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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版序 新形勢下的中國模式

作者:鄭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2009年,我把之前寫的一些相關文章和演講稿合在一起,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的書。當時出版這本書的國際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危機發生之後,無論是中國本身還是西方各國,都對中國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中國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流行開來的。不過,如果從內容看,更早開始流行的所謂的“北京共識”實際上也是討論中國模式問題的。“北京共識”的概念是同當時在各國流行的“華盛頓共識”相比較提出來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西方到處推行“華盛頓共識”,而“北京共識”的作者則看到了“華盛頓共識”的不足,指出了中國改革模式的一些優勢。不過,這個概念到了中國便經常被解讀成“北京共識”優於“華盛頓共識”,前者應當取代後者;而在西方,人們則開始把中國模式視為對西方模式(也就是“華盛頓共識”)的威脅。也就是說,無論中外,人們對“北京共識”的解讀都過於政治化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這種對立情況更趨明顯。中國人對中國模式的興趣在於中國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禦了金融危機。在更高一個層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論出,中國模式優越於西方模式。實際上,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都有一些人開始給西方上課。也有西方人對中國模式產生了興趣。不過,他們對中國模式感興趣,與其說是他們了解中國,倒不如說是他們對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國人一樣,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機是如何發生的,而中國又如何有效地抵禦了金融危機,並在危機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就。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很多年裏,中國一直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為這樣,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又開始談論中國模式對西方模式可能構成的威脅。

  作者長期以來關切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當時就覺得人們無論對“北京共識”還是對中國模式的討論都過於政治化,充滿了太多意識形態的偏見。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有太多先入為主的意識,而和中國實際經驗不相吻合,結果是無助於幫助人們認識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決定把先前的相關文章收集起來,作為對這場討論的參與,並直接把書名稱為“中國模式”。但正如作者日後多次解釋的,作者所說的“中國模式”並不像其他參與者那樣在道德判斷的前提之下簡單地頌揚或者批評中國模式,而是把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作為一個社會事物來做經驗探討。因此,作者加上了一個副標題,“經驗和困局”。很顯然,在作者看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既有寶貴的經驗,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這次出版修訂版不是簡單地重印,而是出於兩個主要原因。第一,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化,中國模式的問題在今天再次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國際層面,中國發展和改革的現狀已經產生了兩個全然不同的預測,一個是“中國世紀”來臨,另一個是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已經進入“殘局”。我覺得,作為中國研究者,不能簡單地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而是要表明自己的態度。

  第二,在過去的數年裏,作者並沒有因為出版《中國模式》而中斷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相反,作者對這個問題做了更多、更深層次的觀察和思考,並在此基礎上寫下了不少文字。這些文字則剛好可以回答上述有關世界是否已經進入“中國世紀”或者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是否進入“殘局”的問題。這次修訂,作者增加了將近10萬字的新內容。當然,為了控制篇幅,也刪去了幾篇內容有些重復的文章。

  多年來,海內外就中國模式一直具有爭論,但各種爭論並沒有給人們帶來任何共識。總體上看,已經持續多時的爭論中,人們關註的對象並不在於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而是變成了要不要、該不該有中國模式的簡單問題。毋庸置疑,爭論已經過於政治化,甚至道德化。這種局面的持續,並不能對人們認識中國模式有很大的幫助。

  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的存在?這個模式究竟是怎樣的?其內在和外在含義是什麽?這個模式從何而來,往何處去?無論就中國本身的發展,還是中國發展對世界的影響而言,都有必要回答這些重要的問題。不過,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去政治化。

  海內外,人們對中國模式都存在著高度政治化的認知錯覺和幻覺。在西方,圍繞著中國模式,人們可以看到三種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觀點。第一種是人們所說的“捧殺派”,就是對中國模式大加贊揚,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殺派”內,人們“捧殺”中國的出發點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國模式,因為他們本身的利益和中國相關。因為利益相關,他們也很希望中國模式能夠可持續發展。也有一些人的確希望中國能夠發展出一個和西方不同的模式來。這些人往往對西方模式已經失去了信心,也不認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續下去。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給了這些人一個希望。中國一些人說他們是“捧殺”,其實並不見得。當然,也很容易發現他們往往光看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這些成就背後的代價和未來發展的制約因素。

  和“捧殺派”相對的是“中國模式威脅派”。“威脅派”不僅看到了中國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國模式對西方的長遠影響。這些人看到中國經過了數十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時發現中國的發展並沒有根據西方的邏輯,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相反,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而這個模式已經頗具競爭力。他們相信,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模式已經對西方模式構成了很大的壓力。“威脅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國模式提到價值論的高度,認為中國模式所表達的就是一種和西方不同的價值,不僅對西方價值構成競爭,而且說不定會取代西方價值。

