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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作者:簡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中國打破“大停滯”

  迄今為止,人們所說的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它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回顧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的影響力擴展到大半個世界,出現了類似羅馬帝國時代的“美國治理下的和平”,但這在很長時間內僅限於政治和軍事領域,地域限於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領域的交往萌芽於60年代[西方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且經常表現為收購而非新投資(綠地投資)],80年代才真正開始發端,主要表現為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低端產能轉移。80年代中期之後,冷戰時代終結,全球化(即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才大規模啟動。這個全球化的特點不僅表現為西方世界內部的打通(主要表現在金融領域),而且表現為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輻射,體現的是美國的影響力,尤其是經濟和文化上的影響力(政治、軍事影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存在了三十幾年),全世界人民均認同美國價值觀,並認為美國的種種理念是通往富裕的康莊大道。其中,財富創造是支撐美國價值觀的重要經濟基礎。

  歷數近30年全球化時代美國在經濟上影響世界的方法:經濟意識形態上,主要表現為強調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的傳播;貨幣領域,主要表現為美元霸權;貿易領域,主要表現為世界貿易組織等自由貿易機制的極大推廣;財富領域,主要表現為美國資本市場長期牛市。其中,財富領域的慢牛重要性絕不可低估:它創造的財富(雖然可以視為“虛擬財富”)是美國近幾十年購買力的主要基石,增強了美元及美元標的的債券(尤其是美國國債)的合法性,使得美國盡管處於長期貿易逆差,卻並不慌張,而且世界各國出口所得的美元還以認購美國國債(乃至部分美國股票)的方式不間斷地流回去,從而形成了一個全球化世界的“金融循環”。所以,雖然美國的大量產業出現“空心化”現象,但其財富居然一直在增長。也因為這綿延30年的慢牛,美國才湧現出巴菲特、彼得·林奇這樣的投資大師。這些財富神話又進一步增強了世界上的人們(尤其是精英群體)對美國的認同感。因此,可以認為美國資本市場是此輪全球化的中心。

  但是,證券市場虛擬財富的創造需要新的企業作為IPO的“基礎材料”。美國70年代物質層面的發展達到了頂點,事實上今日歐美大部分能源、交通領域的技術和70年代沒有本質區別。唯一的大發展——或者說把積累的技術基礎進行大擴散、大應用——是在通信—信息—互聯網產業領域(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ICT,後來人們逐漸縮減為IT,再後來演變成互聯網)。美國近30年資本市場的慢牛,其市值創造的載體公司,除了部分受益於全球化的企業(如沃爾瑪、可口可樂和UPS快遞),主要體現在通信—信息—互聯網產業領域。近10年,美國新增的億萬富翁,除了金融領域,基本都來自互聯網企業或互聯網思維企業。

  然而,這個財富盛景下卻存在危機。首先,正如小米、樂視模式一樣,在逐輪風投募資中形成的互聯網公司的估值並非源自對未來的預期利潤折現(對互聯網公司的投資無法判斷未來能有多少收入,因為多為“全新的領域”,而且都是先免費占領“市場”),而是由每次融資大致需要的資金除以出讓比例倒推出來的,所以互聯網公司成長歷程的心態與通常靠盈利積累發展的公司完全不同,它永遠處於天堂與地獄之間:能說服投資者繼續投資,就是身價(估值)億萬,升入天堂;一旦斷血,就是一文不值,進入地獄。由此可見,這樣延續下來的估值,等到真正上市的那一天變成了確實能甩賣變現的資本市場市值,也必然延續著存在“偏

