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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社會發展陷阱

作者:田文林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和訊讀書
  當前,從經濟發展角度歸結、探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論著為數甚少。而要深入研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問題,這一領域恰恰又不該忽視。筆者試從原教旨主義與現代經濟發展的關系角度,對這一運動進行深層考察。

  一 現代化進程的失敗與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1.現代化過程本身蘊含著分裂效應

  “現代化”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一般指通過將工業生產方式引進工業化以前的社會而出現的經濟增長和文化變遷過程。其特點是由各種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過渡。它包括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社會和文化現代化三個方面。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在用流血犧牲換來彌足珍貴的政治獨立之後,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和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便成為迫切的頭等大事。

  然而,建設一個新秩序遠比破壞舊秩序艱難復雜得多。現代化進程是一個漫長而充滿風險的歷史過程。亨廷頓曾在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另一位從事現代化研究的美國學者C.E.布萊克也認為:“現代化是一個創造與毀滅並舉的過程。它以人的錯位和痛苦的高昂代價換來新的機會和新的前景。”“如果人們想象現代化是在新的原則基礎上對社會的整合和重建,那麽他們也必定會想到現代化就意味著傳統社會的解體。”據統計,世界上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英國共花費了183年時間,美國為89年,歐洲其他國家為73年。而20世紀60年代,在形式上進入現代化的21個國家,平均歷時29年。美國另一位現代化專家K.多伊奇(K.Deutsch)統計,對於19世紀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來說,當時的年變化率就主要指標而言,只有0.01%,而對二戰後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來說,這個年變化率卻高達1%。經濟的發展、集團的分化、利益的衝突、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期望的提高,這些急劇的變化往往會超過現行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的過渡所意味的經濟體制和社會價值的巨大歷史變遷,必然要分裂傳統的社會和政治團體,並破壞對傳統權威的忠誠,從而使社會在某些方面出現脫節,乃至出現某種程度的社會失衡狀態。

  現代化的實質也是一個利益再分配過程。它在引進、吸納各種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同時,必然會與傳統社會發生抵牾,從而激發各種傳統利益集團謀求各自利益的意識,如區域意識、宗教意識等。而這些社會勢力在傳統社會只是些相當低級的處於原生狀態的組織或團體。他們在反對現代化進程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並由此結成一個暫時的“利益共謀集團”來與現代化潮流抗衡,從而造成某種程度的社會分裂現象。而宗教在許多傳統國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往往使之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眾多失意者的共同反抗旗幟。因此,現代化早期常伴有宗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的出現。同上書,第35頁。時至今日,伊朗伊斯蘭革命及其後活躍於中東各國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都已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這一點。

  2.伊斯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失敗是導致原教旨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

  就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看,除了要富民強國,克服其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種種困擾外,還背負著如何妥善處理在廣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伊斯蘭教與外來的現代化關系的歷史重任。同時,由於戰後東西方霸權主義及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的巨大外部壓力,伊斯蘭國家還面臨著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現實政治課題。因此,伊斯蘭國家同時面臨兩項歷史性任務:即在社會經濟發展上向西方看齊,接受帶有西方文明色彩的現代化進程;在現實政治鬥爭中反以色列、反西方,排拒西方文化殖民侵略的具有民族解放色彩的救亡任務。由於西方國家以經過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為文化底蘊,率先完成了以工業化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化進程,因此,很長時間以來,西方化自然被那些一心渴望向現代社會邁進的伊斯蘭國家奉為治世良方加以實行。

  然而,在這些以伊斯蘭文化為民族主體文化的國家,伊斯蘭教兩世兼重、包羅萬象的信仰體系,使之歷來成為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精神主宰。與此相適應,伊斯蘭教的教職人員(伊瑪目、烏萊瑪、毛拉、阿訇等)也構成一個利益休戚相關的利益“共謀”集團。伊斯蘭文化強烈的唯我意識,以及現代化進程對傳統宗教集團的衝擊(經濟利益削減及政治邊緣化趨勢),使之註定成為這些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

