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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歷史看企業家

作者:蘇小和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和訊讀書
  作為市場體系中惟一的創新力量,中國企業家的發生和發展正處在一種漸進的過程中,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結構中被所有人的價值觀接受並高度重視的一個穩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隱含在這樣的社會結構和市場秩序中的問題意識,是非常明顯的,不僅非常明顯,而且不斷成為社會的熱點,激起整個社會的大辯論。

  其一,中國企業家是市場發展的原因,還是市場發展的結果?是市場經濟的手段,還是市場經濟的目的,這些問題並沒有在中國人的價值觀譜系中形成共識,相當一部分人沿襲了中國最近60多年形成的集體文化中均貧富的粗暴理念,固執地認為企業家僅僅是財富的掠奪者和擁有者,而不是市場經濟的創新者與建設者。

  其二,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流變中,企業家起著什麽作用?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相當多的人們固執地認為,歷史是人民所寫,農民起義和領袖式的強人才是推動歷史往前走的動力,人們無法理解,在市場的發生和發展的層面,在現代生活方式的啟蒙與構建的層面,在社會多中心治理的層面,甚至在一個時代的文化建構方面,企業家才是最具有理性和建設性的力量。

  其三,中國企業家在歷史和當下的建設中,應該秉承怎樣的角色?企業家到底是堅持在商言商,追求一種市場專業意義上的創新者,還是奉行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集體精神,將市場意義上的企業家精神置換成國家發展與時代建設的宏大敘事之中,這依然是一個非常容易引起爭論的大命題。

  相關的問題可以進一步細分。這既是一種當下的陳述,也是一種歷史的回顧。中國企業家的光榮與夢想,在這個巨大的歷史敘事和巨大的當下建設之中,正在漸漸清晰起來。沿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的分析方式,我們的觀點是,中國自由市場經濟的發生與發展促進了中國企業家的誕生與建設,中國企業家反過來推動了中國自由市場經濟的深度演進。這種經濟史和企業史的雙向敘事,構成了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在進入近現代史以後的主要經濟圖景,中國企業家的光榮與夢想,也得以在市場經濟的層面獲得一種整體性的呈現。

  晚清,中國企業家的啟蒙時代

  讓我們把目光集中在晚清,因為從經濟史的角度看,那是一個企業家勃興的時代。1820年左右到晚清謝幕,這段大約80年的時間 ,是被後人遮蔽得最嚴重的一段經濟史話,在這段時間裏,晚清進行了一次快速的商業貿易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中的市場邏輯是,西方資本主義開始進入中國,在沿海和內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是中心城市,有意識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這就是後來被部分歷史學家命名的所謂“買辦資本主義” ,或者被稱為“依附性質的資本主義” 。歷史學家郝延平先生認為,正是這種輸入性的資本主義,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業競爭,也深層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與本土小商人之間的合作。正是這種帶有自由市場交換經濟學意義的格局,中國的部分農產品諸如生絲、茶葉,第一次實現了遠距離的市場化,甚至部分實現了國際市場化。與過去簡單地囤積財富的商人不同,這個時候的中國商人開始學習西方商業的制造意識,不是沿襲過去非生產型消費,而是開始真正的工業制造,進行生產性的投資與產出,從而促使中國在進入近代以來,真正誕生了第一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萌芽 。

  從自由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這樣的萌芽,其意義非同小可。重要的是,這樣的市場演進,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導行為,但也沒有進行阻撓或者打壓,基本上是由外資力量和中國民間市場力量共同演繹了這一段商業故事。所以經濟史學家邁克爾曼曾經說,假設這個過程緩慢延續,不中斷的話,中國從19世紀後期就能發展出以本土資本主義為主,同時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掛鉤的一種“常態的資本主義” 。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幾乎接近於晚清時代的“改革開放”,60年的經濟騰飛,很快讓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躍居到亞洲第一的位置。1883年是一個需要中國人反復思考的年份,這一年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郝延平的著作《中國近代商業革命》詳細記錄了這場金融危機帶給晚清經濟的衝擊。不僅是上海這樣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機構的大面積破產,不僅僅是剛剛興盛起來的本土工業資本主義企業的雕敝,真正嚴重的後果是,清政府在李鴻章的主持之下,開始大面積興起以官商結合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運動,出現了所謂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企業形態,官僚資本主義在接下來的20多年的時間之內,似乎站住了腳跟,並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於李鴻章在談及官商結合模式的商業形態時,自認為是中國人在經濟領域的新發現。這就是被後人反復研究過的洋務運動,遺憾地是,歷史作證,洋務運動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的工業化運動,其失敗不在於外國資本的進入,而在於晚清政府的國家機會主義,用國有企業的方式推進工業化,用政府權力主導市場,全面扼殺了私人自由企業的發展。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觀點也簡單明了,教科書裏呈現的洋務運動,是對歷史的遮蔽與誤讀,真正意義上的洋務運動,是對開放力的一種抵制,甚至是對開放力的一種倒退。費維愷先生的觀點值得借鑒。他認為,從洋務運動開始大面積發展的官督商辦工業,最終沒有成為中國經濟全面走向市場經濟的基礎,相反,這甚至成為市場化的阻力,並且構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組織的模式,這種模式將在中國繼續下去,直到20世紀中葉。顯然,費維愷先生的分析有道理。晚清政府通過政府主導洋務運動的方式,大面積參與到市場經濟事務之中,這一方面阻斷了市場的分工,另一方面讓大量有誌於近現代工業的企業家,產生出與政府權力有關的嚴重的路徑依賴。