  和“捧殺派”與“威脅派”不同,西方很多人並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我們可以稱他們為“中國模式不定論”。這些人大多看到中國的發展所包含的種種問題和制約因素,不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可以稱為“模式”的東西,也不相信中國的發展模式可以持續。他們中間有一些是比較了解中國發展的,能夠從比較深的層次來看待中國問題。他們看到了中國體制內部的種種弊端,評估著中國會不會解體甚至崩潰。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識形態上敵視中國,他們希望中國解體和崩潰。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根本不配產生一個模式。

  有趣的是,與西方相對,在中國內部,對中國模式也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大贊中國模式,認為不僅存在著一個中國模式,並且這個模式較之西方模式優越。人們可以稱之為中國模式的“左派話語”。左派並不諱言他們確立中國模式,是要和西方爭取國際話語權。左派裏面很復雜,有的從毛澤東思想那裏尋找中國模式的起源,有的從西方新馬克思主義那裏尋找中國模式的理論根據,也有從比較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概括地說,盡管左派對中國模式做了很多經驗性的研究,但對中國模式的評介過於意識形態化。當從特定的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時,客觀性就少了,他們有關中國模式的話語也就失去了解釋中國的能力。

  與左派相對,親西方的自由派則不承認存在著中國模式。對自由派來說,或許根本就不需要中國模式,因為中國的發展是否成功,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夠發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在現有體制不改變的情況下,中國模式從何談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為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如果中國是橘子,西方是蘋果的話,在自由派看來,橘子的發展目標就是要把自身改造為蘋果,在橘子沒有變成蘋果的時候,橘子本身就什麽也不是。

  第三種觀點可以稱為“中國模式未定論”。他們的出發點當然和西方不同。這種觀點大多盛行於官方學者和官員中間。他們認為,中國還處於發展過程之中,存在著很多問題,現在提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相信中國自己不宜宣揚中國模式,擔心會造成不好的國際影響。

  理性而言,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座房子。這裏可以用比較科學和客觀的方法,來研究有關這座房子的諸多問題:這座房子是怎樣的?如何蓋成的?為什麽會蓋成這樣而不是那樣?這座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進?如此等等。但也可以從審美的角度來看待這座房子。如果是後者,那麽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傾向性就變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待中國模式問題大多是從審美的角度進行的,對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沒有什麽認識,對其審美的評論倒是不計其數。

  有些人不承認或者貶低中國模式,是因為他們把模式看作一個非常理想的東西。這也不符合歷史觀。在社會領域,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其優勢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歷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樣。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長的路,從早期的貴族民主,到工業化時期的商業精英民主,到現在的大眾民主,經歷過很大的變化。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也一樣,從早期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都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有個改善的過程,有個進步的過程。就是說,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必須改革自身,以符合時代的需要。

  中國模式也是客觀的,但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任何一種文化的人都有權利去看,去解釋這個模式。正因為這樣,東西方之間對中國模式的爭論永遠不會中斷。就像對西方民主一樣,東方人經常從自己的角度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們所得出的結論,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樣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和對這一模式的審美趣味區分開來。過分審美就會導致過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對中國本身來說,中國模式既然已經存在,那麽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就是回答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麽的問題。這個任務已經變得很重要。就內部來說,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對中國本身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的認識,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不同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從不同的意識形態角度來定義自身的中國認同。種種意識形態的定位無助於中國認同的確立,中國認同的確立必須建立在對中國模式的客觀認識之上。

  就外部來說,中國模式涉及的是中國的國際認同問題。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目前流行的各種意識形態,已經無助於向國際社會解釋“我是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模糊性也是國際社會認為中國發展存在不確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樣,確定性只能來自對中國模式的客觀認知。進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誰”的問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軟力量便無從談起。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的改進問題。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只能導致對這個模式的缺陷的忽視或者漠視。只有承認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才能對這個模式加以認真研究,找到其不足,加以改進。而事實上,如何改進中國模式,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我覺得,無論是前些年人們對中國模式的熱情還是最近對中國模式的懷疑,都沒有幫助人們理解中國模式。實際的情形是,對中國模式的討論越多,人們對其認識越糊塗。我以為,中國模式至少可以從如下三個層面來加以討論。

