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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新常態的核心是提高增長質量

作者:吳敬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當前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對3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中形成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進一步改革.作為當前改革對象的原有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和日本戰後建立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兩國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鑒.

  中國早期對改革目標模式的探索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扭轉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造成的體制危機和經濟衰敗,中國制定了對應的救亡圖存辦法.開始時並沒有明確的目標,采取的辦法是陳雲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試驗成功後再加以推廣.但與此同時,有人在思考,除了進行一些變通性的政策調整之外,在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上都要選定自己的目標模式.

  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國展開了討論.對於改革目標模式選擇,存在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模式,本質上也就是所謂"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其特點是在保持國有制的統治地位和計劃經濟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場對企業的引導和激勵,來提高企業的積極性.第二種是東亞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第三種模式是受過西方經濟學教育的學者主張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比較時興的是"蘇東模式",許多官員和經濟學家都特別熱衷於介紹蘇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這種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是改革沒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論上提倡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學者也紛紛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國只在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了一段試驗,即國有企業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但這個改革也沒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財政和通貨膨脹問題,到1981年後就被多數人否定了.

  "東亞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的目標模式選擇中勝出,為多數人所接受,經濟發展也沿著"威權發展主義"的路徑進行.

  至於第三種模式,把自由市場經濟看作改革最終目標的學者也承認,在市場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用市場來配置資源和進行激勵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們達成共識,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

  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國派出了許多考察團到各國去"取經",影響最大的一個是鄧小平1978年對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考察.在這三個國家中,他最欣賞的是新加坡在強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嚴整社會秩序.在幹部和群眾中具有更廣影響的是以鄧力群、馬洪等為首的國家經委代表團於同年11月對日本的訪問和考察,考察報告《訪日歸來的思索》

  對日本的經濟社會體制贊譽有加,在領導幹部和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中產生了巨大影響.鄧力群在書中得出結論,要學習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發展商品經濟.因而,商品經濟的想法最早是由鄧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國的中上層幹部裏普及開來的.

  "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體制這裏需要註意的是,中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建立的歷史背景存在重大區別.日本的戰後體制,是在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和戰後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而中國的經濟體制則是從前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演變而來.因此,在中國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主義模式"中,政府的主導作用更加無所不包和強勁有力.總體來說,日本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而中國始終是以國有經濟為主要經濟成分.

  1984年和1987年的體制設計雖然提出要發展商品經濟,但同時又強調政府的計劃控制.到現在,很多人還認為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到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是對市場經濟很好的描繪,我認為,這個提法存在很大缺陷:雖然企業由市場引導,但是市場是由國家和政府調節的,這就埋下了伏筆.到了後來,甚至許多文件裏出現了"黨和政府要提高駕馭市場的能力"的提法.這表明,雖然1992年已經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裏的市場,只是國家所駕馭的工具.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四大的決定制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動綱領,即有名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幹問題的決定》.這是一個全面改革的綱領,要求在20世紀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這一決定與現代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理解非常接近,也可能反映了經濟學家對文件起草的影響.不過,在實際生活中,強調政府主導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由於這種影響的存在,在20世紀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的要求實際上並沒有實現.中國在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體制是一種"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體制,"半統制"性質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包括各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仍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21世紀初期"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辯論舊體制因素的強化造成了一系列社會矛盾的激化,其中最為突出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腐敗活動日益猖獗,直至侵入黨政軍組織的機體,一個是粗放式的發展導致社會經濟問題愈演愈烈.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提出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增長方式(即靠投資驅動的增長)向集約增長方式(即以效率提高為動力的增長)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對增長的貢獻.

  中國在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時提出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到了"十五"期間(2001-2005),情況發生了逆轉,中國城市化加速,政府手裏掌握了大量土地資源,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越來越強,經濟發展方式也變得越來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時,重新提出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十一五"規劃的主線,但是沒有能實現.

  到"十一五"規劃最後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刻不容緩."不過,"十二五"規劃期間,經濟轉變仍然不是很明顯.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宏觀經濟上的貨幣超發、債務積累、杠桿率升高以及社會矛盾都日趨嚴重.