  正是這種基於開放與反開放的市場張力,晚清企業家的光榮與夢想得以形成。

  鄭觀應是百年不遇的企業家人才,他有著驚人的思想能力,真正的思想型企業家。但是,他的思考過於關註時代的變遷和國家的自強,以至於忽略了企業發展本身的邏輯。宏大敘事的錯誤正是如此,鄭觀應和政府權力的合作,斷送了他的企業家前程。唐廷樞、徐潤當然是難得的職業經理人,屬於買辦型企業家。但是,當他們卷入不確定性的官商結合模式之後,那些從買辦階層積累而來的現代企業管理經驗,迅速被強大的官場博弈碾碎。胡雪巖是少數幾個真正從民間開始,積累起驚人財富的商人,屬於產權清晰的私人企業家。不過這種民間市場的力量,草根階層的市場探索,僅僅在早期的創業階段有效,胡雪巖要想做大企業,與左宗棠這樣的官僚合作,就是必然的選擇。胡雪巖起步於市場,卻敗於官場,這幾乎是所有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宿命。盛宣懷將官商結合模式的效用發揮到了極致,他官拜郵傳部部長,私人財富更是富可敵國,是標準的官僚型企業家。盛是一個矛盾的載體,一方面他得益於官場政治,一方面他又極力構建產權清晰、市場開放的企業制度建設。不過在官僚政治的面前,盛宣懷依然是犧牲品,他的結局是亡命日本,他的企業也只能灰飛煙滅。至於口碑卓著的張謇,在人格意義上,屬於儒家政治倫理體系中的“君子”和“士大夫”,他放棄了自己的官場生活,建立起產權清晰的近代企業,在中國企業史的流變之中,這樣的經歷,可以說是前無古人。他是真正的“士大夫型”企業家,不過他的士大夫濟世情懷,可能遮蔽了他的企業家精神,他的非理性的企業擴張,並沒有一個更加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系作為支撐,張謇雖然聲名遠播,道德照人,但也只能以企業的破產告終。

  民國,中國企業家的自治時代

  晚清垮臺,民國以降,中國市場經濟的演進,企業家的再次崛起,和其他國家市場化、現代化的進程類似,都是從城市的精英階層開始。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社會現象,城市精英階層在社會管理的層面,構成了一種能夠和中央集權博弈的社會性力量,這種力量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潛滋暗長。

  需要指出的是,種種民間自治力量的勃興,並不構成和政府的直接對抗,相反,這些自治性組織完全不希望看到中央集權體制的消失,或是過分的削弱,他們謀求的是一種漸進主義的改良性力量。這是城市商業經營階層參與社會管理事務的過程中必然占據的立場和方法 。事實的確是這樣的,政府興起一批技術性官僚,到1900年代,新興的商業精英階層以及他們培養起來的民間自治力量,與政府的官僚體系,達成了一種暫時的共識,導致地方行政管理權力向城市機構轉移,一批有專業背景,有商業能力,同時又有社會管理經驗的精英人群,為官僚體制輸送了大批的社會管理人才。而這樣的格局,對於政府而言,也是能夠接受的,一方面,政府當然不願意放棄通過官僚機構來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權力,另外一方面,社會自治的力量參與到改良的過程中,也為政府謀求進一步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總之,民國初年,傳統的大一統的管理模式和民間社會的自治經驗相結合,整個城市的管理秩序,其總體利益是一致的。

