金融模式“嶄露頭角”,共享金融正是聯系這些“新金融”的核心主線。四是與經濟發展中的不平等性相似,迄今為止的金融創新在應對收入不平等方面乏善可陳,甚至帶來許多不利於中低階層的財富再分配,例如長期大起大落的股市。對此,如何真正使得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中的“弱勢群體”享受更加合理的金融服務,得到自身應有的金融權利,成為共享金融的重要突破點。五是城鎮化帶來的人口集聚、人口老齡化引起剩余金融資源的積累、金融市場化的不斷推進,都有可能拓展金融活動的邊界,打破原來無所不在的金融壟斷,重構金融交易的價格形成機制,使得共享金融服務的可行性進一步提升。六是新經濟時代逐漸體現為“創客”時代,大規模、集中性的產業集聚模式和企業擴張模式,不再成為必然的趨勢,同時大量湧現“小而美”的產業與企業形態,相應的勞動力就業結構也在時間、空間上發生轉變,作為“經濟人和社會人”的功能和職責也不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這些都使得分散化、及時性、智能化、合作共贏的共享金融服務變得更加必要。

  其次,就微觀層面看,共享金融的基礎也有六個方面因素。一是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在提升金融效率的同時,也使得金融交易變得更加復雜,在許多情況下距離普通人越來越遠,逐漸成為少數金融“精英”的遊戲,也帶來金融脫離實體的困境。由此,共享金融的重要著力點,也是促使金融活動“走下神壇”,回歸“草根”和公開透明,使公眾直接感受對金融的參與互助受益過程。二是使得金融消費者從被動變為主導,能夠參與到金融交易決策之中,這也是共享金融的著力點。換句話說,也是如何使得金融發展與創新從“廠商時代”的“供給決定需求”,轉向“消費者時代”的“需求導向”,從而使得金融產品及服務實現“標準化”與“定制化”的平衡,真正使公眾能夠主動分享現代金融發展的成就。三是共享金融通過對技術的充分運用,能夠進一步打破金融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薄膜”,使得金融產品和服務更加便利和智能化,充分貼近和融入產業鏈、生活鏈中的節點,使得金融成為“身邊觸手可及”的服務。同時可共享的金融資源價值不僅包括資金,而且涵蓋了更廣泛的功能與要素,從而成為每個主體都可選擇更加自由、低門檻和安全進入的“金融服務便利店”。四是共享經濟的發展最終要落在商業模式建設上,從而實現商業可持續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的有效結合。共享金融同樣須做到這一點,其機制和模式建設就成為核心問題。對於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和分配來說,需要充分探索依托不同平臺的模式、平臺之間的開放式協調、完全去平臺的分散化模式等,從而最終實現金融的商業和普惠目標的共存。五是在金融資本追求超額利潤的“貪婪”之下,許多金融創新也在侵蝕著自己得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因此才需要各種“好的金融”來體現市場經濟倫理,為美好社會的實現進行“彌補”和“調節”。對此,共享金融的精神動力與理念,正是為了深刻改變“叢林法則”支配下的金融競爭原則。六是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實際上降?了金融活動的搜尋成本和交易費用,提升了金融匹配效率,並且帶來正的外部性和網絡效應,因此使得金融活動能夠進一步嵌入到經濟社會的角落裏,這種網絡社會下的信息溝通與傳遞,就成為完成共享金融活動的技術基礎。

  共享金融背後的技術與制度動力

  變革的技術與金融

  從金融角度來說,互聯網金融的熱潮已經連續幾年衝擊著人們的理念和現有金融體系,在“互聯網+”的視角下,同樣開始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作為起點,我們需要對概念本身進行辨析。無論是互聯網金融、金融互聯網、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的衝擊或替代,種種說法背後,似乎逐漸呈現出“偽命題”的跡象。當提到這些概念時,我們腦海中想象的真實內涵,其實是互聯網信息技術對金融體系的衝擊和影響,這裏沒有“新金融”和“傳統金融”,只有在技術影響下不斷變化的金融。

