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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系的理論思考

作者:田文林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和訊讀書
  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並行發展的兩大歷史思潮,二者對人類歷史和國際體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對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研究一直被視為顯學。但總體上講,現有的研究都是把二者分割開來,很少將二者結合起來考慮。因此有必要從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聯的角度對中東民族主義進行分析探討。

  一 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系的一般性探討

  民族主義是一種近現代以後才有的政治現象。在中世紀時期,莊園和行會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和權力主體。它們相互隔絕,彼此缺乏聯系。中世紀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了人們的效忠感情只能是地方性的。作為一種以跨地域的國家為認同對象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最初發軔於17世紀的西歐,它的產生、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確立息息相關。從12~13世紀就已開始的商業活動,到16~17世紀的重商主義,再到18世紀的工業革命,這種具有內在驅動力的經濟變革,使本來停滯分散的地方經濟,逐步被更有活力、更具開放性的民族經濟所代替。這種新型生產關系通過分工協作方式,把各地經濟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其構成跨地域的利益共同體。經濟聯系的日益緊密和對外競爭擴張的逐步展開,迫切需要獲得相應區域範圍政治力量的保護,以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經濟的正常運轉。這些日漸增強了人們共同民族意識的形成。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民族國家所需的一系列物質條件:諸如創造了不受他人的支配而可以自由出賣自己勞動的“民眾”,從而為現代公民身份的形成造就了物質前提;創造了復雜的勞動劃分,把各個階級連接起來,把同一國家疆域內的民眾連接起來,把同一國家疆域內生產不同勞動產品的地區連接起來,實質上成為經濟一體。 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意識的增強,使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由於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內在契合性,民族國家的建立使民族主義獲得了物質力量和政治價值。因此,就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系來說,沒有民族主義,就演化不出民族國家;沒有民族國家,現代化就無法進行得那麽快速。

  正是由於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這個國家的工商業者才能以國家為後盾去開辟市場”。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便大體是從分散和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從16~17世紀的尼德蘭革命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歷時200多年,最終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本質上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變革的產物。中世紀中晚期王權的增強和生產關系社會化的發展,造就了民族國家的基本形式,它的內容屬性則到資本主義革命時代才完善、成熟。因此,不少西方學者把民族國家看成是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產物。換言之,作為民族國家精神體現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在價值指向上是一致的。民族主義的基本內核是“個人權利”。由於有了這一內核,民族主義不僅是一種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推動力量。更準確地說,民族主義是通過推動建立民族國家的辦法,為國家現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的;同時,民族主義力圖鞏固和擴大國家實力(權力)所做的努力,也為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註入了持久的動力。基於此,漢斯·科恩給民族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民族主義是一種基於現代化社會內聚力及這種社會權力合法化要求的政治信條,民族主義集中了絕大多數人對現存或要求建立中國家的極度忠誠。”

  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系則要復雜得多。二戰後殖民體系的瓦解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將一大批處於世界發展邊緣的國家納入現代世界體系。這些國家在取得政治獨立後,發展經濟便成為政府的首要戰略目標。與西方國家早期現代化相比,這些推遲到來的“現代化”處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中。它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政治變革引導經濟變革,國家全力投入追趕型現代化、強制型工業化。從現代化啟動的順序看,它一般以政治革命或改革運動為先導,自上而下地推動經濟和技術變革。在這一過程中,現代民族國家、改革政黨等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往往扮演主導角色。這就使與民族國家密切聯系的民族主義,在第三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有著特殊影響。中東民族主義就其本質而言,乃是一種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它在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使之與現代化的關系,要比西方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系復雜得多。這既與中東國家現代化的特殊性有關,也與中東民族主義的特殊性聯系在一起。

  從中東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看,它是一種後發的外源性現代化。事實上,早在19世紀初期,面對西方殖民擴張勢力的挑戰,奧斯曼帝國內部已出現了零星的現代化改革勢頭。從艾哈邁德三世到哈米德二世蘇丹的“百年改革”,以及埃及穆罕默德·阿裏對埃及的變革,都可以算是中東國家推進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嘗試。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嘗試最後都停頓下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東地區誕生了第一批獨立的或形式上獨立的民族國家,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民族國家的建立為中東地區的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其中,凱末爾領導土耳其實行了以政教分離為主要內容的世俗化改革,從而拉開了中東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序幕。伊朗禮薩汗和阿富汗阿馬努拉也順應當時的世界潮流,效仿凱末爾推行民族化、世俗化、現代化改革。但由於這三大運動所處的歷史環境不同,領導者自身能力、素質有差異,其結果也不盡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中東國家由於統治階級腐敗無能,無力解決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最終導致政權更叠,權力轉移到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手中,如埃及(1952年)、伊拉克(1958年)、北也門(1962年)、敘利亞(1968年)、蘇丹(1969年)、利比亞(1969年)等。這種政權更叠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並為中東國家現代化進程深入發展鋪平了道路。

