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市場的不充分

作者:查爾斯·沃爾夫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和訊讀書

    認為公共政策幹預有理的主要依據是市場結果存在著頻繁的、大量的缺陷。然而,這一論據不是政策制定或政府幹預的充分條件,只是必要條件。一個世紀以前英國經濟學家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所作的評論幾乎再合適不過了:“不能認為,缺乏政府幹預的不幹涉主義無論何時都是合適的;而在任何特殊情況下,政府幹預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缺點也許比私有企業的缺陷更嚴重①。”政策制定恰恰要求把市場造成的實際缺陷與非市場盡量提供的補救措施的潛在缺陷相對比。有關市場缺點或失靈的病理學在為政府的成功開藥方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幫助。

    但是,如何判斷市場結果的成功或失靈呢?盡管有時含混不清,但兩個寬泛的標準通常被正確地運用著:效率和分配公平。

    如果市場產生的等量的總收益不能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或者說,如果更大的收益不能在等量的成本下產生,那麽,市場結果就能夠被稱之為是有效率的;在其中任何一種情況下,所產生的總收益必須超過總成本,那麽,結果才被認為是有效率的。效率因此就像是做一件工作的不同方式之間的競爭:如果市場能夠以比其他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更低的成本完成任務,或者能夠以同樣的成本獲得更高的效率,那麽,市場相對而言就是有效率的;反之,如果其他制度安排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完成任務,或者能夠以同樣的成本獲得更高的效率,那麽,市場相對而言是低效率的。

    這個標準界定了配置的或靜態的效率。它能夠以各種方式被擴展到其他類型的效率,並增進其他類型的效率。例如,動態的效率——在熊彼特的著作中尤其被強調——與自由市場或其他制度安排促進新技術的能力有關,這些新技術能夠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或者能夠創造新的適銷對路的產品,並且以比其他方式更低的成本來完成這些事情①。X效率——哈維·萊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所造的一個術語——與自由市場或其他制度安排的下述能力有關:通過促進組織改進,激發工人和管理者的動機,全面改進經營決策(包括招工和解雇、升遷、工資和紅利、工作場所的安排、設備、停車場等等),降低成本和提高任何現有技術的生產率①。

    市場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比其他制度安排更促進這些成果,決定了市場比其他制度安排在多大程度上是動態效率還是X效率。

    為判斷市場造成的結果分配公平(outcomes distributional equity),盡管援用了第二個標準——超過了微觀經濟學的常規範圍,但這個標準對可選擇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評價和實施具有深遠的意義。經濟學家們在解決分配這一難題時,不會比解決相對嚴密的效率問題更輕松。例如,處理賦稅歸宿(tax incidence)問題仍然是公共財政領域的中心問題,賦稅歸宿說到底屬於分配問題。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們也通常是站在把對經濟效率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的立場上來評價可選擇的再分配和稅收項目。在實際的公共政策領域——無論是與教育、能源、住宅、外貿有關,或是甚至與防務政策有關——與對市場結果的功過作出判斷的效率問題相比,分配問題通常更有影響。正如雅各布·維納(Jacob Viner)觀察到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廣泛幹預已經造成“……相當程度的對現行收入分配不滿這一結果……除非自由市場在人們能夠接受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背景下運作,否則沒有一個現代人會對自由市場抱有熱情②”。

    甚至當分配公平(distributional equity)的極端重要性得到公認時,問題依然存在:應該用什麽標準來評價它?答案將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常常是模棱兩可的,這取決於在何種意義上來解釋公平:是結果相等還是機會均等?是橫向公平還是縱向公平?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公平還是《舊約全書》或《新約全書》意義上的公平?或是在考慮給那些受到更多優惠的人任何進一步的改善之前,先保證弱勢者的境遇得到改善①?

    眾所周知,大量的文獻已經表明:市場也許既不能產生最佳的(高效的)經濟效益,也不能產生理想的(公正的)社會效益②。盡管有關這個話題的結論還沒有寫,但公認的市場失靈理論的要點還是值得概括一下,作為後面討論非市場失靈的背景③。


感謝您的參與!
查看[本文全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