  進一步來看,所謂的互聯網信息技術,大概可以用ICT來更加準確地描述。ICT即信息、通信和技術(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的英文簡稱。21世紀初,八國集團在衝繩發表的《全球信息社會衝繩憲章》中認為:“信息通信技術是21世紀社會發展的最強有力動力之一,並將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當然,各界對ICT的理解並不統一,通常的理解是ICT不僅可提供基於寬帶、高速通信網的多種業務,也不僅是信息的傳遞和共享,而且是一種通用的智能工具。

  無論如何,作為當前時代的前沿技術範式,不管在硬件還是軟件層面,ICT對於金融運行、金融活動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姑且用“互聯網金融”來描述這一變革。但是把歷史視線向前和向後追溯,可能會看到技術變革線索下的、更加長遠的金融藍圖。例如,在19世紀上半期,股票交易信號的傳遞,是由經紀人信號站的工作人員通過望遠鏡觀察信號燈,了解股票價格等重要信息,然後將信息從一個信號站傳到另一個信號站,信息從費城傳到紐約只需10分鐘,遠比馬車快,這一改變曾掀起了一輪小小的“炒股”熱。直到1867年,美國電報公司將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動收報機與紐約交易所連接,其便捷與連續性深刻地激發了大眾對股票的興趣。1869年,紐約證券交易所實現與倫敦證券交易所的電纜連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傳到歐洲大陸,紐約的資本交易中心地位進一步凸顯。由此來看,這一時期,最令人振奮的技術對於金融的衝擊,或許可以稱之為“電報金融”。再如,2015年1月,谷歌總裁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稱“互聯網將消失”,其含義是互聯網將會與我們的生活無縫銜接,成為無處不在的“物聯網”,這裏面或許同樣隱含著對現有技術的重大突破,直到其改變未來的金融活動與金融功能,或許人們會用更加新奇的技術概念來描述對金融的衝擊。

  更具有科幻視角的是,當未來技術獲得極大變革和突破,以至於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管理模式、信息傳遞、資源配置時,甚至達到一種在理想模型中才存在的、穩定有序的、最優的宏觀均衡時,貨幣與金融的存在可能便沒有了意義,到此階段,技術才在真正意義上“顛覆”和“消滅”了金融。

  可以說,把焦點放到包括互聯網金融在內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概念上面,其意義並不大。當我們談到這些仿佛帶有“魔力”的新範疇時,無論基於感性還是理性的認識,都應當更聚焦於每個時代的“新技術”對於金融要素(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金融制度、金融文化)、金融功能(貨幣、資金融通與資源配置、支付清算、風險管理、信息提供、激勵約束等)帶來的“變與不變”。

  金融技術與制度演變的理論基礎

  如果要進行理論追溯的話,關於技術對經濟和金融的創新貢獻,其理論起點可以從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創新視角展開。他提到“大規模、集群式的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和市場運行有著根本性影響。技術創新周期持續影響著社會經濟周期和金融結構的變遷。故而唯有充分把握重大科學技術變革及其產業化的基本方向和態勢,方可準確解釋實體經濟以及為其服務的金融體系的種種基本格局性的變化。”技術對於經濟金融影響的本源,始終體現在“創新”二字之上。

  作為當前時代的偉大技術,互聯網信息技術本身的創新特征包括:共享性、多元性、互動性、即時性。這些特點落到經濟層面,已經開始帶來深刻的變革。如宏觀經濟層面:改變了搜尋成本、匹配效應、交易成本、外部性和網絡效應;微觀經濟層面:改變了微觀主體的信息管理、激勵約束機制、技術進步和治理環境、企業組織的邊界;制度經濟學層面:在信息高速流動和傳播的時代,傳統的各類制度規則都遭遇了挑戰;倫理經濟學層面:原本難以解決市場經濟倫理矛盾,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可行性在上升。

  當前互聯網信息技術對經濟運行的影響,進一步映射到金融層面,我們則看到了:多樣性(新型機構、新型業務、新型方法);草根化(直接面對大眾需求、低進入成本);“小即是美”(小而專業的金融機構);行業融合(實體經濟對金融領域的進入);挑戰權威(非標準的行業規則、電子貨幣)等。與之相應的理論解釋如:市場集中度降?、去中介化、實體經濟企業與金融機構的一體化、雙邊交易平臺的競爭、貨幣替代等。