  由於“伊斯蘭國家向現代化的轉變,大多是由當政的統治者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是出自社會內在累進的自發進程”,因而缺乏強大的政治—社會文化支持和內在經濟驅動。事實上,伊斯蘭世界尚未從根本上做好接受現代文明洗禮的社會經濟準備和文化心理準備。反過來看,現代化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力量,它的一個基本前提便是要求實行政教分離,推行世俗化政策,這與伊斯蘭傳統是格格不入的。

  由於缺乏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精神認?,現代化進程不僅需要理論上的自我宣傳,還需要經濟上的赫赫成績以為佐證。因此,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十分艱難,它時時面臨著傳統與現代、保守與改革、宗教與世俗這幾種力量的碰撞和衝突,而現代化進程的成敗與否往往取決於新舊兩種勢力的消長結果。歷史證明,在一種承受著巨大外部壓力,渴望以立竿見影的成功來安慰自己的民族心態的支配下,理智地區分抗拒西方霸權主義與接納西方文化所蘊含的優秀成果之間的微妙關系往往變得十分困難。

  在伊斯蘭國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現代化在其實施過程中犯下的任何錯誤(包括人為原因和客觀過程本身的缺陷)統統是一向視現代化為異端的宗教傳統勢力所不能原諒的,而這些失誤又為宗教勢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提供了絕好的批判口實。加之傳統宗教理論也在不斷獲得修正、補充,它通過吸收現代化的某些部分,如西方的議會制度、三權分立等,從而以伊斯蘭復興的形式獲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力。因此,當阿拉伯國家推行世俗化,嫁接西方模式的努力遭受挫折,出現諸如經濟停滯、貧富分化、腐敗蔓延等社會難題時,宗教界反現實的批評之聲與廣大群眾厭倦了西方“舶來品”的一再試驗和失敗,渴望以發自內部的新的社會變革獲得成功的社會心態相結合,便使人們選擇了無所不包的伊斯蘭教,“畢其功於一役”,把具有不謬真理性的伊斯蘭作為一勞永逸的突圍路徑。

  二 變奏的主題:經濟發展目標與政治—文化取向的原教旨主義

  綜觀整個阿拉伯世界,但凡原教旨主義活動頻繁的地區,大都是那些經濟建設出現問題的國家。它們或是因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使人民生活日益困苦,或是因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引起社會矛盾激化。事實證明,哪國的經濟建設搞不好,哪裏就容易引發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乃至泛濫。而那些經濟發展相對平穩、人們物質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如突尼斯、摩洛哥),原教旨主義則很難形成氣候。很大程度上說,正是一國經濟建設的不成功為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大好機會。但讓人琢磨不透的是,原教旨主義是利用國內的經濟困難登上中東政治舞臺的,但它崛起後的主要著眼點卻並非是社會經濟問題的解決,而是忙於構築未來國家大廈的政治—文化框架。

  綜觀中東各國原教旨主義的理論綱領及著作言論,對他們一直心向往之的“伊斯蘭發展模式”,著墨最多的便是伊斯蘭政治制度,以及探討怎樣將伊斯蘭原則與現行社會制度進行融合,而涉及社會經濟問題,除了幾條原則的綱領,一直語焉不詳,少有切實可行的經濟復興方案。原教旨主義最有影響的宗教領袖,如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哈桑·班納、賽義德·庫特卡,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蘇丹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哈桑·圖拉比等,其基本理論觀點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強調伊斯蘭教的普適性和行動性。創建一個以宗教為基礎的名副其實的伊斯蘭國家,把伊斯蘭教作為個人行為,乃至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基礎。為此,必須進行廣泛的宗教和社會改革,並通過合法和非法的鬥爭手段奪取政權。第二,強調伊斯蘭教的國際性和普遍指導意義。認為伊斯蘭教既是一種宗教思想體系,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不受語言、民族、地域的限制。否認現代民族國家的合法性。第三,強調伊斯蘭教義的自足性和永恒性。認為伊斯蘭文化是一個自足的體系,它不需要外來文化的補充。伊斯蘭教教義具有持久魅力,能夠滿足當今時代需要。對原教旨主義運動的實踐考察也印證了上述觀點。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當前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熱點。見諸報端的有關報道可謂多矣,但涉及最多的大都是政治性事件。而有關原教旨主義與經濟建設的報道卻十分鮮見。造成此種怪現象的原因是什麽?

