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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亞當-尼科爾森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和訊讀書
  本書的核心內容包含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荷馬史詩》從何而來?其重要性何在?我知道,宏偉的《荷馬史詩》卷帙浩繁、令讀者望而生畏;但我深信,時至今日,其對戰爭和苦難的描述仍響徹人類耳際——天命、暴虐行徑、人性、人性之弱點、宇宙蒼生……如此種種各有其旨,其相互作用的結果卻神秘莫測。《荷馬史詩》裏的內容,就像達雅克人(譯註:Dayak,東南亞加裏曼丹島的古老民族,分布於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文萊3國。)一樣陌生,像瓦努阿圖(譯註:Vanuatu,瓦努阿圖共和國,位於南太平洋西部,屬美拉尼西亞群島,由83個島嶼組成。)一樣遙遠;然而,為什麽,這些4000年前青銅時代(譯註:考古學上指以使用青銅器為標誌的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個階段。世界各地進入這一時代有早有晚 。伊朗南部、美索不達米亞一帶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已使用青銅器,歐洲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也有了青銅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銅較晚,大約不晚於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地中海東部地區的人和事仍然對我們影響至深?大家為何對如此遙遠的事情如此割舍不下?

  在陳述發問之前就給出答案也許稍欠妥當,但這些問題的背景過於復雜,所以,首先交代答案也算明智之舉。何況,未風先雨也符合荷馬的敘事風格。所以,如果大家要問——《荷馬史詩》如何應運而生?為何時至今日仍然意義深遠?那麽我就告訴大家: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同一個——因為荷馬要講述的,是為什麽我們會變成今日這番模樣。

  可惜這個答案並不符合現代人的學術標準。現下正統的說法是這樣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均為公元前8世紀左右的作品;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史詩中所描述的世界應是希臘的鐵器時代,亦被稱為希臘的文藝復興時期。公元前一千紀上半葉(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希臘文明散布於諸多相互隔絕的貧窮島嶼上,愛琴海(譯註:Aegean,地中海東部的一個大海灣,位於希臘半島和小亞細亞半島之間。)上的很多島嶼已經破落不堪。雖說其中有一兩座島嶼仍然富饒,並且與近東地區(譯註:“近東”一詞,過去主要指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亞洲的地中海沿岸國家和地區(如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約旦等)和東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還包括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亞。)聯系密切,但早期宏偉華麗的希臘宮殿已經坍塌,希臘文明陷入了低谷。盡管如此,到了公元前8世紀,希臘文明迎來了大範圍的復蘇(原因後表)。希臘及諸島上的人口上漲,生活節奏加快;依靠進口而來的錫,希臘的鑄銅技術在400年時間裏第一次得到提升。殖民地、貿易、改良的船艦、競技場、鑄幣、廟宇、城市、在奧林匹亞舉行的希臘運動會(首屆古代奧運會舉辦於公元前776年)、文字、陶器及圓柱體上描繪的人物、首部成文法、編年史、城邦制的雛形……這些文明復興的火種在公元前8世紀愛琴海上諸島嶼之間迅速蔓延開來。如此看來,《荷馬史詩》誕生於希臘歷史上一個活力四射、政興人和、文明繁榮的新時期;而荷馬,是一位盛世詩人。

  但本書的觀點與之不同。本書認為,荷馬出現的時間比上文所述的還要早1000年。他的影響力和史詩並非源自公元前8世紀愛琴海地區一些零星浮現的狀況,而是誕生於一個更宏大更重要的歷史時期。那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時的希臘文明,是兩個迥異的世界相融合的產物——一個是黑海北部和西部地區歐亞草原上崇尚武力的半遊牧文明,另一個是地中海東部城市和地區裏服從政權的發達開化的城市文明。希臘文明——亦即歐洲文明的源頭——就是在上述兩個世界的碰撞和融合中產生的。而荷馬就是那段歷史的印記——所謂“碰撞”,體現在《伊利亞特》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戰爭、絕望以及最終的和解;所謂“融合”,體現在《奧德賽》中各方的適應和同化。荷馬的緊迫性源於上述兩個世界碰撞所帶來的痛苦,而其直觀性則來自於危急關頭的信念和抉擇:哪個更重要——個人還是集體、城市還是英雄?人生是什麽——是一種永恒的價值、還是無可奈何的滄海一瞬?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荷馬時代的史詩都是傳奇,它們都是伴隨著一個民族的出現而成型的。這個民族經歷了上述碰撞與融合的過程,最終變成了“希臘”;而此過程所發生的地點,即希臘人的地中海故鄉。這些史詩,是講述“希臘意識”起源的神話傳說,雖然不盡完美,卻復雜而動蕩。作為一種文明而言,希臘地區結出的果子,與青銅時代北方草原上的文明、與近東地區的專制政權都有不同,卻融合了二者的特質於一身。荷馬史詩是一個基礎的神話框架,它講的不是人,不是自然界,而是一種思維方式——亦即希臘人的自我定義;正是這種心境造就了希臘人,也以多種方式遺傳到今日歐美人身上。正因如此,對我們而言,荷馬所描述的混亂世界仍留有難以言表的熟悉感。