  可以說,從理論和方法的不同層面上,互聯網信息技術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貨幣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這兩大學科體系。舉例來看,如下幾個研究領域就體現出令人興奮的探索前景。

  現實理論衝擊一:新貨幣經濟學研究範式

  所謂哈恩難題,是英國經濟學家哈恩(FHHahn)在1965年提出的問題,即為什麽沒有內在價值的紙幣與商品和勞務相交換的過程中會具有正的價值?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們開始對貨幣理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而感到不滿,並且提出了許多理論來試圖解決。其中,“新貨幣經濟學”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來描述一種經濟分析方法,該方法最初是由費希爾·布萊克(Fischer Black,1970)、尤金·法馬(Eugene Fama,1980)及羅伯特·霍爾本人(1982)在其各自的論述中用來解決關於貨幣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問題。

  新貨幣經濟學作為一種經濟分析方法,是在既有貨幣理論面臨巨大挑戰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主要是電子貨幣產生和快速發展之後,缺乏理論基礎的有效支持,並且主流經濟學家沿著傳統理論研究路徑不斷探索。即,如果貨幣最終消失,或法定紙幣不再是唯一的交易媒介,並且最終被產生貨幣收益的由私人部門發行的金融資產所取代,或者貨幣全面電子化,那麽我們將如何描述一個沒有傳統貨幣假設前提的貨幣經濟學?這正是新貨幣經濟學帶來的悖論與難題。

  尤其值得關註的是在貨幣政策層面的衝擊。在電子貨幣日新月異的今天,其形式也不斷演化,甚至出現了脫離央行控制的網絡貨幣形態。在新技術的衝擊下,貨幣概念、範疇、轉移機制都在發生變化。其中,大額與小額、銀行與非銀行、央行控制與非央行控制,構成了不同形態的貨幣及貨幣轉移帶來的深刻政策影響,這體現在對貨幣數量、價格、貨幣流通速度、貨幣乘數,以及存款準備金等制度的衝擊。如BIS(國際清算銀行)早在1996年就開展了一系列研究,並認為電子貨幣可能會影響到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如影響央行控制的利率和主要市場利率的聯系。BIS(2004)的調查發現,雖然在一段時間內預計電子貨幣不會對貨幣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但調查中的中央銀行都開始密切關註電子貨幣的發展。BIS(2012)認為非銀行機構發行的電子貨幣對中央銀行的貨幣控制有一定影響,如影響短期利率水平等變量,但央行可以運用多種方式來保持電子貨幣與央行貨幣的緊密聯系,從而控制短期利率水平。

  現實理論衝擊二:引入貨幣信用的宏觀分析

  哥特勒(Gertler,1988)指出,宏觀經濟理論通常隱含地假設金融體系順利地運作,以至於可以忽略不計。在總體上忽視信用和金融系統的大背景下,也有少數文獻主張信用或者金融體系(銀行)十分重要,但將二者在主流宏觀理論模型中結合在一起,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事情(瞿強、王磊)。由此,當前宏觀經濟學分析的一個重要前沿領域,就是結合信息時代的來臨,如何基於新的技術路徑、在宏觀分析模型中引入貨幣和信用。例如,20世紀後期出現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造成經濟波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真實衝擊(real shocks)的擾動,包括技術進步的速度、制度變化、天氣等。雖然這些因素可以解釋相當部分的經濟波動,但是忽略了金融系統的重要作用。那麽,在互聯網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當前,是否會對熨平周期波動帶來新的更復雜影響?是否會使金融系統帶來新的周期擾動?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命題。

  此外,在宏觀分析中如何充分考慮和預測金融危機,也是當前的重要挑戰。一方面,互聯網信息技術有助於解決這一矛盾,如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這一主流分析工具中進一步引入復雜系統仿真、復雜系統與網絡結構等;另一方面,互聯網信息技術同樣能產生新的風險與危機動因,給金融監管帶來新的挑戰,如股市的高頻交易、場外衍生品市場的風險快速傳染等。