  二 中東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關系的深入探討

  首先,中東民族主義的基本目標要求及功能與現代化進程結果是一致的。中東民族主義作為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它是在反對西方殖民侵略、謀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獨立過程中產生的,這與西方傳統民族主義的起源大相徑庭。“傳統民族主義是和領土觀念、權威的傳統象征、合法性聯系在一起的,而這種類型民族主義試圖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驅趕外國入侵者。”中東民族主義通過反對外來壓迫、爭取民族獨立(如土耳其),或推翻腐朽統治爭取民族自強(如埃及)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為現代化進程的啟動提供了政治前提和發展空間。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而反過來看,如果沒有成功的現代化改革作為物質基礎,所謂的政治獨立、國家強大終究是一句空話。凱末爾在當時便曾指出:“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勝利,不管有多麽巨大,如果經濟上獲得的勝利不能鞏固下來,那勝利就會消失了。”凱末爾國家主義的經濟改革便是鞏固政治獨立的重要手段。二戰後,通過發展民族經濟來鞏固政治獨立,已成為中東民族獨立國家面臨的共同課題。

  其次,中東民族主義是中東國家現代化的初始動力。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中東國家過去一直以遊牧業和小手工業等傳統生產方式為主,與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是一種傳統社會結構和行為方式,也就是說,中東國家的現代化只能是一種外源型的現代化。而國家作為組織經濟生活與控制社會的集中權力,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在改變舊的生產關系和促進新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家自然地成為推動各種變革的現成的強大組織力量”。國家力量首先是一種政治力量。而民族主義作為國家意誌的體現,很大程度上承擔了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動員和觀念整合的任務。由於民族主義是一種建立在對國家效忠基礎上的現代意識,因而民族主義思想本身的擴散有助於打破中東地區根深蒂固的部族主義和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把民眾的精力和認同集中到國家層面,這本身就是對現代化的有力推動。正如現代化學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通過喚起民族意識,民族主義可以起社會動員和扮演大眾趨同象征的作用。”而且,由於民族主義所提供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策略,在許多方面和中東地區的實際與傳統基本脫節,以種族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在一些疆界未定而民族認同仍然搖擺不定的國家中,要比帝國主義更能使人們了解,激進而專制的意識形態,也要比自由思潮和主張自由意誌的想法,有著更強的魅力。從社會實踐看,這種國家主導的增長確實取得了極大的成績,這一地區大部分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百分比都有了相當可觀的增長。

  最後,中東民族主義是一種植根於中東特定社會土壤中的現代化意識形態,能夠適應中東地區現代化多樣化需求。人們對文化進化理論的新觀念是在20世紀才獲得的,從本尼迪克特到斯圖爾德,文化人類學家的研究證明,文化不是像生物進化那樣單線進行,而是一元多線,可以按照不同的途徑進行的。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且西方的現代化也為後來者提供了效仿模式。但現代化並不等於西方化,而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有機結合。尤其對深受伊斯蘭教影響的中東國家來說,如何對待傳統一直是個無法繞過的話題。而中東民族主義作為適應本地區特點的政治意識形態,有意識地與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早在1943年,阿弗萊克就把伊斯蘭教說成是阿拉伯主義的基礎的組成部分,“(伊斯蘭教)是對阿拉伯心靈始終尋找崇高及更高的精神追求所做的一個答復。……伊斯蘭教可以被認為(甚至被阿拉伯基督教徒認為)是民族文化”。這種根植於傳統之上同時又吸取了異質文化某些先進內容的民族主義,則有可能為社會提供一個有凝聚力的新認同,從而成為中東國家推動現代化的現實支點。

  從政治實踐看,由於中東各國具體國情的不同,中東民族主義形成了不同派別。除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以徹底的世俗化姿態著稱外 土耳其現代化模式是中東地區現代化模式中非常少見的,鑒於問題的具體性和復雜性,這一問題需要專門論述,而作為反面例證,伊朗巴列維王朝忽略了傳統的現代化進程的失敗,對中東其他國家則更具啟示意義。,多數中東民族主義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與傳統相結合的辦法。如“納賽爾幾乎原封不動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蘭教機構,並逐步將它們納入他的現代主義國家”。而以沙特阿拉伯為代表的君主制國家(我們姑且稱之為君主制民族主義)則借助宗教的名義,推行漸進式的社會改革。中東民族主義依照各自國情采取不同的發展道路,極大地豐富了世界現代化的發展模式。

  三 中東民族主義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困境

  中東民族主義本身是一個具有多重結構和功能的復合體,加之中東現代化進程中存在許多變量,因而使中東民族主義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主導作用大打折扣。事實表明,中東民族主義主導的中東現代化進程並不順利。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民族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政治性”的現代化