  本書同樣會論及史詩及其在我們生活中的價值。史詩不是記憶的載體,不僅僅是人對過往的回顧;因為人類的記憶只能覆蓋三代人的跨度——我們多多少少了解祖父輩的某些事情,但從情感上,在內心而言,我們對祖父一輩之前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同理,史詩也不是歷史,因為後者的年代過於遙遠,我們已經罕有方法或無法觸及。史詩這種載體,躋身於記憶之後、歷史之前,占據了二者之間的空檔,形成了人類追憶往昔的第三種方法:它盡力拉伸人類的記憶,使之接近歷史的始發點。史詩旨在使遙遠的過往一如發生在今生今世,使那些偉大而古老的傳說在今日仍能美麗而痛苦地綻放。

  希臘邁錫尼文明時期的一幅生動的史詩壁畫保存至今。(譯註:邁錫尼文明是希臘青銅時代晚期的文明,它由伯羅奔尼撒半島(Peloponnese,位於希臘南部,古稱“摩裏亞半島”。)的邁錫尼城而得名。邁錫尼文明是愛琴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繼承和發展了克裏特文明。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邁錫尼人開始在巴爾幹半島南端定居,到公元前1600年才建立王國。邁錫尼文明從公元前1200年開始呈現衰敗之勢,後多利亞人南侵,宣告了邁錫尼文明的滅亡。這是古希臘青銅時代的最後一個階段,包括《荷馬史詩》在內,大多數的古希臘文學和神話歷史設定皆為此時期。)1939年夏天,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的考古學家卡爾R26;布雷根(Carl Blegen)及其希臘工作隊開始發掘位於希臘伯羅奔尼撒西南部的邁錫尼時期的皮洛斯(Pylos)王宮。王宮的中央位置是一個宏偉的柱式大廳,在殘垣斷壁的大廳地面上,布雷根發現了一幅意義深遠的壁畫,它是在公元前1200年那場毀滅了邁錫尼文明的大火中轟然倒塌的。

  壁畫的背景較為粗糙,畫的也許是遠處的山巒。畫面上,一位詩人——就把他稱作“荷馬”好了——坐在一塊明亮的彩色石頭上(這石頭頗有現代社會夜店裏的風格)。他身穿一件條紋長袍,半袖上衣,露出古銅色的前臂。他的頭發編成了辮子,彎彎曲曲地搭在肩膀上,垂在背後。他似乎是剛洗過澡,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他的身姿和表情都是全神貫註的——睜著明亮的眼睛,身子繃緊而鎮定,腰桿筆直,似乎做好了演奏的準備。他懷裏抱著一個大號的五弦豎琴,右手手指扣住琴弦,琴弦則應力而彎。

  他身後的背景是紅色的——不是血液幹了之後的暗紅,而是生機勃勃的赤紅色。在這紅色的背景左側,是最令人驚訝的內容——一只灰白色的大鳥。鳥的顏色與右側吟遊詩人身上的長袍顏色一致,其雙翅上繪著與背景一致的紅色條紋。它的眼睛與詩人一樣明亮而圓睜,鳥身比詩人的身體還大一些;它巨大的身形懸在壁畫上方,似要振翅而去,身後留下的,是紋絲不動的、正在吟唱的吟遊詩人。

  這只鳥其實就是詩的化身,卻生出了雙翅;它體型之大之強壯,勝過了荷馬梳著辮子、指扣琴弦的身形。它是翩翩的文辭,是“epea pteroenta”——“飛翔的文字”,它承載著荷馬時期史詩中英雄人物的傳奇人生。“epea”與英文“epic(史詩)”是同根詞,而“pteroenta”的意思是“有翅膀的”:輕巧、靈便、來去自如,傳遞著信息,正如荷馬口中的詩,其美其義展翅而翔。

  這幅壁畫,是有史以來把詩歌具象化的超凡之作;化身為鳥的詩歌朝遠方粗糙的地平線飛去,其生命力蓬勃而不息。壁畫的寓意既非無法捉摸,也不含混朦朧,它是飛翔在大廳裏的另一個現實。然而,這裏卻有一個極大的悖論,也是荷馬史詩宏偉篇章裏的中心要素:詩歌的“虛無”特質是其他藝術形式無法比擬的,它沒有“實體”,但其精妙的整體、其人文的現實感都在歲月的侵蝕中保存下來,像這幅壁畫連同其所屬的宮殿一樣,一同掩埋於公元前1200年那場大火的厚厚的灰燼之下;可另一方面,詩歌的“真實性”也無出其右,其永恒和持久令人贊嘆。荷馬就像一道神奇的光線,它從人類文明的一端射向另一端,不息不滅。

