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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作者:吳敬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政府為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新概念。但這絕對不是簡單地把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應用到中國,這個概念如果要在中國發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須回答很多和中國經濟有關的問題。西方供給學派的產生是為了回答西方的問題,同樣,中國供給學派需要回答中國的問題。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人們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麽東西供給過度了?什麽地方供給不足?什麽地方提供了錯誤的供給?

  供給過度的就是這次改革需要對付的三個“去”,即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其中,產能和庫存實際上是一回事,而杠桿則是制度上的事情。產能和庫存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加以應付的,但“去杠桿”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則是比較長遠的事情,很難一蹴而就。庫存和產能供給過度,這是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關的,通過“去”來促成產業的調整,也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不過,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消化庫存和產能?是內部消化還是外部消化,或者兩者同時?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計劃,“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這方面,暫時還沒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為嚴重的是,在強調“去”的同時,我們更應當考察有沒有產生新的過度供給?在中國的政策環境中,討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原因很簡單,一些“跟風”行為經常會導致新政策的扭曲。這方面,筆者已經多次討論過中國近年來的過度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過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出現和美國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況。2008年以來,美國接受了過度金融化的教訓,通過再工業化大力振興實體經濟,使得經濟開始走上健康的發展方向。而中國過度的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實體經濟的衰落。

  金融過度更是對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構成了嚴重的挑戰。一方面,金融國際化有其需要,因為中國已經是資本過剩國家,需要國際化,走向世界。過剩的資本和過剩的產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理性,也促成了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內的經濟項目。不過,在金融國際化方面,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也沒有足夠的操作經驗,因此在和國際資本互動的時候,力不從心,經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更為嚴重的是,因為資本不重視實體經濟,無論是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都看不到經濟的潛力,開始外逃。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資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這些現象促使人們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這裏又有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問題。概括地說,簡單的擴張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到了建設質量經濟的時代,追求一個精致的高附加值經濟,人們所需要思考和行動的都必須符合這個總體方向。在這個概念構架內,就中國經濟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幾個重要的領域。

  第一,“一帶一路”可以幫助消化一些庫存和產能,但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內部基礎設施建設促成大規模的庫存和產能的內部消化。內部消化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性社會投資和農村現代化而達成。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在內部消化產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會產生新的過剩。盡管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中國基礎設計建設的領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層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設、汙水處理、各類汙染的治理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進行新型城市化建設,提高城市的品質和城市的整體提升,這些從一線城市到二三線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線城市,在這些方面仍然很落後。

  第二,生產性社會投資更為重要。以往中國只有生產性投資,而沒有生產性社會投資,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視為是社會福利,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社會消費,而是生產性社會投資。例如,沒有這些社會政策,中產階級就沒有制度基礎,而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消費社會。同樣重要的是,學校、醫院、養老院、體育設施、停車場等的建設,它們可以為培養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質條件。在新加坡,每一個小區都有一個遊泳池和體育館,方便的體育設施培養了新加坡人好鍛煉的生活方式。而國民健康就能大大減少醫療的費用,也就是減少了政府的負擔。又如停車場的建設,中國在大量增加私家車的同時,停車場沒有相應增加,這使得整個城市變成了停車場。所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可以消化大量庫存和過剩產能的。較之庫存和產能的對外輸出,內部消費更具有保障,因為這是中國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發達國家70%的水平,仍然會有大量的人居住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農村現代化涉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裏尤其要解決二代農民工問題。二代農民工基本上出生和成長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納他們,他們返鄉之後,自然向往過起城市的生活。這種情況已經開始,不過,農村並不都存在集中的衛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調設施。因此,很多人就設立單獨的衛生設施、暖氣和空調設施等,根本不顧對環境的影響,很容易導致對土地和環境的巨大汙染。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盡管討論了很多年,但到現在為止,連土地的流轉問題都沒有解決。

