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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視角中的國家建構進程

作者:田文林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和訊讀書
  在發展政治學中,“國家建構”是指第三世界國家樹立政治權威、自上而下向整個社會滲透國家權力、建立現代政治體系的過程韓國學者李書勛(SuHoon Lee)認為:“國家建構是指加強國家對社會的相對權力,或者擴展國家對社會的組織能力。”在李書勛看來,“加強國家權力”和“擴展國家能力”是兩個可以互換的概念。梯裏(Tilly)則把國家建構等同於“消除或減少中心政治組織之外潛在或現實的競爭性權力焦點的過程。”至於國家建構的內容,李書勛曾把它歸結為三方面的能力:獲取(extraction)、強制(coercion)和賦予(incorporation)。我國知名學者李強也持有與此類似的觀點。他結合韋伯、埃利亞斯和奧爾森的觀點,把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概括為三個方面:合法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利;對稅收的壟斷;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國家建構 本書中的國家建構主要是指政治制度(institutions)意義上的國家建構,即(statebuilding)。是其走向現代國家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任何一種國家建構方式都是以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哲學為行為根據的。不同國家所持政治理念的不同,決定了其進程和結果也會迥然不同,在國家建構的起始階段更是如此。而在各種可供選擇的意識形態“菜單”中,民族主義與國家建構的親緣最為密切,尤其是在包括政治後國家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往往是塑造政治發展框架的關鍵性力量。那麽,在阿拉伯國家 本書中的“阿拉伯國家”主要指阿拉伯世界中的世俗性國家,尤其是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中東大國。,民族主義到底怎樣影響國家建構過程,其最終結果又會怎樣,這一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一 民族主義視角中的國家建構

  從政治學角度看,如果說國家建構目標體現的是“誰得到什麽”的問題,那麽,國家建構過程就是“如何得到”的問題。由於國家建構是一個國家權力逐步鞏固和向下滲透的過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道統”與“法統”兩種路徑各異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法。由於議題所限,本書主要考察阿拉伯世界的“道統”問題,即作為觀念的民族主義在國家建構過程中如何做出反應(當然,由於道統與法統是互為表裏的兩個範疇,以民族主義觀念作為分析重點,落到實處,仍可能會以物質性力量的形式表現出來)。

  那麽,阿拉伯國家的新生政權是如何進行國家建構的呢?專門研究中東問題的學者哈利德·哈桑·阿裏·納吉布(Khaldoun Hasan alNaqeeb)為我們描繪了這些國家國家權力擴張的基本軌跡。第一步,這些新生政權(大部分是軍人政權)在建立後試圖馬上控制整個國家。這主要是通過解散議會、廢除選舉,委派軍人到各級政府任職等措施來完成的。第二步是破壞所有組織性的權力機構(如政黨和政治組織),以便控制整個政治系統。第三步是在民眾中擴展政府的權力(即控制勞工組織和其他職業組織),以便遏制這些組織潛在的“分裂性”。第四步,也是最後一步,就是認識到要想有效壟斷權力,必須指向唯一還處在政府權力之外的區域,即基於土地所有權、資本和財富產生的社會權力。20世紀50年代土地改革法案的出臺,僅僅是中東國家試圖完全控制經濟體系的先兆。這種控制是隨著一系列“社會主義”措施的實施而最後完成的。埃及在1961年、敘利亞和伊拉克在1965年先後實施了工業企業和銀行的國有化。其中的一些措施促進了財富分配的改變和對社會公正的認識。更重要的是,通過剝奪社會權力的資源,這一過程導致了傳統富裕階層的整體衰落。納吉布對阿拉伯國家新生國家權力擴張的描述,為本文的分析探討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分析框架,但與納吉布不同的是,本文主要考察民族主義對國家建構的影響。筆者認為,在爭取民族解放階段,民族主義因其鮮明的反殖反帝姿態,贏得本國人民的廣泛擁戴,並因此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在新國家建立後,這種民族主義順理成章地成為一種國家形態的民族主義,並使新國家政治結構的塑造帶有鮮明的個性色彩。