  人們最先想到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處的政治地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就是與“官方伊斯蘭”相對立的“民眾伊斯蘭”,顧名思義,這是一種自民間發起,得到廣大穆斯林擁護,但與現政府及官方伊斯蘭保持明顯距離,乃至持強烈懷疑和批判態度的宗教政治派別。在國家的政治權力結構中,它顯然處於一種非主流或者說政治邊緣地位。當前遍及伊斯蘭世界的原教旨主義運動,除少數國家(如伊朗、蘇丹)外,絕大多數仍未掌握國家政權。他們或是以合法政黨的身份積極參加議會選舉,以圖對政府進行“和平演變”;或是活躍於民間,發動組織群眾,不斷擴大影響,積蓄力量;或是直接拼組地下武裝,試圖以武力直接奪取政權。盡管當前原教旨主義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從中不難看出,他們的追求目標主要定位於推翻世俗政權,建立伊斯蘭政府。換言之,是致力於對國家政治權力的追求。

  眾所周知,任何一種旨在謀求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革的政治理想,都是以獲得現行政權支持或直接掌握國家統治權為必要前提的。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來說,在“塵埃落定之前”,也就是在確立新的政治權力格局之前,討論如何進行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只能是一種畫餅充饑式的奢談。當前原教旨主義的政治實踐似乎也證實了這種解釋。原教旨主義者為達到推翻政府的目的,甚至不惜打擊那些對國家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的經濟支柱產業,如20世紀90年代初,以及2011年中東劇變後,埃及的原教旨主義者曾多次襲擊外國遊客,試圖通過對本國旅遊業的打擊,來搞垮國家經濟。我們並不懷疑,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本身,已包含了走伊斯蘭式發展道路、實現國家富強和經濟強大的政治抱負。但就目前來看,它采取的實踐手段與當初確立的政治目標卻越來越遠。

  原教旨主義政治—文化取向與經濟發展目標相悖的重要原因,就是伊斯蘭世界承受的外部壓力超過了內部壓力。前面已經提到,社會經濟發展的不成功是原教旨主義興起的主要誘因。但我們同時也應看到,從18世紀拿破侖進攻埃及時起,伊斯蘭世界就始終為如何更好地解決外部生存問題所困擾。時至今日,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中東的滲透和爭奪以及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戰,使這一痼疾非但未能緩解,反而更加嚴重。

  救亡與啟蒙,謀求國內經濟發展與爭取民族獨立一直互相交織,交替擺放在歷屆阿拉伯領導人面前,構成阿拉伯國家政治生活內容的雙重變奏。對於屬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阿拉伯國家來說,發展經濟固然非常重要,但面對西方世界和以色列日益緊迫的挑戰,這些國家不得不把反對外來侵略、維護民族獨立列為首要任務。也就是說,伊斯蘭世界面臨的外部壓力超過內部壓力,政治救亡壓倒了社會啟蒙。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興起的。它得益於廣大民眾迫切要求消除外來壓迫的社會呼聲。當阿拉伯民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幾經努力仍未能完成這一歷史性課題時,原教旨主義的政治主張便日益受到世人關註。

  對原教旨主義者來說,他們面臨著同樣的歷史任務,或者說他們更渴望成功,渴望以立竿見影的成績向民眾證明自己比被他們批判的世俗民族主義政權更有能力和資格帶領廣大穆斯林群眾走出困頓。原教旨主義作為一種以宗教起家的社會政治運動,它對來自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任何帶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色彩的行徑都更為敏感和警覺。在原教旨主義的議事日程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一直被列在奮鬥目標的首位。