  目前,對城鎮化仍然有深刻的誤解,很多人想通過讓農民進城來消化過剩的房地產產能。這可以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導致失敗甚至是悲劇。農民進城並非提供住處那麽簡單,還需要一整套配套舉措。另一方面,農村居民也不僅僅是農民,而必須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轉的重要意義在於要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農村的現代化搞好了,城市和農村就只是一個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裏則只是人們的選擇而已,這是一個雙向的選擇過程。此外,農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這裏有客觀的需要,因為農業水利已經年久失修,現在到了必須把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第四,加快跨區域的生態安全、江河治理等項目,這些項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庫存和產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設內部消費社會。建設消費社會很多年來一直是政府的目標,但近年來中國儼然已經形成了一個外部消費社會。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很強,但國內供給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費,從各種名牌包包、服裝,到技術含量高的馬桶蓋、電飯煲、安全套和感冒藥,都要去國外購買,這是對中國制造業的巨大諷刺。中國很多商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面存在著瓶頸,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有價格要素的影響,即各類產品的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相差過大。

  為什麽會產生這些情況?這些年,有關部門大力提倡虛擬經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例如,網購市場大量充斥假貨,降低中產階級的消費趣味;同時,也把整個正式經濟轉化成為非正式經濟。除了通信領域,中國很多方面的制造技術都跟不上他國,甚至在退化。在技術創新被忽視的情況下,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就導致了外部消費社會的產生,所以政府部門對網購市場的規制方面需要更多作為。

  第六,新技術空間的發掘。舉醫療和醫藥產業為例,最近溫州康寧醫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國內首家精神疾病私立專科醫院,看中了客觀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場。實際上,看看百度的各種貼吧,不難理解中國的各種疾病人數數量龐大。不同的貼吧就是一個大市場,如果精心去做,在現行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中國可以達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技術,因為有那麽多的病例可供醫生觀察。

  新加坡那麽小的一個城市國家,制藥業面向世界從無到有,做起來了。要發展醫療產業,就需要大量的醫院。醫院建立起來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為醫生的工具。中國那麽多的資源,但因為政策不當,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很多都在務虛,搞虛擬經濟,沒有足夠的企業家來尋找新的市場和發掘新的技術,這需要為企業家提供一套新的機制,把他們導入這些領域。

  總體上,必須看到,盡管政府大力提倡創新,但實際上的創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實際政策的制約。過度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政策就是這裏所說的“錯誤的供給”,包括上面所討論的過度金融和互聯網化。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給,要在最低限度上糾正過去的供給過度,尤其是錯誤的供給,彌補供給不足,從而找到新的供給,刺激需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政府為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新概念。但這絕對不是簡單地把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應用到中國,這個概念如果要在中國發生有效作用,那就必須回答很多和中國經濟有關的問題。西方供給學派的產生是為了回答西方的問題,同樣,中國供給學派需要回答中國的問題。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人們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麽東西供給過度了?什麽地方供給不足?什麽地方提供了錯誤的供給?

  供給過度的就是這次改革需要對付的三個“去”,即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其中,產能和庫存實際上是一回事,而杠桿則是制度上的事情。產能和庫存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加以應付的,但“去杠桿”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則是比較長遠的事情,很難一蹴而就。庫存和產能供給過度,這是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關的,通過“去”來促成產業的調整,也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不過,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消化庫存和產能?是內部消化還是外部消化,或者兩者同時?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計劃,“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這方面,暫時還沒有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更為嚴重的是,在強調“去”的同時,我們更應當考察有沒有產生新的過度供給?在中國的政策環境中,討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原因很簡單,一些“跟風”行為經常會導致新政策的扭曲。這方面,筆者已經多次討論過中國近年來的過度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過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出現和美國2008年之前相同的情況。2008年以來,美國接受了過度金融化的教訓,通過再工業化大力振興實體經濟,使得經濟開始走上健康的發展方向。而中國過度的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一定程度上在急速促成實體經濟的衰落。

  金融過度更是對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構成了嚴重的挑戰。一方面,金融國際化有其需要,因為中國已經是資本過剩國家,需要國際化,走向世界。過剩的資本和過剩的產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理性,也促成了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內的經濟項目。不過,在金融國際化方面,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也沒有足夠的操作經驗,因此在和國際資本互動的時候,力不從心,經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更為嚴重的是,因為資本不重視實體經濟,無論是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都看不到經濟的潛力,開始外逃。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資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這些現象促使人們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這裏又有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問題。概括地說,簡單的擴張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到了建設質量經濟的時代,追求一個精致的高附加值經濟,人們所需要思考和行動的都必須符合這個總體方向。在這個概念構架內,就中國經濟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幾個重要的領域。