  二 民族主義怎樣影響國家建構進程

  新生的民族主義情感對國家政治體系建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

  在阿拉伯國家,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壯大,直接得益於廣大中下層民眾的大力支持。在阿拉伯國家,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滯後,使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發育比之西方,都顯得極不成熟。具體地說,就是缺乏具有明確政治綱領和利益取向的政治階層。在此情況下,唯有體現全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奮鬥目標(它的背後是一種政治力量),才能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和認可,也唯有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和認可,這種政治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民族主義正是這樣一種政治力量。在爭取民族解放階段,民族主義領導者正是由於有?殖反帝的共同旗幟,才能夠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反過來,正是得到廣大人民的有力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才得以最終成功。在民族解放任務完成之後,保持廣大民眾對新興民族主義政權的支持,或者說,如何把基於反殖反帝目標建立起來的民眾支持,適時地轉移到對新興政權政策綱領的支持上來,這是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尤其在政治制度化滯後的情況下,新興民族主義政權往往都缺乏來自程序合法性的有力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民眾的直接支持就顯得至關重要。

  那麽,新興政權究竟應該具有哪些特質,才能獲得人民大眾的廣泛支持呢?從意識形態層面看,它主要體現為對原有政權精英主義價值觀和金字塔式統治方式的徹底顛覆。而民粹主義(populism)正好是這樣一種“真正”能夠體現人民統治的政治價值觀。按照《國際社會學百科全書》的定義,民粹主義實際是“對多種政治運動一種總的稱呼。這些運動的主要特征是:它對整個人民,特別是對反對大商業組織和工會的普通公民極具號召力。對人民黨主義(民粹主義)者來說,人民是政治美德的源泉,但他們卻被異己的、強有力的和有害的敵人所困擾。此外,民粹主義還有下列特征:從正式的中流砥柱人物和自由黨中獲取支持;政治上具有極端主義的語言和行為;把某種發生在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反對方案似是而非地變為革命性的方案;一種引人註目的彗星似的跨入政治天堂的途徑”。另外,亞當·庫珀、傑西卡·庫珀所主編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也專門對民粹主義概念進行了界定,認為民粹主義至少有七種類型的政治現象。盡管學者們對民粹主義概念理解不同,但總的來看,民粹主義政治具有利用“人民”作為政治號召,強調其政治權力來自大眾的共性特征。可以說,民粹主義既是民族主義政治在政治思想領域的邏輯延伸,也是民族主義政治哲學的集中體現。

  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政權所奉行的,正是這樣一種政治哲學。阿拉伯世界的新生政權往往是一些軍人政權。如埃及的納賽爾、利比亞的卡紮菲、敘利亞的阿薩德、伊拉克的薩達姆等領導人均是軍人出身。從階級背景來看,這些領導者基本上來自社會中下階層。而且,軍人階層的利益認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它們不同於給定社會結構中的任何一類利益既得者,在處理內外問題上容易患得患失。因而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往往特別強調民族主義政權階級基礎的廣泛性和利益訴求的群眾性。從法理角度看,“人民”已經成為體現新興政權“政治正確性”的基本標誌和實現合法統治的權力來源。

  這種思想體現到政治制度領域,就是把原有的代議制民主制度(如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視為相互傾軋、政治分裂的代名詞。在相當一部分領導人眼裏,這種代議制民主根本不能體現人民的意誌,最好的辦法就是用直接民主取而代之。例如,卡紮菲就認為:“議會制是解決民主問題的一種欺騙辦法。議會本以代表人民而建,然而它的基礎本身卻是非民主的。因為民主意味著人民的政權,而不是某種代表人民的政權。單單是議會的存在就表明人民沒有參政。只有人民自己參與,而不是他們的代表參與,才有真正的民主。議會已成為人民行使權力的合法障礙,它不讓民眾參與政治,卻代表他們獨攬大權。”他還認為:“議會已墮落為攫取人民革命政權的工具。今天,人民有權通過人民革命摧毀所謂的議會——獨攬民主和權力,以及強奸民意的工具。人民有權響亮地宣布新的原則:‘不要人民代表’。” 對於政黨在現代政治中發揮的作用,卡紮菲同樣沒有什麽好印象,他認為“政黨是建立在獨斷專權,即黨員統治人民大眾的理論基礎之上的。……政黨愈多,爭權愈烈。這種政黨之間的權力之爭的結果是,損害人民取得每一項成就,破壞造福於社會的每一項計劃”同上書,第16頁。。“政黨是現代的部落,是教派。一個政黨統治下的社會,完全像一個部落或一個教派統治下的社會一樣。……如果說部落政權和教派政權在政治上已經被拒絕和唾棄,那麽,黨派政權也應該被拒絕和唾棄。因為兩者的行徑一致,導致的結果也一樣。”