  現實理論衝擊三:金融功能的融合

  按照傳統金融功能理論,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是互補的關系,同時不同金融子行業之前雖然出現融合傾向,但並未出現大規模混業的趨勢。但是互聯網信息技術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這一格局。新技術使得金融業務的平臺化融合成為可能。一方面,互聯網加速了混業經營時代的降臨。隨著將來我國金融業綜合經營程度不斷提高,有的機構會越來越專業化,有的可能會轉向金融控股或銀行控股集團。互聯網信息和金融技術飛速發展,一是促進了以支付清算為代表的金融基礎設施的一體化融合,二是使得網絡金融活動同時深刻影響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傳統業態,並且給其帶來類似的風險和挑戰,使得涵蓋不同金融業態的大金融服務平臺在制度和技術上逐漸顯現。另一方面,伴隨著各類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以數據、信息和渠道為基礎的深度融合,融資、投資、支付清算、風險管理、信息提供等不同的金融功能與需求,也逐漸能夠融合在一起。從客戶角度來看,則是各種各樣的、大型或移動版的“金融與消費服務超市型”綜合平臺。所有這些撲面而來的變化,都使得人們難以?視金融功能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現實理論衝擊四:行為金融學的深化

  傳統金融理論認為,人們的決策是建立在理性預期、風險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機抉擇等假設基礎之上的。而隨著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傳統微觀金融理論的有效市場假說基礎遭遇挑戰。行為金融學是金融學、心理學、行為學、社會學等學科相交叉的邊緣學科,力圖揭示金融市場的非理性行為和決策規律。長期以來,關於行為金融的一個普遍性批評,就是缺乏合乎經濟學研究範式的模型和實證體系。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技術缺乏有效支撐的前提下,無法對市場主體進行更加細致的信息搜集和實證檢驗。隨著信息化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這一約束已在改變。例如,許多對衝基金開始從Twitter(推特)、Facebook(臉書)、聊天室和博客等社交媒體中提取市場情緒信息,開發交易算法。例如一旦從中發現有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等意外信息公布,便立即拋出訂單。再如,無論是高頻交易還是量化投資的盛行,都體現出行為金融學理論在資本市場實踐中的應用。

  現實理論衝擊五:金融發展理論的演變

  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發展中國家增長模式的日趨復雜,20世紀中後期以麥金農(Mckinnon)、肖(Show)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等為代表的早期金融發展理論,逐漸在研究方法和現實考察等方面都體現出“滯後性”,無法更好地解釋和指導新的問題和變化。此後,逐漸出現了幾個方面的演變。其一,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上,20世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批判地繼承並發展了麥金農和肖等人的觀點,在內生增長理論的框架下,拋開完全競爭的假設,在模型中引入諸如不確定性、不對稱信息和監督成本之類的因素,這些都與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演變密不可分。其二,許多學者開始從新制度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待金融發展,這些都是傳統技術範疇所難以解釋的變量。其三,計量驗證的興起也對論證和檢查金融發展理論的結論和政策主張,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土壤。所有這些,從技術和制度兩個層面上,都可以看到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引入和影響。在信息時代,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適度性、金融深化與金融抑制的概念摒棄或重新應用、發展中與發達國家的金融競爭與合作等,都提出了諸多具有挑戰性的研究難題和可能性。

  現實理論衝擊六:金融倫理與普惠金融

  進入21世紀,市場經濟倫理和金融倫理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如森《倫理學與經濟學》(Amartya Sen,2001),博特賴特《金融倫理學》(JRBoatright,2002),齊格蒙特·鮑曼《後現代倫理學》(Zygmunt Bauman,2003),阿蘭·斯密德《制度與行為經濟學》(Allan ASchmid,2004)等。這些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倫理問題,直到2005年普惠金融體系(Inclusive Finance System)的興起,開始提出了金融運行中一直得不到重視的問題,即如何在金融活動中充分體現道德倫理價值。

  以普惠金融在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被賦予了更加復雜而含混的表述,其核心矛盾問題在於:解決特定對象的資金需求還是其他金融需求?解決資金價格還是資金可得性?優先服務資金需求者還是資金供給者?依靠技術還是制度因素為主?可以看到,從金融服務的信用判斷、風險控制、成本與渠道約束等方面,互聯網信息技術都帶來了新的思路和解決方案,既有長期的技術影響,也有短期的制度優化。