  虛”的問題。最近一輪移動互聯網熱潮發展出來的如此多一級市場估值10億美元的“獨角獸”公司,正是靠這一秘密。而如此極端的“價值創造”也使它們的根基極虛,其中一些公司確有價值,但肯定不值那麽多錢。其次,大部分公司並沒有在根本意義上改變我們的物質生活——這才是最要命的!今天,汽車載客App優步的估值達到400億美元,但和100多年前的企業家相比:優步並沒有真正改變物質生活,它只是把車輛使用的效率提高了,而100多年前的本茨(奔馳)發明了汽車,福特普及了汽車,哪個對世界面貌的改變更大?哪個更有價值?這本來是很清楚的。但是,由於今天那些在最表層應用層面的互聯網公司反倒獲得了最高的估值(相比信息技術領域真正的復雜技術公司,如半導體企業而言),很多當事人便顯得尤為驕傲,倒過來指點江山,要求自己的前輩——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者和經營者們向自己學習,聲稱要敢於應用“主體產品免費”的“互聯網思維”。這些人完全忘記了中國90年代鋪設電信骨幹網絡時篳路藍縷的歷程,忘記了是因為中國規模大、有工業能力(大規模消化吸收光纜技術、產生了華為和中興這樣的設備企業)才能實現全覆蓋的移動通信網絡和近三四年突飛猛進的寬帶網絡,忘記了自己只是站在巨大基礎設施網絡基礎

  上的衍生服務應用商。

  如果我們以為1995年以來的互聯網,2004年以來的社交互聯網,2009年以來的移動互聯網就是“偉大的變革”的話,那麽我們真的應該回看一下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70年代這一時期的成就——這個年代可謂西方主導、世界改天換地的年代。以美國為例,在這個時代之前——19世紀上半葉,美國還是個田園牧歌加城市小商小販的國度。然而煤炭的發現和利用刺激了運河的修建,第一次形成了廣袤的物流網絡,再到南北戰爭,刺激了鐵路的修建,而鐵路及軍需品、能源的修建又刺激了鋼鐵產業的繁榮,再進一步,人們對石油、焦炭及其功能的偶然發現,促成了諸多巨型工業企業的誕生,繁榮而不斷擴張的市場制造出網絡(鐵路、電報)伸向四方,上百萬移民湧入美國,田園牧歌的小農經濟不復存在,社會秩序被重塑。接下來,電又被發現並利用,電力網絡開始修建並逐漸服務於鐵路網絡,火電站、水電站及電力傳輸技術被發明並快速升級。石油、鋼鐵的進一步使用,汽車開始大規模生產,飛機發明出來,出現了跨大洋的航線。戰爭的刺激促使核能、火箭技術被發明出來,核電站、太空爭霸開始??到六七十年代,人類已經進入物質生活的高峰。最後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是航空—航天時代,此時,距離那個田園牧歌的前工業年代僅僅100年出頭。但是,從70年代到今天,已經過去40年了,這40年,以西方發達國家居民的感受,物質變化是相當小的。《大停滯》的作者泰勒·考恩發出感慨:“我的祖母生於20世紀初,到她年過半百時,

  她感受到生活基本物質裝備天翻地覆的變化,而生於60年代的我年過半百時的生活基本物質裝備大體不變。”根據他的統計,1873年時創新率的平均值達到高峰——這正是電和汽車發明的年代。相比考恩,中國直到1949年才著手奠定現代產業基礎及人才儲備,再從70年代末才開始從消費貧乏的國家一舉通過開放,追趕,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建成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到今天,在很多領域,我們前面的追趕對象已經消失,世界等待中國人書寫未來的畫卷。我們要為世界呈現一副什麽樣的畫卷呢?

  可以確定,我們不能把西方(主要是美國)最近30年形成的規則當作真理照搬過來,尤其是在金融—證券—財富創造領域,因為這是社會的風向標。如今美國對於(移動)互聯網的過分推崇,很可能是把稻草說成了金條。