  由此可見,這種民粹主義思想的邏輯體現,就是廢除各種既定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各種群眾性政治組織。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埃及的納賽爾政權。1953年,納賽爾領導新政權廢除了埃及所有現存的政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有組織的、聲稱代表全體人民意願的群眾性組織:如1953年的“解放陣線”(Liberation Rally),1956年的“民族聯盟”(National Union),1961年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Arab Socialist Union),等等。在利比亞,所有其他政黨和工會都被取締,而代之以“革命指揮委員會”和仿照埃及建立的全民性組織——“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

  對此類現象,以研究發展中國家政治而名揚天下的亨廷頓曾做過一段十分精彩的評價:“全國民族協會所以能吸引軍人,就在於其成員具有廣泛性,並且被認為是以動員和組織民眾,達到軍人認定是全民皆可受惠的國家發展目標。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非政治的建國模式’,這種模式體認不到任何社會固有的,特別是在一個急劇變化中的社會裏到處存在的利益和價值之間的衝突,故而也就無從提供斡旋衝突及調節利益的方法。” 說到底,許多新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奉行的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

  2.激進的去制度化行動

  新生民族主義政權在國家建構過程中,首先就是對原有政治結構進行全面顛覆。這既是出於新生政權打破舊有國家機器、另起爐竈的一般性考慮,又是民族主義政治行為軌跡的特定結果。

  首先,殖民政權對民主政治制度的功利化運用,敗壞了它在廣大民眾中應有的形象。政治制度化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政治進步程度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越高,這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水平就越高。就阿拉伯國家來說,他們早在被殖民統治時期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現代民主制度(如議會、政黨等)。但由於阿拉伯世界社會發育的不充分,使二戰之前的政權(包括殖民政權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精英和大眾之間的對立和隔膜。在這些國家當中,基本上是國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權貴階層獨享權力資源。例如,在1950年法魯克王朝統治時期,埃及議會(即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前的最後一屆議會)的319個席位中,大地主占了115席。這些地主的“財產”都不少於100費丹(1費丹等於4200.833平方米),其中有4/5的人擁有的土地超過500費丹。這些權貴階層作為這種落後而不合理社會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維護現行統治的合法性。

  在這種情況下,在西方發達國家中作為表達民意、保障個人權益實現的民主政治制度,移植到落後的殖民半殖民國家,往往是淮桔成枳,非但沒有成為社會不同階層進行有效溝通,進而實現有效統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行獨斷專行之實,為現存的不合理統治模式披上了現代化的合法外衣。有學者指出:“(阿拉伯)自由時期的主要領導者基本包括了土地貴族、中心城市的商人和部族領導人。他們已沒有能力在他們與大眾之間建立一種和諧的工作關系,也沒有認識到公眾的需要……他們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仆。他們所關心的好像就是保住政府中的位子和讓個人獲得好處。”這種對民主制度進行庸俗化和工具化理解和實踐的最終結果,敗壞了民主政治在阿拉伯世界的應有形象。

  在這種背景下,采取激進的去制度化措施,摒棄民主政治制度,反倒成為一種深得人心的進步舉措。我們知道,民族主義政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首先來自反殖反帝的歷史功績,因此,在取得政治獨立後,要想繼續維系這種政治合法性,就必須徹底否定殖民主義時期遺留下來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理念。另外,由於新興民族主義政權執政的階級基礎主要是社會中下層人民,因而他們對代表社會上層利益的所謂民主政治制度十分厭惡。“阿拉伯軍事領導人主要來自社會經濟的下層,他們提出了一種極端的現代化辭藻來表述對少數權貴集中經濟和政治特權的極度憤恨。”在新興民族主義政權看來,殖民時代的民主制度僅僅是寄生在西方國家羽翼之下的政治附庸,以及裝點門面的政治招牌。因此,有必要把原有的政治秩序視為反動統治的象征而加以摒棄。於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政權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應用到政治綱領和政治實踐中,表現為兩個相互聯系的政治舉措。

  首先,廢除象征著殖民和半殖民統治的“自由時期”(阿爾伯特·胡拉尼用語)的政黨和議會制度,而代之以直接民主。這一點被納賽爾表述得再清楚不過了。他在1957年3月會見一位印度報紙記者時說:“我能問一個問題嗎?什麽是民主?我們在1923到1953年間已經有過一個民主體系。但是這種民主給我們人民帶來了什麽好處?我告訴你,地主和帕夏統治我們的人民。他們利用這種民主來更方便地服務於封建體系。你已經看到了,封建主把農民召集到一起,並驅趕他們去投票。農民們只是根據他們主人的指令進行投票。……我想無論從社會還是經濟上都能解放這些農民和工人,這樣,他們可以說‘是’。我想在不影響農民和工人正常生活或每天獲得面包的前提下,讓他們說‘是’和‘不’,這就是我對自由和民主的基本觀點。”