  事實證明,當外部問題的緊迫性超過內部時,很容易出現這樣兩個後果:其一,原教旨主義分子執著於爭取民族自決,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必然會減少對本國社會發展問題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的關註;其二,很容易由反對帝國主義發展到反對資本主義,其結果是摒棄西方積累了幾百年的發展經驗於不顧,而刻意謀求一條不同於西方的民族化發展道路。就原教旨主義而言,它自興起之日起,便一直是“政治解放型”而不是“經濟發展型”。它更多地強調伊斯蘭特色,傾向於采取閉關自守的傳統發展道路。在人類發展史上,宗教自產生之日起,便一直起著巨大的精神替代功能。具體說,是強調物質不足精神補,更進一步講,是強調精神勝物質,宗教信條適用於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

  在宗教教義中,或隱或現地一直保存著這樣一個邏輯:確立對宗教的虔誠信仰至關重要。小而言之,它可以幫助人們擺脫煩惱,獲得永世幸福,推而廣之,如果把宗教信條奉為社會的指導原則,當前社會中的一切難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這一特征在伊斯蘭教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伊斯蘭教發展早期,國家形式采取的是一種政教合一、嚴格按照《古蘭經》和聖訓指導進行社會生活的政治體制,即麥地那公社(烏瑪)和“正統哈裏發制度”。這一時期的淳樸與輝煌給廣大穆斯林留下一種回溯性的歷史心態,形成埋藏在他們心底的“伊斯蘭情結”。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當前伊斯蘭世界之所以存在各種內憂外患,諸如貧富分化、綱紀廢弛,根源就在於現行政權推行的世俗化政策有違《古蘭經》和聖訓原則。反之,如果能重新確立伊斯蘭教的統治地位,便可以綱舉目張,各種社會問題會自行化解。

  尤其在當代,隨著工業生產能力的日益提高,西方發達國家正日漸失去資本主義發展早期所保留的為世人所稱道的清教精神。物質主義正日漸成為統攝人們頭腦的主要精神動力。在這個物質發達、產品充斥的社會,西方文化顯得功利主義有余,價值關懷不足。誠如其被指責的那樣:“它始終未能對人類的思想提供一絲光明,一線希望,一點信仰,或者給焦慮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為狹窄的通往安寧與平靜之途。”

  這時,伊斯蘭文化作為“價值理性”的優越性便相應凸顯出來了。尤其在世俗政權進行全盤西化的種種嘗試失敗後,那些伊斯蘭學者們更有理由相信,只有弘揚伊斯蘭精神才可以治國安邦,使人民獲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一則是因為西方化政策失敗,轉而嘗試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政治營養;更主要的,人們也確是出於對精神力量的崇信,相信宗教可作為“精神替代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物質不足所帶來的缺憾。因此,不少發展中國家包括原教旨主義運動,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一直堅持文化民族主義的態度,一再強調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巨大潛力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優越性和重要性。

  誠如馬克思所說,“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者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即宗教是那些暫時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的意識,是他們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的異化。盡管它在某一時期某種程度上可以成為人們超脫於現實之外的精神庇護所,但從長遠看,假如不能使宗教精神與經濟發展聯系起來,即宗教實現新的價值轉換,進行某種現代意義上的宗教改革,那麽傳統的宗教統治方法(即政教合一)是與現代經濟發展所要求的讓宗教遠離政治的訓誡相去甚遠的,而宗教對超自然神靈的一味虔信謙恭,只會使人?失主體意識與競爭意識,這也是與現代經濟意識相悖的。要麽抓住時代契機奮身崛起,要麽在因循守舊中日趨衰落,這正是當前原教旨主義運動面臨的處境。可以肯定,如果它不能及時實現價值轉換,“伊斯蘭”這一豐厚的文化資源勢必會在過度開采後急劇萎縮。