  首先是中國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傾向於把中國模式置於大歷史的宏觀層面上討論。改革開放30年不夠,還要看前面的30年。而前面的30年也不夠,還要看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轉型過程。我相信,研究中國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變的結構性因素找出來。很簡單,不管中國如何變化或者變革,中國總是中國,中國變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國家。那麽,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國永遠是中國的呢?這些因素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不找出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國模式,當然也看不到這個模式的優勢和劣勢。在這個層面,人們需要看到中國模式的文明性。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不難發現這個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內涵。盡管中國模式表現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模式,這兩方面互相關聯,互相強化。中國的成就是因為這個模式,而這個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導致模式的危機和衰落。

  在經濟方面,中國是混合經濟模式。在這個模式裏,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政府與市場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機就會接踵而至。世界上哪裏也找不到像中國這樣的經濟模式,在那麽長的歷史時期裏,總有一個很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經濟領域起著直接的作用。國有部門承擔著國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應對隨時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危機、平衡市場的力量等等。這些在漢代的《鹽鐵論》裏面講得很清楚,歷朝歷代也都實踐著這些理論。國家的這種經濟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總把國有部門和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聯系起來,這不是大歷史的看法。毛澤東只是把歷史上早就存在的國家的作用推向了極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經濟模式來衡量中國經濟模式,似乎西方經濟模式就是中國的改革目標。但如果中國可以變成西方,那麽就沒有中國模式了。大家說中國是轉型經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從國有經濟到私營經濟。這就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本質。正是因為中國有個強大的國有部門,像西方那樣的私有化在中國不會發生。從歷史上看,私有經濟或者民營經濟在中國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國絕對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經濟學家一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這脫離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經濟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國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混合經濟模式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能以承認這個常態為前提。

  但混合經濟經常失去均衡。經常的現象是,當國有部門和政府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非國有部門和市場空間受擠壓,發揮不了正常作用的時候,危機就會產生。和中國比較,西方的經濟危機則發生在當“看不見的手”完全主導了經濟活動,而政府“看得見的手”不能有效規制市場的時候。

  在經濟上討論中國模式還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領域就變得非常困難,也非常敏感。實際上,如果不看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中國政治模式的產物,但討論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個禁區。西方很多人專註於批評中國政治,而中國學者也往往對自己的政治體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的民主模式講的是多黨制,三權分立。中國政治在發生變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納西方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發生。但不管怎樣變化,中國沒有也不會變成西方那樣的模式。

  那麽,中國政治模式的特點在哪裏?從大歷史看,也能夠回答這個問題。自近代和西方接觸以來,中國曾經嘗試西方式的制度,但失敗了。之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和革命過程中,傳統的皇權慢慢地轉型到了具有現代性的黨權。不難發現,傳統皇權和現代黨權有很多共同之處,例如皇權和黨權都是中國社會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國大一統文化的政治表現,都是賢人政治的制度承載。但是,黨權具有現代因素,傳統皇權則沒有。皇權只可邊緣化,不可民主化。黨權則不然。黨權是現代中央集權制度的基礎,但也可以實現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的存在。中國則不然,無論是傳統的皇權還是現代黨權,都是通過開放政治過程,把外部問題內部化來求得問題的解決。黨權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不理解黨權,就很難理解中國政治。

  歷史地看,這兩種政治模式各有優勢,也各有劣勢。在西方,以多黨政治為核心的民主經過數百年之久才演變成為今天的樣子。在社會經濟發展平衡的國家,西方式民主能夠運作良好。盡管是多黨輪流執政,但從政策層面看,往往呈現一黨的特征。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到這個中產階級的利益。人們常說,西方的政黨整合了社會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產階級整合了西方的政黨,是中產階級制約著政黨政治的極端化。如果從發展中社會看多黨政治的分化功能,這一點尤其明顯。在發展中社會,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分化嚴重,中產階級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實行多黨政治,政黨就變成了分化社會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到處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

  在傳統中國,政治過程也是相當開放的。盡管皇權屬於皇帝,但治權(或者相權)是向社會開放的,並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歷史表明,治權越開放,國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當治權不夠開放,皇權與治權的關系又處理不好的時候,就要發生政治危機。黨權也具有這個特征。有效的治理取決於黨權的有效開放,向社會各個階層、各種利益的開放。同時,治權的有效性取決於制度化和專業化。

  在下一個層面,中國模式指的是中國的改革模式。人們所說的“中國道路”可以歸入這個層面。“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的改革是怎麽走過來的,要回答“從何而來、到何處去”的問題。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的改革很明顯呈現出漸進性和階段性。我自己認為,中國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後政治改革。這並不是一個價值判斷,即中國應當走這條道路。這是個經驗觀察,先進國家和地區包括歐洲、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發展也有這個特征,也走過了這個過程。此外,這種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發展常理。