  其次,在民族主義政權的議事日程中,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排在較為靠後的位置。對新生的民族主義政權來說,當它們經過浴血奮戰把殖民者趕出國境後,新生的國家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從一個較長時段看,最迫切的恐怕就是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 當然,新生政權首先的任務是保障政權的生存,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所有這些,都需要特別強調集體紀律和辛勤工作。相比之下,由於民主的發展往往是與個人獲得充分自由緊密相連,因而在民族主義政權的領導者看來,推崇民主及由此帶來的個人自由度的增加,實際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穩定的威脅和對經濟發展大計的偏離。因此,在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政治發展往往被排在經濟發展之後。按照伊莫遜(Emerson)的說法,民主還排在國家統一和政權安全的後面。換句話說,在包括中東國家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在諸事紛紜的情況下,推行民主化並非這些國家最為緊迫的任務。“在中東,致力於發展自身的資源,連同保護自己免受外部威脅的努力,使國家安全、自衛和快速工業化等目標將不可避免地取代政治多元化和個人權利的目標。這樣,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六,當地政權必須應付與貧困、文盲、健康、住房和快速城市化,以及渴望盡快趕上發達國家聯系在一起的各種緊迫的社會問題。在這種環境中,威權政權最好的選擇是大力強調管理、監督和控制。”

  這樣,在處理政治制度化(或政治民主化)與發展經濟(同時也包括鞏固政權)的關系問題上,民族主義政權顯然認為後者更重要,更能給民眾帶來現實的好處。沒有物質基礎作保障的政治民主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納賽爾就曾直截了當地說:“如果沒有生活自由和生活自由的保障,選舉自由就失去了它的價值,而成為一個誤導人民的騙局。”

  另外,對新生的民族主義政權來說,通過強化政府權力和提高決策的效率和權威性來治理國家,是一種頗具誘惑力的政治選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包括實體性的和程序性的)的牽扯,國家的權力(在它背後是統治者的意誌)無疑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因此,幾乎沒有幾個民族主義政權領袖(他們往往是軍人出身)能夠按捺住心中這種“去政治制度化”的衝動,他們傾向於把議會、政黨、選舉等政治組織和政治制度視為可有可無的政治程序而加以摒棄。亨廷頓就指出:“無論是帶有改革性還是護衛性的軍政府,在奪取權力後的第一個行動,通常是廢除一切現存的政黨。……與社會上的其他集團比起來,軍隊最傾向於認為,黨派不是建立共識的機制,而是分裂的禍根。他們的目標是沒有政治的共同體和強迫命令的共識。” 去政治制度化行為,即廢除政黨、議會、選舉制度等既定的政治組織和法律法規,既是新生政權延伸自身權力,鏟除舊政治勢力的有效方式,同時與民粹主義政治哲學互為表裏。

  然而,政黨的功能在於組織參與、綜合不同利益、充當社會勢力和政府之間的橋梁。在履行這些功能時,政黨必然反映政治的邏輯而非效率的邏輯。一個具有分工結構和選賢任能制度的官僚體制,從效率邏輯來講,是比政黨更加現代的制度,因為政黨是依庇護、影響和妥協的原則行事的。因此,“現代化的倡導者和傳統的衛道士一樣,都時常反對和詆毀政黨。他們試圖在不建立能保證他們社會政治穩定的制度的情況下使他們的社會現代化。他們在犧牲政治的情況下追求現代化,到頭來,他們對一種東西的追求卻因對另一種東西的忽視而失敗了。”

  3.直接民主與克裏斯馬統治克裏斯馬統治即魅力型統治(charisma),馬克斯·韋伯將統治的合法性類型分為三類:官僚型、傳統型和魅力型。魅力型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領導人非凡個性和超凡魅力基礎上。