  荷馬不是狂野的哥特式人物(譯註:哥特式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風格,特點是黑暗、恐懼、孤獨、絕望。)。他身上所展現的,是極致的自控力,與其所在的開化文明一樣,平靜從容、井然有序。這裏有巨大的儲藏室,有寬闊的檔案館,這裏的人衣著華麗、遍身香氣。荷馬即是端莊品質的代表。這幅壁畫完工之時,希臘人已經有了250年的文字歷史,其經濟以王宮為主體,復雜而精妙;其行政制度已有文字記錄——管理著稅收和軍務,還處理著與其他地中海東部地區的準帝王制國家的商務和外交。

  荷馬也許存在於這個時代,但他史詩中吟唱的卻不是。史詩中的故事,年代更久遠,更粗糙,更原始。他吟唱的,是這座宮殿的主人身後的人和事。正因為有了這段時間間隔,大家才能以我認為妥當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荷馬時代的史詩:公元前1800年的暴虐行徑和陌生感,在平靜安寧的公元前1300年被回憶起來,然後度過希臘的黑暗時代(譯註:Greek Dark Ages,希臘黑暗時代,又稱荷馬時代(Homeric Age),指的是希臘歷史上多立斯人入侵及邁錫尼文明滅亡的公元前11世紀直到公元前9世紀最早的希臘城邦之崛起;以及公元前8世紀,荷馬史詩等最早的希臘文寫作的出現。),在公元前700年付諸紙筆(也許不是最終版本)。荷馬史詩久久籠罩在歷史上空。他的智慧,他越過傳說本體、超凡入聖般的存在,都是千百年往事的積澱和追溯、而非靈光閃現之下的即興之作。他的詩融合了時代的氣息,其內容充實豐滿,就像浪濤一般,在希臘的礁石海岸湧動了若幹世紀。他的詩還受到了悲痛的驅使,那是一種因探索“存在的本質”和“死亡的痛苦”而產生的喧鬧而絕望的焦慮感。荷馬史詩是講述“起源”的傳說,而苦惱和憂慮是其永恒的驅動力。

  本書將一路追溯到壁畫所描繪的年代,通過本人及他人對《荷馬史詩》的解讀,通過人生經歷,通過考古發現,通過實地探訪荷馬時代氣息奄存的地點,去尋找有關荷馬的任何蛛絲馬跡。這是一段熱情洋溢的追尋之旅,因為這些史詩通過一組獨特的鏡頭、描述了人生在世的方方面面,描述了人生的悲傷、勝利、苦難和榮耀。這些史詩,闡述的是人生有所啟迪的時刻。在這裏,大家將會讀到英國詩人克裏斯托弗R26;洛格(Christopher Logue)筆下特洛伊海灘的樣子——“海水與陸地交接之處,一如霓虹燈的邊緣。”在這裏,大家將會讀到人類對生存的恐懼:“利刃紮入溫暖的腦殼,冒著熱氣。”——這是蒲柏(譯註:Alexander Pope(1688-1744),亞歷山大R26;蒲柏,18世紀英國最偉大的詩人,傑出的啟蒙主義者。)所譯《伊利亞特》中對一場殺戮的描述。在這裏,大家將會讀到震人心魄的陌生與不安——阿喀琉斯那雙貓頭鷹般的眼睛在微敞的頭盔縫隙中閃爍著光華,在詩人洛格看來,就如同“爐門之內熊熊的烈焰”。

  在本書寫作過程的思考和奔波中,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在伯羅奔尼撒東南海岸托羅(Tolo)附近一個小型巖石半島的夜晚。此前我一直在思考喬治R26;塞弗裏斯(George Seferis);他是一位希臘詩人、外交家,在1963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在二戰之前曾到訪過我腳下這片土地,那時考古人員剛剛證實——這個微微探進愛琴海的小地方正是阿細恩衛城(Asinē)。此前這裏已完全被歷史遺忘,只在《伊利亞特》中留下了一個地名——它是希臘士兵踏上征程去攻打特洛伊的出發點之一。

  那天晚上,海灣裏的海水是淡淡的乳灰色。內陸是一片桔林,寒夜裏,果園裏為保持空氣流通而設的小型柴油機動力風扇散漫地轉著。天陰欲雨。我席地而坐,身邊的海蔥和幹草在阿爾戈利斯海灣(譯註:the Gulf of Argolis,希臘東南部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部的深海灣,愛琴海西臂之一。是希臘邁錫尼文化和多利奧文化的中心地帶。)的海風吹拂下搖曳著。我讀著塞弗裏斯所寫的一段話,說的是人類與往事的關系;他如此寫道:

  “荷馬史詩無處不在。有時候,我們幻想的人生會與之相伴而行。就像海豚和金色的帆船在陽光下並肩前進;片刻過後,它再度消失不見。”

  這種熠熠生輝的接觸、這種與海豚短暫的不期而遇,也是本書將要談及的話題,正如塞弗裏斯所說的那樣:

  “……就像風的翅膀乘風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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