  當前以互聯網為主要載體的風投機制的問題是,它千方百計追求“明星企業”機制的價值傾向。這是由歷史偶然因素造成的:上述西方百年物質領域裝備大變革到70年代遭遇了一次價值觀的根本挑戰——這就是以“環保”為領軍口號的西方左翼群眾運動,包括早年的反核、反水壩、動物保護等。在這種模式下,能源、交通等工業體系的根基部門進一步的發展被限制了——其實70年代在這些領域已經提出了很多大膽的想法。這樣,傳統物質領域難以進一步創新,同時原來的工業體系也相當復雜,“爆炸式增長”的商業模式很少見,與之矛盾的是,隨著西方老齡化加劇,出現了越來越多尋找投資出路的資金,如養老金體系、保險公司。在這種資本總體過剩的趨勢下,各種能容納其獲利夢想的領域就浮現出來,首先是70年代末大宗商品投資的出現,而後是80年代歐美、日本金融體系聯網,實現金融資本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再下來迎來了一個迎合“增長想象”的產業:通信—信息—互聯網產業。早在互聯網啟動之前,90年代初對“三網融合”的鼓吹就已經充分顯現了資本增值的欲望,因為這是傳統行業中比較輕的行業,盡管事實證明電信、廣電、新聞媒體的融合無法帶來想象中的價值爆炸。互聯網啟動之後,通過上市進程對互聯網公司盈利要求的事實豁免,互聯網就被完美地嵌入資本的增值要求裏,而風投的口味也一路提高到“三年百倍”的明星企業模式上。一旦如此,既有的物質領域就很難產生滿足風投口味的新企業,明星企業只能誕生於建立在較完善物質基礎上的服務領域,由使用者自己驅動(所謂病毒式營銷),而且進一步被新發明的道德束縛壓制。西方在基建、機械、能源行業處於資金“不願投也不能投”的狀態,原因就在於此。

  所以,只要繼續這套風投遊戲,世界一定會分為兩個極端:一個板塊是已經具備工業基礎設施的世界,如歐美、日本,但是它們的基礎工業系統處於停滯不前和被壓制的狀態,難得的一些進步(如頁巖氣、智能硬件、無人機)只是進行“補缺”,大量資本在進行自循環——熱衷於金融市場上的量化交易以及矽谷的“風投—明星企業—變現—再風投—再明星—再變現”遊戲;另一個板塊是發展中世界(中國除外),因為缺乏基本的基礎設施建設,那裏的人們無緣享受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已經達到的物質消費——可能連基本電力需求都無法滿足,更不要說包括西方近30年看重的個人通信設備、計算機等“數字時代必需

  裝備”了。而前一個世界已經存在多年的技術存量因為各種道德訓誡(如不能開發水電,因為會“破壞環境”等)無法進入後一個世界,前一個世界給後一個世界帶來的,僅僅是一些時髦的道德說教以及樣板式的扶貧救援,比如?界銀行等西方多邊開發機構所做的各種無效努力。這就是大停滯。這種大停滯表現在,支配西方世界的精神氣質,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拓邊疆的進取精神——這個邊疆從美國西部到西伯利亞、到非洲內陸、到中國大西北、到天空、到外太空,變成了80年代以來的“向內看”和對人類價值的自我否定——已經取得太空進展的衛星大多開始回頭關註地球,生怕地球因為人類的活動出了什麽問題;這種大停滯表現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社會領袖人物正統、嚴謹的價值觀,包括洛克菲勒、福特,被時髦的、違反人類種群繁衍規律的新“政治正確”價值觀所取代;這種大停滯表現在節約、儲蓄、奮鬥、生產的美德被及時享樂、嘩眾取寵、玩世不恭的價值觀所取代。我們甚至可以認為,西方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9年以來金融領域量化交易

  的日益盛行,正是這個社會衰敗的標誌,這不僅指量化交易本身可能引發某些系統不穩定,而且資本日趨青睞量化交易這種態度,正說明了這個社會沒有明顯的發展趨勢。如果某些產業系統在大規模崛起,那麽常人的思考就可以判斷趨勢,從而進行相關投資即可大規模獲利,只有整個社會長期缺乏系統性趨勢的時候,才需要“摳邊角料”,用計算能力拼高頻交易,抓並不具有規則的隨機波動進行套利。人類信息時代的主要成就——計算能力,用於這種脫離實際生產的金融自循環,是人類的悲哀。