  首先,這是一個從易到難的過程。經濟改革最容易,說穿了就是要把人們的物質意識動員起來,或者說把哲學家們所說的“人性惡”的一面釋放出來,讓人們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這是一種本能的釋放。社會改革比較難一點。如果說經濟改革的主體是生產,那麽社會改革的主體就是分配。社會改革要求人們從自己的錢包裏面掏一部分出來讓社會來分享,這就比較困難。而政治改革最為困難。政治改革表明人們需要放棄一些權力讓其他人來分享。在權力主導一切的中國的政治文化裏面,放棄權力較之掏腰包要困難得多。

  其次,這裏也涉及一個體制改革的物質基礎問題。經濟改革優先是因為經濟改革可以為其他改革創造物質基礎。經濟改革優先於社會改革的道理很簡單,沒有生產哪有分配。財富創造出來之後,才可以強調分配。在政治方面,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至少有兩個優勢:對社會來說,經濟改革創造財富和中產階級,從而為理性的政治參與創造條件;對政治精英來說,可以為他們提供另外一個選擇。在政治主導一切的條件下,失去權力就等於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權力之後可以進入經濟領域,那麽對政治人物來說,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場零和遊戲了。西方社會就是這樣一種狀態,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競爭中失敗,不至於沒有出路。

  那麽,為什麽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要發生在政治改革之前?這裏主要的問題是制度建設的歷史次序問題。任何國家的國家制度都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等方面。如果說,民主制度是社會發展的產物,那麽如果沒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撐,民主制度將是微弱的。民主只是眾多基本國家制度中的一種,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國家制度。從歷史上看,先有現代國家,後有國家的民主化。就中國的政治進程來說,如果在經濟和社會制度建設之前開始以選舉為主體的民主化,那麽很有可能是劣質民主,正如我們可以在一些經濟社會發展落後而民主化先行的國家所觀察到的那樣。至少沒有人能夠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條件下,民主政治會是高品質的。

  最後,人們可從具體的政策層面來談論中國模式,也可以叫中國政策模式,可以從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等各個不同領域來透視中國模式。我覺得人們所說的“中國案例”應該屬於這個範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對中國模式表示出的很大的不滿意都在這第三個層面。在經濟政策領域,人們對改革政策的不滿也是從不同角度來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標準來評判中國政策模式。比如,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只有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後就沒有了。因為早期的改革呈現出市場化和分權等屬性,90年代之後出現了相反的趨勢。另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從西方那裏學來的,稱不上自己的模式,就是說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不過,這些看法也不見得很合理。對第一種觀點,我覺得集權不見得不是改革,分權也不見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權是建立和加強政府對市場的規制,那麽也是改革。如果分權產生的只是一個個行政主導的地方性壟斷,而非市場,那麽也不見得是改革,而是寡頭經濟。對第二種觀點,市場並非只是屬於西方的。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市場也曾經發達過。一些市場經濟的實踐先發生在西方,但這並不是說市場就是西方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確向西方學習這一事實並不是說中國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國模式的這三個層面互相關聯,但也可以對它們進行相對獨立的研究。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進中國模式的問題。今天談論中國模式的改進具有非凡的意義。首先,強調改進就是強調模式的漸進性,而避免激進變革。任何模式都必須隨時改進自身,否則就會蛻化,從而失去適應新形勢的能力,最終導致激進變革。中國的歷史表明,激進變革經常是沒有變革,因為激進變革往往意味著重新走一遍。從長遠觀點看,改進或者漸進才是真正的變化。其次,盡管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樣,也存在著其劣勢,因此必須找到劣勢之所在。盡管不能形成一個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識到其缺陷則可以預防其衰落,更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競爭過程中保持自己的優勢。

  要真正認識中國模式,就必須知道中國模式的缺陷在哪裏。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如何改進中國模式,關鍵是要找到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弊端得到糾正,依附於政治和經濟體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於對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響。

  從經濟體制來說,中國存在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有部門,這有它的好處,可以有效建設國家的基礎設施、公共工程,應付重大的危機和平衡市場等。但如果國有部門占有了絕對的優勢地位,政府對市場幹預太過,這一模式的劣勢就會出現。任何事情走過了頭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個人主義走過頭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還是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主要是所有的關鍵金融領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沒有足夠的幹預能力,在監控不嚴的情況下,市場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現了問題。中國呢?中國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國家和政府占了絕對的壟斷地位,以致市場作用不能發揮,就會出現問題。換句話說,如果國家主義走過了頭,也要產生經濟危機。

  那麽如何改進模式呢?全盤私有化並非中國現實的選擇。中國問題的解決方式需要從中國內部來尋找。改進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是不同的。從目前中國存在的“國進民退”、“國富民窮”和經濟發展優先、社會發展滯後的情況看,模式的改進就是要尋求各個方面的平衡點。