  直接民主是一種古老而又頗具魅力的政治理想,它與間接民主(即代議制民主)共同構成了人類社會所能設想和實踐的基本政治類型。那麽,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究竟孰優孰劣,由於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不同,不同的政治力量往往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就民族主義政治(尤其是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來看,它在政治哲學上的民粹主義政治觀,決定了它先天具有一種反精英主義傾向。在民族主義者看來,間接民主是一種少數人的統治,是一種假民主和民主的初級階段。只有直接民主制最能體現民族主義的政治理想。在民族主義領導者看來,在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主權在民,人民親自參加統治。為此,應該把所有擋在人民與領袖之間的政治障礙都徹底清除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人民意願的充分表達。卡紮菲就認為,“人民大會是實現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徑”,“直接民主如能在實踐中得以實踐,則是毋庸爭辯的理想方式”,“現在世界第三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實施直接民主的實際經驗,民主問題終於在世界上得到了解決。現在只需民眾努力奮鬥,去消滅世界上盛行的各種假民主的專制統治形式——從議會、教派、部落、階級,到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

  然而,在政治實踐中,直接民主所要求的全民參與政治決策做法根本無法實現。因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就是科層制的出現和社會分工的日益繁復。事實上,“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中,‘政治人’總是極少部分。不管直接民主理論者如何呼籲,他們卻仍不過是極少部分‘政治人’中的極少數,一旦他們將其理論付諸實踐,他們必然要聲稱是在為其他人實行直接民主,這時他們就已經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實現‘間接’民主了”。在廢除了實行代議制民主賴以運行的各種政治制度的情況下,直接民主導致的結果只能是極少數政治精英的寡頭統治。

  因此,直接民主與克裏斯馬統治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直接民主導致的必然結果之一,就是對具有超凡魅力領袖的深切期待;而那些強化領袖個人作用的克裏斯馬統治,它們所要求的往往也是那種不受任何政治制度牽制,聲稱權力直接來自人民的直接民主制。

  在中東的民族主義政治中,民粹主義的政治哲學和廢除各種政治制度的政治舉措,必然導致直接民主和克裏斯馬統治的出現。按照韋伯的政治學分類,克裏斯馬型統治是介於法理型統治和傳統型統治之間的一種政治統治形式。這種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獻身於一個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創立的制度的神聖性,或者英雄氣概,或者楷模樣板之上”。克裏斯馬型統治往往出現在社會面臨物質和精神的種種危機時期,這時,民眾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領袖人物出來救其於水火之中,而克裏斯馬式人物的出現正好順應了這一特定歷史時代的要求,因而有其歷史合理性。

  然而,克裏斯馬型統治也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它的統治方式是情感型的,政治制度的廢立、管理者的選拔完全取決於領袖個人的好惡,因此具有極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而且,這種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領袖者個人魅力和超凡品質的基礎上的,如納賽爾、卡紮菲、阿薩德、阿拉法特等都屬於克裏斯馬式的領袖。他們不僅在本國民眾中具有極高威望,而且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乃至整個世界都有著很大影響力。他們作為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具有可以改變政治事件發展進程的潛在能力,能夠以其個人創造力、理論思想和政治實踐,使國家的政治生活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改變歷史發展進程。

  這種統治形式的出現又是與中東社會特定的發展狀況相互契合的。在阿拉伯世界中,傳統的生產方式因其生產關系的地方性而使彼此隔離,不足以建立起豐富的社會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和政治組織。馬克思對法國封建農民的分析在中東同樣適用:“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落後的生產方式制約了民眾參政的物質前提,同時又鑄就的是一種金字塔形的政治結構和權威主義的政治文化,對普通民眾而言,它在政治實踐中表現為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出現的深切期待,對領袖人物唯馬首是瞻的盲目追隨。這一特定的政治心理,為克裏斯馬式領袖的出現提供了特定的文化背景。二戰以來,在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化運動歷史大潮的推動下,中東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如火如荼,從而有可能把在這一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進程中湧現出來的傑出人物推上政治的巔峰。他們因為推翻了人們深惡痛絕的舊政權或捍衛了民族尊嚴,而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和信任。彭樹智先生曾指出,納賽爾政府是獨裁的權力主義政府,但是“革命領袖的形象,使政府的苛嚴程度似乎減輕了。他是以‘總統’而不是以‘鐵腕人物’進行統治的”。