  從結構上看,民族主義主要由三個層面構成:政治權力(國家)、社會政治運動、意識形態。與之相應,民族主義的功能主要表現為政治動員、國家整合和文化認同三個方面。而民族主義的經濟功能則比較薄弱,它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目標指向上的一致性。民族主義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支持,而國家整體實力的大小又往往決定著民族主義“說話”的分量。而中東地區落後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中東民族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內在衝動的產物,因而它缺乏類似西方現代化那種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動機的內在推動。它的合法性主要來源於反抗西方殖民壓迫,謀求民族解放的目標與行動,因而它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氣質型”的民族主義。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由於這種民族主義沒有獲得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而反過來它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是不確定的。

  一般而言,推動經濟現代化更多的是為了鞏固政權,提高本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地位和影響。中東國家獨立後,民族主義政權在獲得政治獨立的同時,也謀求經濟獨立。它們較多地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占據發展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結構主義學派和“激進派”的影響。這些學派一般認為參與國際分工是發展中國家貧窮和不發達的根源。主張新獨立國家應采取進口替代戰略,與國際市場“脫鉤”,通過發展國內工業實現經濟獨立和經濟增長。這種理論符合深受殖民經濟體系之苦的新獨立國家的感受,也符合其通過發展經濟鞏固政治獨立的強烈願望。因此,許多中東國家制定了內向型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如土耳其、埃及、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伊拉克等。因此,中東國家的工業不經常參與國際競爭。由於價格偏低和技術不足,許多幼稚工業從未發展起來,過高的交易費用和國內價格的扭曲導致了嚴重的分配不合理。……重工業增長太快,而忽視了農業和輕工業增長。另外,這種戰略易造成國內壟斷和國家權力濫用,容易“把極權主義國家的作用擴大到最大限度”。因而有學者用“進口替代癥”這樣的詞語來描述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產生的弊端。

  從自身來看,中東民族主義基本是一種內斂的防禦性民族主義。它的政治制度的矛頭是內指性的。因此,盡管中東民族主義是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推動力,但是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卻是政治性的。正像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包括中東在內的第三世界的許多奉行民族主義的領袖存在著一種“為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傾向。因此,工業化已經不僅僅是發展經濟的需要,更是著眼於政治目標,把工業化視為實現政治理想的一種手段。其結果往往是不顧國情和客觀需要盲目發展,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和配置不合理。正是中東民族主義經濟功能的缺失,使政治目標和方法被當作經濟目標和方法使用,由此導致了一種“政治性”的經濟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模式的弊端在於,它經常受到民族主義指向的影響。中東民族主義指向的政治性考慮(因此也是不穩定的),決定了中東現代化進程的不確定性。甚至會出現偏離現代化目標的現象。“在許多情況下,爭取獨立的鬥爭是那麽強烈而有力,致使民族主義往往淹沒了現代化,使其轉移了主要進程,爭取獨立的鬥爭所吸引的生命和力量是那麽多,保衛疆土、保持獨立所需要的財力物力是那麽大,以致其他問題都成了配角。”而民族主義在具體實踐中一旦將發展目標外轉,走上民族擴張道路(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則會導致現代化進程的中斷和挫折。中東問題專家貝薩姆·梯畢就曾指出:“民族動員對前殖民地來說,不是總能產生一種現代化的效果,卻往往由於引導民族力量反對某個國外敵人,而使人們看不到現代化的需要。”

  2.現代化的陷阱與中東民族主義的政績困局

  首先,現代化過程本身蘊含著巨大風險。

  建設一個新秩序遠比破壞舊秩序艱難復雜得多。現代化進程是一個漫長而充滿風險的歷史過程。亨廷頓曾在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另外,第三世界的現代化作為一種外源型現代化,一般都存在很多現代化通病,如有經濟增長而無發展、經濟結構出現明顯的“傳統”與“現代”的二元性特征、城市與農村的巨大差距、地區差別、社會分層體系混亂、社會分化與整合之間不協調、社會價值觀混亂、官?隊伍的膨脹與不可遏制的腐敗、行動效率低下等。現代化過程本身蘊含的巨大風險,對全力推進這一進程的民族主義政權來說,是個巨大的發展陷阱。

  從中東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看,民族主義政權除了要富國強民、克服其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種種困擾外,還背負著如何妥善處理在廣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伊斯蘭教與外來現代化關系的歷史重任。在這些以伊斯蘭文化為民族主題文化的國家,伊斯蘭教兩世兼重、包羅萬象的信仰體系,使之歷來成為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精神主宰。與此相適應,伊斯蘭教的教職人員(伊瑪目、烏萊瑪、毛拉、阿訇等)也構成一支休戚相關的“利益共謀集團”。伊斯蘭文化強烈的唯我意識及現代化進程對傳統宗教集團的衝擊(經濟利益削減及政治邊緣化),使之註定成為這些國家領導者推行現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