  現實中的局限性與多重挑戰

  雖然從理論層面看,對互聯網信息技術給金融帶來的影響還缺乏深入的基礎性分析,但是從實踐來看,它已經在深刻地改變著每個人的生活,因此更容易形成感性的直觀認識。這裏需要強調的是,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金融是在短期內自上而下、經過“頂層設計”而形成的,不是經歷長期的、從民間和草根、實體部門而逐漸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因此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的一個重要價值,就是把“高高在上”的金融“高富帥”拉下神壇。但是與此同時,也要避免創造新的金融神話,包括在技術或制度層面。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基於互聯網的某些新型金融模式一定會取得成功嗎?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發展最快的美國為例,到2012年底,其網絡直銷銀行的存款總額達到4430億美元

  劉智國,魏劭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的直銷銀行發展現狀\[J\]銀行家,2014(10),雖然增速令人矚目,但是在美國銀行業存款大約102萬億美元

  數據引自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總額中,其占據份額仍然有限。同時,據美國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統計表明,實際上近年來大銀行業務網點並沒有減少,相反在城市中心還有所增加。由此,一方面,銀行業對互聯網的重視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許多人認定的、對銀行物理機構的網絡化替代,似乎在技術最快發展的過去20年裏也並未出現,原因是什麽?也有人認為,網絡銀行在中國面臨的特點完全不同,因為我們的金融結構有缺陷,存在難以滿足的巨大金融需求。但是,這恰恰說明,如果某些互聯網金融形態在我國更加繁榮,或許是因為短期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這種變革的持續性究竟如何呢?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為了打破“非此即彼”的邏輯和簡單的“拿來主義”,需要深究金融變革與演進的真正情況與內在邏輯。

  其次,在技術引發的金融變革之中,傳統的勢力也是非常強大的。例如,移動支付是當前最具挑戰性的金融技術前沿領域,也是被認為能夠對傳統金融模式給予顛覆式影響的重要渠道。然而,諸多研究表明,在全球移動支付擴張的盛宴中,銀行仍然牢固占據著主要份額,然後是傳統的電信運營商,還有依托電商平臺的支付企業,最後才是單一的支付機構。再如,當我們被Lending Club(美國一家網絡借貸平臺)的上市所鼓舞時,很多人沒有註意到,它可能距離P2P的精神越來越遠,逐漸成為大機構和大投資者的舞臺;也沒有人註意到,Lending Club的業務創新實際上依托於與猶他州特許銀行WebBank的合作,也難以擺脫銀行中介的渠道化烙印。同時,前段時間其股價大跌,因為其2014財年虧損3290萬美元。之所以出現這一狀況,主要是因為隨著營業收入翻番到213億美元,其營銷和產品開發成本遠超貸款費用。

  由此看來,互聯網金融如何能夠真正打破“大而醜”的傳統金融勢力,迫使大金融機構更加重視提供“物美價廉”的金融產品與服務,避免陷入無休止的暴利追求之中,是給我們提出的重大歷史命題。與此同時,當業務規模超過“小而美”時,現有的許多互聯網金融模式能否迎來蓬勃的商業擴張性也值得我們深思。

  討論這些問題,並非意味著對互聯網金融的悲觀主義,而是希望更加理性地看待技術帶來的金融變革,避免陷入新的投機、泡沫或狂熱。因為,符合大勢所趨,並不意味著當下一定正確。同時,無論是傳統機構還是新興組織,都面臨新技術的快速變革,短期內新興組織“船小好掉頭”,大機構更加“笨重難轉身”,但在中長期的“賽跑”中,二者最終都會在面對挑戰中獲得其合理的功能定位。在技術變革導致金融混業常態化、機構組織邊界模糊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更加關註金融功能、業務和產品的變化。

  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來看,至於互聯網信息技術對於金融更加深刻的衝擊,我們認為還是在金融基礎設施領域,如信息提供、支付清算等,尤其是基於大數據的信用信息管理,對於優化金融產品定價和提高金融交易的匹配效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此外,對於資金和資源配置、風險管理等領域的挑戰,還遠沒有呈現出顛覆性特征。就資金和資源配置本身來說,互聯網信息技術對直接金融市場的影響,也遠大於對間接金融體系的衝擊,並開始改變資本市場結構、定價機制、交易行為等。