  由此可以判斷,打破上述兩大板塊分裂、停滯的局面,讓人類重拾開拓進取精神的,只能是第三種群體,這就是中國。這正是“一帶一路”的意義。“一帶一路”的誕生背景是,西方世界積重難返,它們的政治、經濟主張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看來都成了陳詞濫調,同一時期,中國的發展突飛猛進,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勵精圖治的國家眼中成為榜樣。而“一帶一路”的主要內容正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亞洲、非洲)修建基礎設施,一方面拉動中國本土各產業的需求,另一方面啟動這些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實現“發動機點火”。這樣,上述兩大板塊的大停滯僵局就被打破了。事實上,這可能意味著人類開拓邊疆的精神又重新啟動了——這次是由中國人領頭。在《大停滯》一書中,作者把原因歸結為低垂的果實沒有了,作者列出的低垂的果實是:豐裕的未開發的土地、年輕而不斷增長的人口、不斷擴散的教育(帶來技術創新)。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百年大發展中:豐裕的未開發土地主要是指美國廣袤無垠的中西部,年輕而不斷增長的人口主要是指較高的出生率帶來的人口自然增長和不斷湧入的移民,不斷擴散的教育是指美國私立、州立教育系統的擴張及大量工程人才的培育。這三個要素的確在70年代之後發生了轉折:土地方面,因為新的道德教條出現自我隔離,被人為設定紅線;人口方面,出現了一定的老化現象,但美國的情況並不嚴重,真正的問題是人口質量在退化;教育—技術方面,在教育領域出現了朽敗,除了互聯網開發者,工程師群體的社會地位相對下降,公立教育系統下降,私立教育系統走向英國式的貴

  族化,大量金錢耗費在表演性質的素質教育上,技術則同樣受制於環保等各種道德要求,發展放緩。人口、教育—技術出現問題,主要是因為精神氣質的轉變帶來的道德標準轉變誘發的。可見,果實其實還是可以有的,只是近30多年西方世界自己把它屏蔽了。反之,“一帶一路”有沒有恢復這三種要素的可能性?理論上是有的。新的廣袤待開發的土地,這在亞

  洲、非洲有一大片;技術方面,只要不受到西方社會運動的影響,70年代西方大量束之高閣的技術重新付諸實踐的空間很大;人口—教育方面,中國本土的確出現了人口老化的嚴峻局面,但如果建立一套高標準的人才識別體系,將其他國家的優秀人才吸引過來為之所用,是可能的事情。

  一個大的經濟開發,必定伴隨著金融驅動系統。如果“一帶一路”是可行的話,那麽對應的金融基礎是什麽?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可以肯定地說,歷史經驗表明,跨境大型經濟開放絕不依靠於貴金屬儲備(在今天等於外匯儲備),而是依托於金融創新。在上一個百年大變換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以鐵路為載體,人類對地球進行探索、開發的壯誌豪情達到過高峰:各國紛紛著手宏大的鐵路計劃,包括美國橫跨中西部的“太平洋—密西西比河/大西洋”鐵路、英國的開羅—開普敦2C穿非鐵路、德國的柏林—拜占庭—巴格達3B鐵路、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所有這些巨型工程依靠的都是超凡的融資手段,即某種正能量的或具有正能量成分的金融創新(當然,美國19世紀的鐵路工程壯舉確實充斥著金融操縱、詐騙的股票醜聞)。這些金融創新都帶有制造擴張的貨幣或用債券、股票等手段動員儲蓄的特點。

  而且它們要求金融體系擁有低利率。始於美國南北戰爭到20世紀初繁榮進步的半個世紀,歐美主要流行低利率(19世紀70年代曾經因為樹立金本位的原因,美國緊縮貨幣導致高利率),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總體也是低利率。這兩個西方發展的黃金時期,低利率的環境加上建設、生產的總體取向,西方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

  然,始於80年代的全球化,也伴隨著歐美世界利率走低的進程(主要表現在1995~2004年)。但這次低利率導致的是消費狂歡、金融自循環和互聯網產業的大規模虛估市值,主要原因是西方在生產領域進行了自我道德束縛。