  企業家自治的管理秩序,具有醒目的示範效應,而且天然具有協調性。這直接推動了企業家階層的壯大。不同的社會自治團體很快找到了合作的理由和途徑,社會精英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展。散落在各個城市的社會精英,既擁有富裕的物質條件,又擁有參與社會管理的興趣和能力,他們在一個的時代的凸起,幾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在江蘇,這個受到通商口岸海外商業經驗深深影響的地區,就湧現了一批真正的精英人物。

  張謇(1853--1926)當然是民國初年最具有社會管理能力的企業家精英,他幾乎成了南通的行政長官,如果站在地方自治的角度看張謇,他應該算是民國初年最成功的企業自治領袖。

  馬相伯(1840--1939)的貢獻更大,震旦大學的創始人,基督徒,神學博士,培養出了蔡元培、於右任、邵力子等大學者。早年曾經致力於洋務,中年後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教育事業上。著名的“毀家興學”,即馬相伯所為。1900年,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清浦、松江的3000畝田產全部捐贈給教會,作?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並立下“捐贈家產興學”的字據,規定這些錢財是日後培養學生的助學金。馬相伯在教育層面的自治性努力,以及對中國現代教育的影響,幾乎是無與倫比的。不過他在晚年曾經對前來看望他的胡愈之先生說,“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叫醒中國人”。

  許鼎霖(1857--1915),著名的實業家,參與創辦耀徐玻璃公司、贛豐機器油餅廠、海贛墾牧公司、大達外江輪船公司等。和張謇、沈雲霈並稱“蘇北三大名流”。是晚清末年民國初年真正的社會精英,今天江蘇的企業家傳統,相當一部分來自於許鼎霖。

  還有著名的榮氏家族,他們在產業的意義上,幾乎構成了一個工業的王國,這個王國的意義不僅在於對市場的拉動,更在於在中國現代企業管理和社會管理的層面,構成了一種了不起的創新。

  這些在企業,教育,學術領域具有傑出才能的社會精英,構成了一個國家在轉型的過程中最有思想意義的風景。他們不僅在自己的領域承擔著領導作用,而且促成了各個領域各個團體之間的直接合作,從而是政府行政機構的決策構成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可以說是民國初年最有價值的社會現象,一個由企業家、專家、社會精英構成的社會管理階層由此產生,他們是這個時代真正有建設性意義的改革者,他們普遍具有保守主義的改良特征,相比那些革命者,那些憤怒的暴力推崇者,這一批社會精英的政治屬性,最為清晰,他們對現代化的認識,對市場的自發秩序,企業家的自治經驗的認識,可謂前無古人。

  當代,中國企業家的學習時代

  立足於當代,關於中國企業家,我們不得不直面一個事實,無論是晚清企業家對時代巨大的啟蒙意義,還是民國企業家重要的自治精神,當代中國企業家都沒有得到有效傳承。這一方面緣於1949年之後中國企業家精神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一種有利於企業家發生和發展的社會成本並沒有得到有效理順,這導致當代的企業家還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競爭屬性,因而企業家對時代的意義,企業家的光榮與夢想還在一個緩慢的建設過程之中。

  但另外一個巨大的事實在於,中國今天的經濟總量遠超晚清時代和民國時代,這使得當代企業家在規模意義上,正在學習、繼承和發展歷史。

  首先,晚清和當代的經濟史和企業史,呈現出一種發展意義上的正相關。從1820年開始出現的具有國際貿易征象的商業經濟增長時代,為企業家的出現提供了豐富的市場環境,這是開放的邏輯,即市場的開放催生出一代優秀的企業家,而企業家又反過來推動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近代史以來,一直到1978年,市場經濟層面的改革與開放,正是從晚清的這一次經濟景氣增長開始。也就是說,從1978年開始,由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是對整個國際市場的對接,但更重要的方面,則是接續了晚清改革開放的傳統。這意味著,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史,必然帶動這個時代的企業史。這是一個巨大的事實,今天中國的明星企業家,大多數人都能如數家珍,這正是市場和企業家相互促進的經典案例。

  其次,在開放的傳統和秩序上,當代企業家很好的傳承了晚清和民國企業家的精神。1978年的開放大勢,在經濟史和企業史的維度上,事實上是晚清資源的回響。深圳能夠成為開放的特區,珠江三角洲能夠走在全國開放的前列,企業家在廣東和浙江等地如春筍一般興起,,都是因為晚清的經濟發展和企業家精神積累了良好的資源。歷史總是具有強大的傳承能力,即使1949年之後中國經濟完全進入封閉狀態,即使經濟的傳統看上去完全被遮蔽,但只要政府政策稍微放開,傳統的資源與價值就如同春天的百草,迅速蓬勃生長。