  三 民族主義政治發展的邏輯結果

  由於許多阿拉伯國家的政權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果,因此受既定思維影響,新生的民族主義政權在價值追求和政治行為等方面,仍沿襲了爭取民族解放階段民族主義運動的顛覆性做法——至少在政治發展方面是這樣。然而,從革命到執政畢竟意味著民族主義政權(尤其是民族主義的領導者)政治視野和政治利益的根本性變化。因此,從較長時段看,民族主義新獨立階段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舉措難以長久堅持下去。變化,或者更直接地說,向威權政治需要說明的是,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體系不同於極權主義(totalitarian)體系。由於威權統治缺乏僅僅通過官僚制手段就能控制或轉變社會的強有力的制度,因此只有通過各種方法來遏制反對派。這些方法包括了從恐怖無情的暴力手段(大棒)到經濟利誘(胡蘿蔔);從利用個人、族裔或集團的聯合到悉心建立的具有成員義務關系的聯盟和職業協會。那麽威權政治到底有哪些特征呢?歐文認為,威權政治有四個主要特征:第一,不能容忍在政治結構中存在有組織的團體;第二,傾向於把人民作為更大地區、族裔或宗教集體中的一員,而不是作為個人看待;第三,有意識地抑制階級意識的發展;第四,使經濟政策從屬於政治控制。方向變化,構成了阿拉伯國家政治發展軌跡的基本特征。這一發展趨勢與民族主義的主張和做法看似相悖,實則是一脈相承的。就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實踐看,威權政治的產生乃是民族主義政治發展的邏輯結果。具體地說,阿拉伯世界的威權政治,可以分解為以下幾個維度解讀。

  1.民族主義運動的分化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威權主義傾向

  民族主義作為指導政治運動的意識形態,其實是很成問題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民族主義可以和不同的奮鬥目標相結合,體現不同階層的利益。因此,民族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具有明確原則的意識形態,毋寧說像一條政治上的變色龍,能夠隨著生存環境的變化而隨時改變自己的顏色。在阿拉伯國家獨立前,民族主義始終與反殖反帝、民族自決聯系在一起。這一奮鬥目標與這些國家所有階層的政治訴求是完全一致的。這就保證了民族解放運動能夠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政治運動奮進前行。然而,當這些國家真正贏得政治獨立後,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民族主義領導人力圖借助與民粹主義相結合的方式,來增加現行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但這種淡化階級衝突、強化共同利益的意識形態宣傳,與其說是新時期民族主義政權的奮鬥綱領,不如說是維護現行統治秩序的有效工具。梯比認為:“在民族資產階級統治下,‘全民共識’不再是整個人民發自內心想法的涵蓋廣泛的凝結,不再是能夠立竿見影地進行政治動員的手段,而僅僅變成了一個空殼,一個它應該變成的粗糙而易碎的空殼。”

  這樣,一度作為進步力量的民族主義,在後殖民時期已經轉變成統治精英維護社會穩定的意識形態。這些曾經參加獨立戰爭的統治者們,現在正試圖占據殖民主義者騰出的特權位置。事實上,在一個社會階級分化日趨明顯的社會環境中,通過宣傳手段來彌合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73年,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提出了著名的“世界第三理論”,這一理論及其政治實踐體現——“文化革命”都涉及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和措施。然而,就在此後不久,政府便開始大規模抓捕那些反對革命和不完全認可新生政權的人們。 事實上,在獲得政治獨立後,這些國家的統治者與人民大眾的距離,可能會幾乎像他們的前任殖民上層一樣遠。民族主義和收回主權的華麗辭藻,難以掩蓋政權從異己的外國寡頭集團手中轉移到了異己的本國寡頭集團手中這樣一個事實。例如,在伊拉克,阿拉伯復興黨的民族主義思想已經逐步淪為官方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不是提供思想啟蒙,而是淪為政治控制工具。”

  從政治實踐來看,民族主義政權所奉行的是一種全能主義的辦事原則,即為了更好地鞏固政權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由國家(政府)承擔起社會正常運行的全部職責。而這種全能主義國家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首先要建立一個威權政體。“在經歷了一個簡短且十分含糊的時期後,國家鞏固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是一個重返殖民統治時的威權主義過程。”具體地說,就是以政府職能擴張的方式,來實現國家權力擴張。而“國家膨脹的一個重大結果,就是權力集中在一個管理國家的小團體手中”。這種具有威權主義傾向的國家總是試圖控制整個社會。“當它(威權政體)面對社會內有組織的團體,對一個威權政體來說,最理想的戰略就是破壞那些不能控制的組織,重新塑造和指揮那些能夠控制得了的組織。”國家權力向社會領域的不斷滲透,使社會和個人的權利空間不斷受到擠壓,由此導致了威權政治的出現。至少就阿拉伯國家來說,“阿拉伯政治中精英-大眾互動的運算方法就是,國家把自己放到福利提供者的位置,以此來換取公眾沒有異議的服從”。