  首先,要回答國有部門的邊界在哪裏的問題。國有部門要有個邊界。國有部門不能無限地發展,不可以無限地去侵犯非國有部門的領域。要讓兩個領域保持相對平衡的空間,容許它們互相競爭。國有和非國有兩部門之間的公平競爭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場各自的職能和領域應該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領域發揮作用,哪些領域政府應當發揮作用但是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它應該退出哪些地方但沒有退出來,這些問題都要弄清楚。像社會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環保等社會政策領域,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

  再次,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中國領導層提出的社會建設,目標很好,但這個目標和所使用的實際手段完全是脫節的。政府只有經濟政策,而社會政策仍然貧乏,在很多場合都是用經濟政策取代了社會政策。舉個例子,要進行社會建設,就要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比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國家,這些方面都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中國則不然。這些本來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領域往往成為暴富的領域,在社會政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往往是通過犧牲社會的方法來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樣就使得中國社會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發展越快,社會被破壞得越厲害;社會越脆弱,經濟發展越不可持續。

  最後,也更為重要的是要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這種情況不改變,各級政府就會演變成學界所說的掠奪性政府。扶貧、提高勞動收入、改變產業結構(如鼓勵發展中小型企業)、稅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實現社會公平。一個公平的社會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執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樣。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政治上的成功源於開放。過去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形成了一種比較開放的政治過程,政治過程向社會階層和利益開放,先向農民開放,後向城市居民開放,向各級部門開放,向各級政府開放。政治的開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動力。現在政治改革為什麽變得那麽困難了呢?原因很簡單,政治過程的開放力度又不夠了。政治領域如果開放度不夠,就容易產生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則必然阻礙進一步的改革。

  如何繼續推進改革?關鍵在於繼續開放。在政治領域,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向民營企業家開放,這是應當的,因為新的社會群體產生了,就要把它納入政治過程之中,以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但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能忽視其他的社會群體。在經濟部門,商會組織變得越來越強大。但工會呢?如果工會的力量得不到發展,那麽和企業主的組織相比較,工人就會處於弱勢地位。弱勢群體,比如農民,也應當容許他們組織起來。在經濟上強勢的群體組織起來、參與政治的情況下,如果不容許弱勢群體組織起來,那麽兩者就要失去平衡。執政黨和政府應當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強勢社會群體和弱勢社會群體之間的均衡,這樣社會才會穩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現在的情況是,越想改革,來自體制的障礙就越大。我們就是想改革一個制度,但是結果卻在更大程度上破壞了這個制度,而不是進行制度創新。問題的根源在哪裏?鄧小平提倡“摸著石頭過河”,但現在就沒有這樣的人物敢去摸石頭。現在每推出一個政策,利益集團就把這個政策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團就剝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價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為利益集團提供一個機會賺大錢。其他方面的改革如醫療和教育也是這樣。無論怎樣的改革議程,一旦被利益集團所挾持,就會與改革初衷背道而馳。

  鄧小平的確是個偉人。當初改革時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礙改革,所以他一開始不去觸動既得利益,而是去開創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舊的利益。城市改革艱難,就先改革農村。國企改革很困難,就先不去改國企,而是去國企之外找,成長出一個非國有部門來。這就是開放的經濟過程。結果產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舊的利益。這就是鄧小平成功的地方。現在開放程度不夠了,那些在改革開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經變成既得利益了,這些既得利益不想進一步開放了。

  在沒有政治強人的情況下,如何實現中國模式的改進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開放性。在保持政治開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西方國家,大多通過多黨制來實現這個目標。但多黨制並不是唯一的方法,還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開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盡管一直是一黨獨大,但一直保證了制度的開放性。只有開放才能對政治過程保持壓力,一旦封閉起來,就會自我腐敗。中國的執政黨已經從自身的歷史和蘇聯、東歐的變革歷史中學到了非常多的教訓。執政黨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開放?這永遠會是最嚴峻的挑戰。但很顯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敗,避免來自社會的激進變革,執政黨就必須直面這個挑戰。

  總之,我們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樣認為中國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進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樣對中國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國模式是開放的。歷史沒有終結。黑格爾認為當時崛起的西方民族國家是最終的國家形式,但沒有過多久,歐洲民族國家之間就發生了無窮的戰爭。同樣,福山在20世紀90年代認為西方民主是最終的政體形式,歷史又可以終結了,但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民主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中國有開放包容的歷史,中國模式是開放的,只有開放才是可持續的,才會是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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