  當然,中國所面臨的環境與美國並不相同,新技術帶來的金融業變革與金融市場化所帶來的影響混雜在一起,使人難以看清其本質。但不管怎樣,衡量金融變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包括能否真正改變結構性金融供求失衡和期限錯配;強化對弱勢部門和主體的金融支持;有效改善金融基礎設施和信用環境;打破剛性兌付前提下的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市場競爭性提升與風險有效控制等。在此原則基礎上,需要對技術所引起的金融效率、成本、風控的變化,與具有彌補市場缺損和制度套利型的創新區分開來,以此確定分別基於長期或短期視角的應對策略與監管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所謂互聯網金融創新的價值,都建立在“金融有益社會”這一命題上。與諾獎得主羅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所希望的以金融民主化來打造美好社會有所不同,美國金融年會(AFA)主席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在2015年初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主流經濟學對該命題給予肯定的同時,社會公眾是否會給出不同答案,以及在實證研究中或許會犯經驗主義、先驗主義的錯誤。之所以討論這個,是因為期望從不同視角來分析各種似乎確定無疑的命題,而非陷入簡單的比較借鑒或固定思維,這也符合互聯網信息時代帶來的開放性、多元化特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基於中國視角,這或許可以提示我們,金融的重要性可能並沒有人們所想象得那樣光鮮炫目。一方面,我們不能忘記金融所依托的實體部門本身,而陷入全民“搞金融”的熱潮;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矛盾,根源不在於金融自身,而是財稅體制、收入分配、政府與市場關系等老生常談的問題,缺少了這些制度性的“水利設施”,“金融之水”的灌溉也無法真正達到順暢。

  從互聯網金融到共享金融

  如前所述,可以說,無論從技術還是制度來看,互聯網金融體現出的都是共享金融的核心理念。時光向前追溯,早期促使金融得以變革的技術與互聯網無關,可能是電報、電話等,而源自草根的金融萌芽卻一直帶有互助共享的色彩,直到被大資本的貪婪所淹沒;未來的物聯網可能替代當前的互聯網形態,主流的信息技術也可能發生難以想象的演變,但是金融的發展目標,仍然是如何進一步在金融運行中體現出個性與民主,遏制金融巨鱷的“醜惡”與金融面紗的“虛妄”,在決策共舉、各方共贏、利益共分、機制共建、風險共擔、事業共助的基礎之上,構建真正有利於美好社會的“好金融”。由此來看,即便互聯網金融一詞終將消逝在歷史長河之中,共享金融的生命力也能夠伴隨金融理性、道德、自律的成長而延續下去。

  與當前“如?中天”的互聯網金融相比,共享金融更體現了長期、深層的金融模式與功能變革。短期來看,互聯網信息技術衝擊下的金融運行,其真正的價值所在正是共享金融的突破;長遠來看,無論技術自身怎樣變革,金融的最終意義都在於擺脫自我服務的“毀滅之路”,重新回到與實體共享互助的軌道上。

  具體而言,就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來看,最後都可歸結為技術與制度兩大驅動力和主線。一方面,無論是IT(信息技術)還是DT(數據技術)的變革,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金融資源的生產(產品設計與制造)、分配(風險收益的歸屬與控制)、交換(直接或間接的金融交易)、消費(客戶對產品的使用及反饋),雖然也引起了某些新型的潛在風險積累,但在許多方面都帶來效率的大幅提升、成本和費用的下降、系統可控性的強化、不確定性的減少。技術變革使得原有金融運行中的“百慕大三角”地帶變得不再神秘。例如,在面對小微企業融資這一全球性難題時,可以更好地運用大數據來解決信用融資中的“信息不對稱”困局。也可使金融活動的門檻進一步降低,使得每個投資者可以用眾籌的方式更容易地體驗到大財富管理時代的精彩,並且使相應的風險可控。再如,通過大數據支撐的復雜算法,Uber等新型租車模式能夠更好地對相關服務進行定價,使得交易價格能夠充分反映服務供給增加所帶來的成本下降,從而達到新的市場均衡,也使平臺各方都有所受益。有鑒於此,大數據和新技術完全可能對金融資源的定價帶來衝擊,通過更加準確地挖掘金融產品或服務中的潛在風險,使得風險補償與定價變得更易具有個性化特征,金融資源價格也能夠更貼近於其內在價值而減少波動幅度。應該說,所有這些遵循“摩爾定律”或建立在“開放式腦洞”基礎上的新技術,將從根本上改變制約金融活動的信息不對稱、相關不確定性及監管成本問題,使個體信息在金融交易定價中的作用逐漸提升,可以更好地展現個體話語權,使越來越脫離實體的“供給創造需求”式的單向金融服務,逐漸轉化為公開規則與信用約束下的供求雙向、多維金融互動,實現共贏、共助的共享金融目標。