  第三,晚清和民國的一系列企業制度資源,為1978年之後的企業提供了企業發展和管理的方法論。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商辦、包括民國時代的企業自治,各種企業發生和發展的形式,從1978年開始部分復活,純粹的國有企業依靠政府生存,私人企業一半依靠官僚資源,一半在市場中自由競爭,得以很好的生存下來,而那些有些深厚海外企業經驗背景的年輕一代企業家以及職業經理人,普遍擔負起產業救國的宏大使命,他們一起在這個時候構成了中國企業家的現代方法。今天的企業格局,尤其是各種所有制並存,國有企業掌控大型重要產業,民營企業構成一種低端市場的競爭秩序,並不是1978年以後政府管理層的獨特發現,而是沿襲了晚清和民國的企業管理傳統。

  第四,1978年之後出現的企業家,與晚清的企業家和民國的企業家,在個人生態上具有驚人的雷同性。比如今天看上去影響力巨大的任正非、柳傳誌、張瑞敏等企業家,在一定程度上和盛宣懷這樣的官僚企業家具有同構性。溫州、福建和廣州一帶的私人企業家群落,以及潘石屹這樣具有市場經濟屬性的房地產企業家、和胡雪巖這樣的晚清私人企業家類似,他們在市場競爭,但同時想盡一切辦法勾兌政府關系。比如馮侖、任誌強、陳東升、毛振華、李東生這樣的企業家,則具有當年鄭觀應的思想型企業家的特征,同時兼有一種來自民國的企業家自治精神。他們普遍熱愛思考國家發展的方法論,內心深處有著揮之不去的國家主義情懷。而李開復、張朝陽、丁磊等具有國際視?的企業家,和當年的唐廷樞、徐潤、張嘉璈類似,他們都熱愛國際市場,具有海外背景,但都主張在中國的市場裏尋找企業發展的機會與方法。至於今天人們熟悉的王石或者孫大午,其實延續了晚清張謇的士大夫企業家傳統,也兼有榮氏家族的國家主義情結。王石在一個看上去充滿潛規則的房地產市場倡導不行賄的原則,簡直有一種唐吉坷德式的作風,不過這正是王石內心深處的士大夫精神的體現。而孫大午在自己的不大的公司裏倡導企業憲政,把大午集團打造成一個烏托邦式的企業樣本,幾乎就是當年張謇地方自治夢想的翻版。

  結論,一個值得期待的企業家黃金時代

  歷史推進到現在,古老的中國社會終於產生了裂變,這一次的變化,不再是一種增量性的變革,而是一個古老的集權制管理方式向企業家主導市場經濟方式的變量性變革。自此之後,國家的管理方式出現了一種由政府主導的管理方式與企業家自治管理方式之間的博弈。整個國家都在朝著市場化的方向,自治的方向,甚至是憲政的方向發展,這正是企業家自治秩序和政府大一統的管理秩序相互作用的結果。

  這當然是一種巨大的進步,是整整幾代中國企業家的光榮與夢想。它完全區別於歷史上暴力性的農民起義,區別於單向度的意識形態抗爭。中國社會由此變得理性、多樣性,利潤導向成為社會的共識,這促成了人們對和平發展的期待。有一種觀點認為,晚清向民國的變革,或多或少具有英國光榮革命的影子 。一個歷史事實擺在這裏,晚清的謝幕,並沒有發生巨大的戰爭,沒有血流成河,沒有民不聊生,中國的歷史第一次以一種看上去漸進、和平的方式,走進了新時代。而眾所周知的1978年改革,事實上也是以一種改良的,漸進的方式,啟動了一個新的時代的展開。

  我們認為,這樣的變化,正是市場的自發秩序、企業家的自治秩序,才構建了這樣一個見見多元的社會。,現代企業家精英階層的崛起,知識分子的獨立,新技術的蔓延,加上政府被動的開放與改良,一個時代的思想在裂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有了多樣選擇的可能,古老的集權式管理基礎被瓦解,延續千年的單向度社會終於衍生出一種企業家社會,中國企業家帶著一代人的光榮與夢想,他們既是市場經濟發生的原因,也是市場經濟發生的目的;他們既積累財富,也構築觀念,既是市場的建設者,也是財富的擁有者;他們既致力於企業的創新與發展,又心懷時代,承擔起這個國家的憂患精神。而這正是一個偉大的市場經濟時代,一個值得期待的企業家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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