  因此,依靠廣大民眾支持起家的民族主義政權,不管主觀意誌上如何想標新立異,創立一種有別於殖民主義和傳統國家的全新統治模式,最終往往是難脫窠臼,步入了威權國家行列。

  2.民粹主義開端導致威權政治結果

  前文已經提到,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政權的主導思想是民粹主義式的。正如民族主義可以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結盟一樣,民粹主義也可以和任何事業或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但是民粹主義民主作為多元民主的敵人,它經常被看作一種隱性的威權主義”。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因為民粹主義習慣於在集體層面上使用“人民”的概念,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在抽象意義上頌揚人民民主的統治,卻在具體操作中忽略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保護。毫無疑問,“如果社會或國家比個人更重要,如果他們自己的目標獨立於個人的目標並超越個人目標的話,那麽,只有那些為社會所具有的共同目標而努力的個人才能被視為該社會的成員”。這就使民粹主義民主與現代民主格格不入。

  伊莫遜曾深入分析了這種民族主義民主是如何演變為民族主義獨裁的:“運行中的民主制必須依靠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這兩種潛在對立原則的有機混合。不論在什麽時候,民族主義都是主要的推動力量,而集體原則很可能會以妨礙民族團結為由,淩駕於個人和少數之上。……然而,誰能代表民族的意願?民族的靈魂可以由構成民主簡單多數的農民和工人來代表,但是他們的無知和缺乏經驗,很可能使他們不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思。而一個領袖或克裏斯馬領導人可以取代民族的意願。用盧梭的話說,就是雖然個人不能信任他們自己,但仍可以表達個人的真實意願。國家是最崇高的,然而為了國家利益,主權的行使應該委托給那些能正確運用這項權力的人。至此,民族的民主最終轉變為民族主義獨裁。”

  從政治實踐看,民粹主義傾向於廢除政黨、議會等政治制度化產物,改而推行直接民主。但這種做法帶來的政治後果讓人始料未及。一般來說,一個沒有政黨的國家,也就失去了進行持久變革和化解變革所帶來的衝擊的制度化手段。這樣,其在推行政治、經濟、社會現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極大的限制。正像迪韋爾熱所說的:“一個沒有政黨的政體必然是保守的政體。”

  亨廷頓對取消政黨帶來的消極後果曾做了十分深刻的分析:“軍人領袖陷於他們自己的主觀偏好及價值觀與其社會制度的客觀需要二者之間的矛盾之中。所謂社會制度的客觀需要通常指三個方面。首先,需要有政治制度能夠反映現存的權力分配,並同時足以吸引和同化各種新興的社會勢力,從而建立起一種獨立於造成這些制度的那些社會勢力的存在。第二,在那些軍人掌權的國家,政治體系的官僚輸出部門常常極為發達,相比之下,理應能表達和集中各種利益功能的輸入卻處在混亂和無組織的狀態之中。第三,還需要有能夠控制接班問題的政治制度,並使權力從一個領袖或領導集團移交給另一個領袖集團時,不至於訴諸政變、造反或別的流血手段。在現代發達的政體中,這三種功能大部分由政黨來履行。由於軍人領袖一般不喜歡政治,更不喜歡政黨。這就使他們難於創造出能履行這些功能的政治制度。”

  3.從克裏斯馬統治到現代官僚統治

  從政治發展史的角度看,克裏斯馬統治只是一種過渡性的政治統治形式,它註定要朝著現代官僚統治的方向發展。

  首先,克裏斯馬統治幾乎總是在社會政治秩序遭受破壞或普遍質疑的危機環境中應運而生的,因而它也是一種過渡性的政治模式。正所謂“亂世出英雄”,從民族解放到國家建設的主題轉換,使眾多阿拉伯國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秩序動蕩和價值迷茫。如何才能擺脫頻繁的軍事政變?如何應對以色列和西方的威脅和挑戰?如何才能解決問題重重的國內事務?所有這些,都促使民眾渴望能出現一位兼具能力和品格的時代英雄,帶領他們走出困境。這使那些具有非凡魅力的政治強人很容易得到民眾的認可。然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時代主題轉換畢竟只是歷史長河流淌過程中激起的一朵浪花,它雖然壯美但是轉瞬即逝。

  其次,在這種政體中,政治制度發育的不完全,導致用以緩衝和溝通領導人與民眾之間關系的政治機制相對缺乏。這樣,“領袖與群眾之間就存在著面對面的直接關系,用科恩豪澤的話來說就是:領袖可以任意動員群眾,群眾可以隨時影響領袖”。這種狀況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時期或許十分必要,但一旦進入國家建設時期,這種互動模式的弊端便開始日益顯現。因為領袖與大眾的這種關系具有明顯的感性成分,它除了為社會政治秩序平添混亂外,還可能使領導人的政治決策顯現某種不確定性,由此決定了克裏斯馬型統治只能是一種過渡性的政治模式。