  另一方面,在各國的互聯網金融發展中,無論采用的概念如何,其價值除了關系到對金融交易自身的影響之外,更是對可持續協調發展與實現經濟金融倫理做出了貢獻,這些則屬於制度層面的驅動力。例如,美聯儲在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美國消費者中有11%享受不到銀行服務(unbanked),另有11%享受的銀行服務不足(underbanked),而伴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化,這些人群更容易也願意運用移動設備來享受電子銀行或支付服務。我們看到,這就是新技術帶來的普惠金融功能的實現,有助於彌補現有金融體系的功能“短板”。再如,現代金融活動或多或少都離不開央行對於信用的最終支撐,這也帶來了巨大的監管成本和風險責任歸屬。而在基於互聯網的分布式支付方式挑戰下,分布式的貨幣與金融交易變得更具可行性。例如,當前比特幣及其“後繼者”開始更加關註貨幣的支付功能,如同Ripple(瑞波幣)等對於分布式清算協議的探索,長遠來看有助於推動新興電子支付效率的提升、交易成本的下降。尤其在小額零售支付領域,將通過促進電子商務與居民消費發展,帶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在比特幣的背後,區塊鏈技術的價值遠大於比特幣本身,其能夠有效促進智能交易、分布式股權發布和資產轉移。如由摩根大通前高管布莉斯·馬斯特斯(Blythe Masters)領銜的Digital Asset Holdings公司,正在開發基於區塊鏈系統的證券和資金轉移系統;甚至美國納斯達克集團也希望可以將區塊鏈技術運用到股票市場之中。雖然這些制度變革距離“顛覆”現有貨幣金融體系還非常遙遠,但人們已經開始關註其可能性。美聯儲在2015年初發布的《美國支付體系提升戰略》報告中,就談到要創造條件,便於金融機構間基於使用通用協議和標準發送和接受支付的公共IP網絡直接清算,因為與通過中心輻射狀網絡結構清算交易相比,金融機構間基於公共IP網絡的信息分布式架構有可能降低成本。回到我國,無論是現有金融體系在制度層面仍有許多“跛腳之處”,還是期望在全球競爭中獲得金融功能的“追趕式”超越,都需要有效甄別和關註與技術並行的制度因素,剔除只是披上技術外衣的、金融市場化轉軌大潮中的“沙礫”與“泡沫”。

  共享金融的夢想與挑戰

  對於共享金融來說,技術的“突飛猛進”為商業模式創新“插上了翅膀”,制度(包括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變遷則創造了良好的金融新生態環境。展望未來,共享金融應該呈現如下五大發展路徑。

  第一,金融終端的資源與功能共享。從國家資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來看,在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政府、住戶這四大部門中,住戶部門是典型的資金凈流出,也是金融資源交易鏈條的起點。在主流金融運行模式下,住戶資金只能通過間接融資市場(銀行為主)、直接融資市場(股票和債券市場為主)、結構性融資(復合型的證券化產品)等,進入到一國的“金融血管”之中。在此過程中,住戶部門往往缺乏有效的話語權,只能作為金融機構“廠商”的“原材料”提供者。在共享金融發展模式下,首先意味著作為金融產業鏈上遊的住戶部門,應該在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提供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擁有更高的地位。因為,住戶部門可以借助於互聯網技術、開放的平臺、眾律性的規則,而低門檻直接成為金融資源的供給者,使得金融產業鏈進一步“前移”,從而對主流金融部門的“談判權”形成制約。這就意味著對於住戶部門來說,實現了與金融部門的責權“共享”。