  中國金融體系的演變前景,是否足以支撐上述超級開發呢?答案是雙重的,有這個潛力,但存在隱憂。2014年以來,中國社會新增兩大流行觀點,除了“一帶一路”外,還有民間和官方共振的“互聯網思維”“互聯網金融”“互聯網+”。中國金融體系在2003~2011年的黃金增長時期,以貸款為主。按照“貸款創造存款”的現代貨幣規律,中國的貨幣(商業銀行存款意義上的貨幣)迅速增加,支撐了大量對資金周轉有高要求的行業,包括基建、房地產的大發展。2011年之後,產能過剩的局面逐漸顯現出來,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負債率卻偏高,同時期銀行對滾動貸款(宏觀效果是維系社會貨幣總量)的意願降低,於是各種過橋貸款的民間融資迅速形成,這就是民間借貸2011年以來大發展的經濟基礎。到2014年年中已經出現了大量問題。2014年之後,民間借貸頻頻出現違約,於是,追求高利息的資金四處尋求新的、相對可靠的高回報方式——他們便把目光瞄準了剛剛擡頭的股市。這就是2014年年末以來,本來較為穩健的慢牛(7月底到10月)陡然變成“瘋牛”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中國互聯網界,2012年熱門的“大數據”概念迅速轉向“互聯網金融”。這與民間金融大規模崛起的時間段重合。於是,互聯網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P2P行業就迅速與之融合。在美國定位為個人之間互相借貸的互聯網平臺的LendingClub模式,就迅速蛻變成集中個人資金借貸給企業過橋貸款業務的中國P2P模式。

  從此輪熱潮結果來看,互聯網金融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並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反倒是一度擡高了社會流行利率水平,進入2015年後,這個行業會迅速收斂,幾家互聯網巨頭的金融支部成為互聯網金融的主力。這類金融可能是過去20多年消費者貸款的互聯網變形,總體來看利率水平不會低,很可能高於10%。如果是這樣,最紮實的互聯網金融板塊也可能是從“理想主義”(服務小微生產者)起,以現實高毛利業務終。而這種金融的文化取向可能是鼓勵過度消費的。

  與過於浮躁,鼓吹及時享樂、消費及其金融高息貸款的流行浪潮不同,本書比較青睞另一種新興的中國互聯網趨勢,這就是有機融入“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中國互聯網主張”。2014年11月在浙江烏鎮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是這種主張興起的標誌,這種主張比較突出互聯網安全。此外,將互聯網乃至更“原始”的廣播電視(在發展中國家很多人目前首先要解決的是電視問題)有機融合到“一帶一路”“大推進”的過程中,“四兩撥千斤”以影響人心,在海外梳理中國高端形象、品牌。這種主張彰顯的是中國主體性的氣質。同理,以這種中國主體性的思路推演,結合中國的現狀,“一帶一路”對應的金融體系驅動力的外形也就若隱若現了。

  在貨幣領域,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兩次西方繁榮期和近30年美國領導的全球化告訴我們:必然要充分發揮權力中心國家貨幣的“國際貨幣”功能。這意味著,人民幣在未來勢必成為主要國際貨幣,即國際貿易普遍樂於接受的貨幣,而過程中形成的外國央行當局持有的大量人民幣儲備應該能夠購買中國證券資產。當前,這一趨勢的落實載體可能是擴大使

  用範圍的雙邊貨幣互換,從狹隘的貿易結算擴大應用到工程結算、項目投資方面。

  在銀行領域,可能的趨勢是在一些條件成熟的發展中國家復制中國銀行業模式,即寡頭化而非碎片化的銀行業格局。其具體的方法可能是政策性銀行先進入,商業銀行以國際化的旗號通過兼並收購進入各國,通過不斷兼並整合,形成寡頭格局。在比較雄厚的銀行制度下,才可能在這些國家再現基建—城市開發驅動的中國模式。當前,中國工商銀行積極的國際化進程即具備上述功能,而且為貨幣領域提供了基礎條件——全球24小時的人民幣清算。