  於是,再次爆發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大爭論:是依靠重啟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來從根本上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還是強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強勢政府為主要特征的所謂"中國模式".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後一種意見占據了優勢,到黨的十八大前夕達到最高峰.但是,強化政府的管控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僅沒有解決上述提到的問題,反而使得問題越來越嚴重,矛盾越來越尖銳.

  在這種情況之下,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問題作出了正確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實現國家各項工作的法治化".a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b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部署的336項改革,就是圍繞這些要求提出的.

  a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b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確立"新常態"的核心問題是提高增長質量現在面臨的問題則是,在確立"新常態"的過程中如何貫徹黨的十八大決定.中國所謂的"新常態"並不是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的總裁M.埃裏安所說的長期蕭條的"新常態".按照中國領導人歷次講話,"新常態"有兩個特征:一是"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長";二是"由粗放發展方式轉向質量效益型的集約發展方式".這兩個基本特征都用了"轉向"的說法,但是"轉"的進度有明顯的差別:其中前一個GDP增速下降已經是既成事實,而後一個發展模式轉變,或結構改善、效益提高,還需要經過艱苦努力才能實現.尤其需要註意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是制定"九五"(1996-2000)計劃時提出來的,到2015年已經整整20年,還沒有實現.可見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在總結"十五"計劃時,我們曾經進行了一場大討論,所有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體制性障礙,最大的體制性障礙則是政府的主導地位,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很多具體表現.

  我對媒體把"穩增長"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有些懷疑,我認為應該把依靠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放在首位.當然也要做到保底線,所謂的保底線是指,保持一定質量的增長速度.但是保底線不是靠刺激政策能解決的,現在有一個對業界和學界都很有影響的看法是,保增長底線還是要靠擴張性貨幣政策或增加投資來解決,我認為這個辦法不可行.

  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是趨勢性,而不是周期性的.野村證券辜朝明先生曾經指出,近年來各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實質上是資產負債表衰退.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存在重大缺陷,杠桿率太高.當泡沫不能支撐而破滅之際,就會出現流動性陷阱,於是貨幣流通速度大大降低.即使要用擴張性貨幣政策來刺激,也很難收到提振經濟的效果,我覺得他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其實最近一年來,流動性是相當寬松的,當人們沒有投資意願,發行再多的貨幣都是往股市去,而沒有投資於實體經濟.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強財政政策的力度,我贊同這個意見.但是,加強財政政策的力度要落腳到強化信心和提高投資積極性上,而不是單純增加財政支出,用擴大需求去拉動經濟增長.

  國有企業改革勢在必行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以及1999年召開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都對國有經濟改革提出了要求,強調要對國有經濟進行布局調整.有關國企改革的決定在文字上保持了"以國有為主導"的提法,但對原來的提法作了新的解釋,說明"主導"並不是處處都要控制.十五大的說法是,"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a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國企改革的決定,把"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進一步明確為三個行業一個領域,有關決定要求按照上述原則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但是,2006年國資委發布了一個據說是國務院批準的文件,要求加強國有企業的控制,在7個行業進行絕對控制,在9個行業保持較強的控制.這實際上是加強了國有經濟,雖然國有企業已經上市,但還是按照國資監管條例執行--人、事和資產都a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是國資委來管理,高管也是國資委或中央組織部任命.

  最近拉迪教授(N.Lardy)在新著裏說,中國的私營企業已經占據主導地位,今後這種主導地位還會不斷增強.我覺得他可能過分註重了私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數量比重,忽略了以下兩種情況:一是國有企業在數量上雖然比不上民營企業,但在重要部門占有絕對優勢;二是大型私營企業也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些甚至受到政府官員的控制.總之,國有企業如何改革,與中國經濟發展和解決根本性問題息息相關.

  當然其他改革也很重要,比如法治.我認為不要把法治(Rule of Law)變成法制(Rule by Law),不過真正做到這點很不容易,牽涉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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