  最後,只有終結克裏斯馬型統治,才能擺脫領導人繼承危機。克裏斯馬統治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把政治體系全部維系在領導者一個人身上,所有的社會事務也都是以克裏斯馬領導人為基礎展開的。但是,“完全仰仗某一個人的政治體制是最簡單的政治體制。同時,這種體制也是最不穩定的。”這種政治決策模式或許有效一時,但這幢政治大廈是建立在沙灘上的:一代風雲人物的領袖風範和個人魅力作為最大的一筆政治遺產,是無法被後來者繼承的。正如美國學者格爾茲所言:“曾經寄托在幾個非凡領袖身上的獲得政治解救的近似千禧年運動的希望,現在不僅擴散到大量的顯然不那麽非凡的人物身上,而且這些希望本身也變得淡化。魅力領袖顯然可以做到的對社會能量的巨大凝聚作用,隨著這些魅力領袖的消失而消失了”。人總是要死的,自然規律使然,縱然是一代領袖人物也難逃大限。這就使這種統治模式始終擺脫不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巨大風險。“這樣,從克裏斯馬領導人向繼任者的過渡往往伴隨著一場災難。因此,克裏斯馬統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個人來代替克裏斯馬領導人的辦法完成。”

  在韋伯看來,克裏斯馬領導人的繼承問題,實際就是“魅力的平凡化”問題。總體來說,伴隨著魅力平凡化過程,克裏斯馬型統治會在很大程度上轉入平凡統治的形式:世襲制或者是官僚體制。就阿拉伯國家的情況來看,這兩種轉換傾向同時存在:前者如敘利亞和伊拉克,後者如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由於繼承者不可能與前任一樣,完全憑借非凡魅力贏得民眾的認可,因而繼任者不得不尋求新的合法性資源(如埃及的薩達特上任後,以“虔誠總統”自居)來維持統治。但不管怎麽說,在魅力平凡化過程中,繼任者(不管是世襲的還是官僚的)都需要借助制度化的機構來行使國家權力。如果這一問題解決不好,這些國家政治現代化將路途坎坷。2011年中東劇變,就從側面折射出部分阿拉伯國家政治制度化不足的結構性弊端。

  四 小結

  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建構進程最終演化成了一種威權政治模式,這一結果可能是很多人所始料不及的。那麽,這種民族主義主導政治進程,為何容易滑向威權政治?我們知道,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產生、壯大主要與反帝反殖鬥爭密切相連,因而這裏的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外發凝聚型”的民族主義。在這些國家獨立後,其往往面臨著民族建構與國家建構、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國家救亡與社會啟蒙等多重任務的挑戰。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從自身“特質”出發,更強調集體人權和民眾的整體權益,因而具有明顯的整體主義(表現為對內團結)和否定傾向(表現為對外排斥)特征。從對內層面看,民族主義更強調國家認同(它的最高體現為主權)而不是個人認同(它的最高體現是人權);強調一元主義,而不是多元主義;強調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從對外層面看,民族主義更強調本土性和獨特性而不是普世性和共通性;強調自足性和排他性而不是開放性和包容性。

  有學者指出,在獲得政治獨立後,“領導人不再從廣大民眾中尋求支持,而民眾自身則必須適應領導人的獨裁。並非因為這種獨裁一定是壓迫性的,或不引人註意的,而是大多數領導人自信憑個人的能力能夠為民眾做決定。從這一意義上說,民主信念在民族主義政治家的意識形態中僅占非常小的部分”。伊莫遜也指出,由於這種民族主義脫離了19世紀自由民族主義的民主前提,因而很容易變成建立極權統治的工具。因此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背後蘊藏的往往是一種非民主的政治成分。

  總之,在民族主義主導下,阿拉伯國家從最初的民粹主義演化為威權主義,既是民族主義自身進化的邏輯結果,也是阿拉伯國家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因為“縱深的工業化需要?放的經濟體系,也需要科學化的國家管理,而不是民眾主義的政治鼓動”。當然,從較長的歷史時段看,威權政體仍是一種過渡性的政治模式。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它可能走向極權政治,也可能走向民主政體。這取決於未來的民族主義將會與何種意識形態結合。唯有走公民民族主義(實際是公民國家主義)道路,才能保證國家政治進程不致偏離正軌,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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