  在證券領域——這是金融系統最重要的部分,很可能發生的是新的一批上市浪潮。這可能主要來自三個部分:一是國有企業領域,主要是結合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地方企業和央企子公司一輪在A、H股上市;二是民營企業中的佼佼者國際化,利用資本市場擴大再融資,進一步形成社會化的新跨國公司;三是目前中國還很少人提到的,即中國專門做海外市場的一類新興公司和友好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當地公司在中國上市(外國實體可發行類似美國存托憑證的中國存托憑證)。發展第三個部分的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使得中國證券市場(含香港)成為一個吸附世界上市公司資源的“金融極”。當前世界在西方世界反復量化寬松的情況下,形成了大批有待投資的過剩資金,此時以香港為橋梁進行新一批企業上市融資,是有效利用西方源起的過剩流動性的策略,這也是香港等證券市場的唯一出路。另外,近三四年自發形成的有中國發展特色的大宗商品市場(動力煤、焦炭、鐵礦石、螺紋鋼等)可能會逐漸趁著“一帶一路”帶動的亞非國家現代化浪潮,逐漸擺脫本土產業過剩陰影下的漫長下跌,成為中國引領體系內具有指導性的商品價格指標。

  這種廣闊的願景自然需要穩健的慢牛作為基礎。牛市,長期是獲益的,自然有越來越多的參與者進入。慢牛,讓其速度可持續,最好如同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那樣,夾雜著若幹次調整,緩慢進行二三十年。從A股2014年11月到2015年6月的瘋牛,2015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的“股市調整”來看,我國資本市場還處於躁動的青春期,很不成熟。這和我國20世紀90年代就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證券結算系統,即參與者可跨過券商直接參與市場,造成以散戶為主的市場格局確實有關系。市場的素質實在有待提高。我國資本市場要獲得與其規模相匹配的穩健性,恐怕需要多次震蕩、教訓才能逐漸形成。在這個過程中,可能伴生財富轉移、部分原中產貧困化而部分人因此暴富等副產品。本書預期,良性慢牛的形成,有賴於市場自發優勝劣汰,去除那些投機氣息濃厚的相當部分私募基金和不成熟的85後基金經理操盤的公募基金,保留那些能堅守價值投資底線、穩步上升、形成中國金融品牌的少數私募基金,形成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的穩健新格局——中國家庭財富的系統性重新配置將成為支撐這一進程的基礎。同時,可進行制度創新,逐步引入中東海灣國家及其他資源生產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作為長期投資者。在新股發行上,改變2013年以來的行政幹預,同時配合其他法律的修改,形成一種“新股平準基金”,如將上市前股東各10%的股份劃入特別賬戶,由新股平準基金代為操盤,等到解禁時,將最終余下的股票和現金返還給原對應股權所有者,一舉端掉當前新股“理性預期不斷漲停”下的惡性毒瘤,盡一切努力促使慢牛的良性秩序形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2015年六七月的“股災”也許是一個福音,它提前擠爆了炸彈,讓我們發現系統性的危險,雖然我們不得不付出社會代價。

  展望未來,在數年內,我們將看到中外經濟、金融世界形成一種“新常態”:世界利率水平將保持低位,而中國利率水平將長期下行,存貸利差將縮小,在可控範圍內,資產證券化可能啟動,A股可能走出緩慢的牛市,中國家庭資產配置將逐漸證券化,財富管理行業歷經大浪淘沙將在數年內逐漸定型,服務於中國人更加靈活的資產財富配置。中國企業的數量將減少,各行業將陸續整合,將形成更精煉、更強大的企業格局,並在這個過程中打破“西方—發展中國家”二元對立的僵局,帶動世界的發展。我們對那些紮實的、立足長期奮鬥的中國企業和人群充滿信心,未來將迎來一個中國人發揮重要引領功能的全球發展時代,中國人的足跡將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進入工業化起飛期的國家,這些國家將與中國本土形

  成階梯性的次序結構。而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將誕生出一批優秀的全球性企業和腳踏實地的新興“全球視野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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