  第一,“一帶一路”可以幫助消化一些庫存和產能,但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內部基礎設施建設促成大規模的庫存和產能的內部消化。內部消化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性社會投資和農村現代化而達成。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在內部消化產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會產生新的過剩。盡管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中國基礎設計建設的領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層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設、汙水處理、各類汙染的治理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進行新型城市化建設,提高城市的品質和城市的整體提升,這些從一線城市到二三線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很多二三線城市,在這些方面仍然很落後。

  第二,生產性社會投資更為重要。以往中國只有生產性投資,而沒有生產性社會投資,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視為是社會福利,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社會消費,而是生產性社會投資。例如,沒有這些社會政策,中產階級就沒有制度基礎,而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消費社會。同樣重要的是,學校、醫院、養老院、體育設施、停車場等的建設,它們可以為培養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質條件。在新加坡,每一個小區都有一個遊泳池和體育館,方便的體育設施培養了新加坡人好鍛煉的生活方式。而國民健康就能大大減少醫療的費用,也就是減少了政府的負擔。又如停車場的建設,中國在大量增加私家車的同時,停車場沒有相應增加,這使得整個城市變成了停車場。所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可以消化大量庫存和過剩產能的。較之庫存和產能的對外輸出,內部消費更具有保障,因為這是中國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發達國家70%的水平,仍然會有大量的人居住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農村現代化涉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裏尤其要解決二代農民工問題。二代農民工基本上出生和成長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納他們,他們返鄉之後,自然向往過起城市的生活。這種情況已經開始,不過,農村並不都存在集中的衛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調設施。因此,很多人就設立單獨的衛生設施、暖氣和空調設施等,根本不顧對環境的影響,很容易導致對土地和環境的巨大汙染。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盡管討論了很多年,但到現在為止,連土地的流轉問題都沒有解決。

  目前,對城鎮化仍然有深刻的誤解,很多人想通過讓農民進城來消化過剩的房地產產能。這可以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導致失敗甚至是悲劇。農民進城並非提供住處那麽簡單,還需要一整套配套舉措。另一方面,農村居民也不僅僅是農民,而必須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轉的重要意義在於要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農村的現代化搞好了,城市和農村就只是一個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裏則只是人們的選擇而已,這是一個雙向的選擇過程。此外,農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這裏有客觀的需要,因為農業水利已經年久失修,現在到了必須把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第四,加快跨區域的生態安全、江河治理等項目,這些項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庫存和產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設內部消費社會。建設消費社會很多年來一直是政府的目標,但近年來中國儼然已經形成了一個外部消費社會。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很強,但國內供給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費,從各種名牌包包、服裝,到技術含量高的馬桶蓋、電飯煲、安全套和感冒藥,都要去國外購買,這是對中國制造業的巨大諷刺。中國很多商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面存在著瓶頸,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有價格要素的影響,即各類產品的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相差過大。

  為什麽會產生這些情況?這些年,有關部門大力提倡虛擬經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例如,網購市場大量充斥假貨,降低中產階級的消費趣味;同時,也把整個正式經濟轉化成為非正式經濟。除了通信領域,中國很多方面的制造技術都跟不上他國,甚至在退化。在技術創新被忽視的情況下,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就導致了外部消費社會的產生,所以政府部門對網購市場的規制方面需要更多作為。

  第六,新技術空間的發掘。舉醫療和醫藥產業為例,最近溫州康寧醫院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國內首家精神疾病私立專科醫院,看中了客觀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場。實際上,看看百度的各種貼吧,不難理解中國的各種疾病人數數量龐大。不同的貼吧就是一個大市場,如果精心去做,在現行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中國可以達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技術,因為有那麽多的病例可供醫生觀察。

  新加坡那麽小的一個城市國家,制藥業面向世界從無到有,做起來了。要發展醫療產業,就需要大量的醫院。醫院建立起來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為醫生的工具。中國那麽多的資源,但因為政策不當,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很多都在務虛,搞虛擬經濟,沒有足夠的企業家來尋找新的市場和發掘新的技術,這需要為企業家提供一套新的機制,把他們導入這些領域。

  總體上,必須看到,盡管政府大力提倡創新,但實際上的創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實際政策的制約。過度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政策就是這裏所說的“錯誤的供給”,包括上面所討論的過度金融和互聯網化。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給,要在最低限度上糾正過去的供給過度,尤其是錯誤的供給,彌補供給不足,從而找到新的供給,刺激需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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