  由於缺乏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精神認同,現代化進程不僅需要理論上的自我宣傳,還需要經濟上的赫赫成績以為佐證。因此,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十分艱難,它時時面臨著傳統與現代、改革與保守、世俗與宗教幾種力量的碰撞和衝突。在伊斯蘭國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現代化在其實施過程中犯下的任何錯誤(包括人為原因和客觀過程本身的缺陷),統統是一向視現代化為異端的宗教傳統勢力所不能原諒的。這些失誤為宗教勢力維護自己既得利益提供了絕好的批判口實。

  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對民族主義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現代化就其特征而言,是復雜而瑣碎。這與普通民眾伴隨著凱歌行進的民族解放運動而產生的宏大心理預期相去甚遠。黨派鬥爭、貧富分化、腐敗蔓延,所有這些,都導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政治思想的混亂。這時,民族主義作為整體的普遍運動,已經被一種復雜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不同部分的運動所取代,造成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思想混亂。人們難以分辨哪些問題是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變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哪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過失,因而統統歸結到現行政權的身上,從而威脅到民族主義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這樣,民族主義政權把合法性建立在現代化政績基礎之上的努力,卻使之陷入難以擺脫的政績困局。“政績平平既瓦解了統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這一制度的合法性。”從實踐來看,中東民族主義政權現代化進程由於種種原因而受挫,使民族主義政權自身面臨危機。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正是中東各國難以克服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致使伊斯蘭復興運動得益於民族主義失敗的“負面合法性”而蓬勃興起。在伊朗,現代化改革的失敗則直接導致了巴列維世俗政權的垮臺。

  3.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兩難選擇

  中東民族主義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之處在於,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它同時承擔著對內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對外抵抗猶太復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雙重歷史使命。從理論上說,二者最終是一致的。因為唯有通過發展經濟,富國強民,才能更好地維護政治獨立和國家安全;也唯有國家安全不受威脅,擁有和平的外部環境,才可能全身心地致力於經濟建設。但從短期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矛盾的。在資源給定的條件下,為保障國家安全而增加軍事開支,必然相應減少用於經濟發展的投入。反之亦然。因此,如何處理二者間關系已成為中東民族主義政權難以回避的兩難選擇。

  就中東地區看,超級大國在中東的激烈爭奪,以及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使中東的民族主義政權並未因國家獨立而完全解決政治獨立問題。尤其是以色列的建國侵占和擠壓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因而是對阿拉伯世界生存安全的直接威脅。而爭取民族解放,維護國家尊嚴,始終是中東民族主義者矢誌不渝的奮鬥目標,同時也是確立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因而,在中東民族主義者的戰略棋局中,抗擊以色列始終占有重要位置。

  相較而言,現代化建設畢竟屬於發展層面的問題,它太復雜、太漫長,也太艱難,不符合久受欺辱,渴望以立竿見影的成效證明自己的中東民族主義者及廣大民眾的迫切心理。對民族主義者來說,“它隨時準備把群眾的註意力從政府所無力解決的問題、失敗以及無所作為方面轉移到別處去” 。尤其是在中東國家剛剛從殖民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情況下,(在短期內)感受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和國家地位提高,遠比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更重要。阿拉伯國家在幾次中東戰爭中的失敗,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屈辱性失敗,使中東民族主義政權面臨嚴峻的合法性危機。在此背景下,能否收復失地,捍衛民族尊嚴已成為中東民族主義政權面臨的最大考驗。薩達特在1970年提名自己為總統候選人時,強調他的首要任務是解放被占領的阿拉伯領土。為此,埃及人民“願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犧牲”,認為“渡過運河,葬身戰場要比接受1967年失敗後蒙受的奇恥大辱更光榮千百倍”。

  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往往是救亡壓倒啟蒙,經濟現代化從屬於反對外部挑戰的大戰略,發展經濟往往被視為備戰的手段,由此導致了現代化目標的模糊和偏離。據統計,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阿拉伯國家,尤其是與以色列相鄰的前線國家,出於安全考慮,不得不長年保持一支相對強大的常備軍事力量。各國軍費開支居高不下,基本維持在國家總開支的25%以上,有的國家甚至高達50%以上。從後果來看,持續的武裝衝突破壞了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阻斷了地區經濟交流和外部資金技術的流入;高昂的軍費開支擠占了本可用於經濟建設的資金投入,使該地區除了少數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外,大多數民族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步履維艱。正如一位世界銀行負責中東事務的經濟學家所說:“今天世界經濟的發展速度比火車還快,遺憾的是,中東不在這列火車上,事實上中東甚至還沒有走到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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