  三 原教旨主義與社會經濟發展陷阱

  原教旨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化偏執,對試圖實現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實踐來說是一個陷阱。歷史發展證明,一個國家內部少數集團保持自己文化的努力,會降低集團成員現代教育水平,從而使他們的經濟狀況難以改善。如加拿大魁北克中小學的大量天主教神學和法語教育,嚴重影響了法裔人提高他們在北美經濟中的地位和成就。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也會遇到這種情況。過分關註於謀求政治—文化獨立,而沒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步跟進,所謂的政治—文化獨立和鞏固便成了一具空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獨立的許多國家,至今仍發展緩慢,政局動蕩,這與當初熱衷於給自己的政治學說貼標簽,動輒標榜“××主義”,而未能把各種政治文化主義與經濟發展有機地聯系起來有很大關系。黑格爾曾經說過:“人們在歷史中所能吸取的教訓就是人們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當前,原教旨主義運動在宗教這一新型政治語匯的包裝下,很可能會重復第三世界在發展過程中曾犯過的錯誤。

  肇興於阿拉伯半島的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一種以宗教為政治號召旗幟的社會政治運動。就其追求目標看,是試圖通過復興伊斯蘭教,在社會生活中全面實施伊斯蘭法,進而恢復穆罕默德和四大哈裏發時期曾有過的輝煌和政治體制;就其戰略手段看,原教旨主義以推翻和改造現行政權和社會制度為最終目標,並采取各種(包括合法與非法、和平與暴力、地上與地下等)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從中不難看出,原教旨主義在總體目標上是內向型的,即通過訴諸伊斯蘭傳統來解決當代現實問題。這一做法的有效性如何,撇開政治建設與文化建設不談,單就經濟發展模式來說,這種歷史取向的政治觀念很難為外向型的現代經濟發展提供正確的價值導向。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是彼此絕緣的,縱使顧念到經濟發展問題,也很難擺脫經濟服務於政治的觀念桎梏。

  追根溯源,這與這些國家社會整體發展水平有很大關系。中東各國大都處於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過渡階段,在當前的發展中國家中,這一向現代社會邁進的歷史性任務多是由統治階層自上而下強制執行的,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是一個自發的累進的自然過程。也就是說,這些國家走的是一條政治學上所講的“外發型現代化”道路。這一進程的前進動力主要是外部人為因素,而不是內在的經濟驅動。正是這一事實使國家政治服務於經濟的政策缺乏內在需求和堅實基礎,因而使得二者的聯姻具有某種不確定性,政治指向經常遊離於經濟建設之外。

  近年來,原教旨主義者經常組織遊行示威,煽動罷工,破壞公共設施,制造流血事件等暴力活動。給國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政局動蕩幾乎使所有的外國公司都離開了。許多大工程的下馬又使當地經濟雪上加霜,連中產階級都難以找到工作。在埃及,極端分子的恐怖活動使埃及的旅遊業損失數十億美元,外國投資者更是望而卻步。盡管極端暴力只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中的一小部分,但因其行動手段的強烈度和行動後果的破壞性,給國家和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在一個暴力充斥、流血事件層出不窮的國家,必然是社會動蕩,人人自危,許多經濟發展的大好時機可能由此斷送。

  從純技術的角度看,與政治—意識形態建設相比,經濟建設無疑更復雜艱難。它更多的是一種事務性和連貫性的工作,它不可能憑借幾句響亮的政治宣傳和精神說教便能迅速崛起。相比之下,著力於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開拓,手段簡單得多,而且也很容易“出彩”。在這一領域,重立場更勝於重觀點,重過程更勝於重結果。只要立場鮮明,可以不必細究觀點對錯及實現手段是否合法。有時候,越是標新立異,反倒越能契合一部分人的激憤心態。當前,不少原教旨主義派別之所以熱衷於暴力,經常借助恐怖手段證明自己的存在,便與上述觀念有很大關系,但是,恐怖主義遠非實現政治目標的最佳手段。原教旨主義組織政治形象不穩定的根源,就在於它的施政主張中缺失一個至關重要的功能,即經濟建設功能。政治鬥爭目標與經濟建設方向不一致,正是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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