  第二,金融媒介與渠道的共享。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大平臺經濟時代,平臺的參與主體越多,對於供給、需求、中介各方的利益和價值就越大。平臺經濟的開放特征與傳統金融部門的封閉式發展本來就形成鮮明的對比。平臺經濟與金融的發展,恰恰反映了共享金融的核心思想。一方面,傳統的金融與非金融部門的邊界進一步模糊,主流金融機構面臨更加明顯的“脫媒”,越來越多的主體參與到金融產品與服務的提供中,成為重要的金融資源流轉中介。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金融廠商”轉換成“金融平臺服務商”,平臺經濟效應使得“自金融”模式在效率和風控上成為可能。所有這些變化雖然仍處於萌芽階段,但是對於傳統金融中介與新興金融中介圍繞渠道的共享,對於金融供給者、需求者、中介依托合作平臺的共享,都創造了令人振奮的發展基礎。

  第三,金融消費與需求的共享。對於金融消費和需求來說,面臨的是日益復雜多樣的金融產業鏈,而新技術和制度變化將有助於其“撥雲見日”,更充分地參與到金融運作之中。一則,對於需要金融資源流入來維持的企業部門來說,其中的小微企業是最為“饑渴”的需求者,有限的金融資源支撐著其在就業方面的巨大貢獻。共享金融的理念和模式,必須著眼於為其創造可持續的金融“輸血”模式。二則,正如我們前面所言,金融資源的流動並非單向,而是雙向甚至多向,在眾多維度上同時交織在一起。例如,居民也是消費金融的資金需求者,企業可能是資產管理的資金供給者,在此過程中,既需要著力實現不同角色功能的共享與轉移,也應促進以共享理念來提升不同定位中的企業和居民對於金融中介的“談判權”。三則,推動金融創新更加重視需求導向,在技術可行的支持下,實現“流水線”式的標準化“金融快餐”與“口味各異”的“金融風味小吃與大餐”並行發展。

  第四,金融風險與監管的共享。一方面,現代金融體系之所以存在許多功能缺失,原因之一就是風險的不可控或彌補的高成本。例如,在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領域,信息的不確定、信用基礎的缺乏等加重了金融服務困難,而如果實現不同組織與主體的信息系統交互、風險合理共擔,則有助於介入那些傳統的金融“空白區”。再如,系統性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的邊界,其實並沒有教科書中那樣分明,在“動物精神”與“冰冷技術”共存的現代金融市場上,風險預期提升、普遍恐慌、羊群效應、以鄰為壑等現象的存在,都容易助推風險的積累。由此,隨著新技術使得微觀金融行為的甄別能力上升及不確定性分析的愈加準確,通過某種技術與制度安排對風險進行合理分擔和分散,而非“遊牧民族”式的驅離或被投機利用,則成為共享金融有助於金融穩定的重要嘗試。另一方面,共享金融的探索可以推動社會信用體系的完善,尤其是對於難以進入到傳統金融體系來積累信用的主體來說,介入共享金融實踐可以為其創建金融信用基礎。同時在“人人參與”的新模式中,自律與他律成為能否繼續參與的前提,這也使得傳統金融監管難以覆蓋的“盲區”受到公共金融規則的約束,從而實現新舊監管模式的共存。

  第五,金融與實體的共享式發展。無論在經濟還是統計意義上,金融與非金融部門在本質上就是相依相存的,金融部門的利潤很大程度上是與實體部門交易完成的,只是隨著金融部門權力的擴張和衍生金融產品創新失控,才出現了某些“自我遊戲”式的交易。共享金融強調的是與實體部門的共贏發展,包括:使多數微觀主體充分享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成果;有利於實體部門規模和結構的完善,而非強化已有的矛盾;避免內部結構失衡和金融創新的失控;解決好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之間的分配問題;減少行政性幹預,強調市場化運行機制和自律環境優化。可以看到,在共享金融理念的引導下,現代金融發展將從“脫實向虛”轉向“以實為主、以虛為輔”。

  總之,大數據、雲計算、平臺經濟、移動支付改變著我們的經濟與生活,也使過去“烏托邦”式的經濟金融夢想成為現實。雖然仍面臨眾多外在挑戰和障礙,也有內在的缺陷和不足,但共享金融完全能夠探索出一條通往《金融與好的社會》的夢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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