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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場需求的條件(2)

作者:查爾斯·沃爾夫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和訊讀書

    這樣的例子包括前面提到的美國農業價格扶持、歐洲共同市場的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和過去30年間社會保障收益的那些增長。(這已經使退休人員的收入比大多數受雇的納稅勞工得以更充分地抵禦通貨膨脹。)

    分離的第二種類型是“宏觀分離”(macrodecoupling),它在西方民主政體中是一個基本的、內在的對政府項目的需求問題。宏觀分離與其說是一個經濟學問題,不如說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政治經濟問題,它也始終(而不是有時)是低效率的一個根源。宏觀分離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政治權力取決於投票的多數人,而少數人則提供了大多數的計稅基數(the tax base)。其結果就是擴展再分配項目的機會和動機,因為“需求”取決於多數人,而稅收收入的供給來自於少數人。盡管微觀分離意味著組織精良的少數人能夠剝削多數人,而宏觀分離則意味著多數人能夠剝削少數人。

    如果低收入的多數人再分配稅前收入的誘惑削弱了高收入的少數人進行投資和創新的動機,在沒有多數人約束的情況下,宏觀分離的結果可能是對投資、創新和發展主流的侵蝕;同樣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除非高收入的少數人的影響以及隨之產生的分配差距得以抑制,否則社會的不和諧、不滿和敵對將會出現!

    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在美國(和西歐),授權(entitlement)和其他社會項目的巨大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分離的反映:學生貸款和獎學金、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補貼的住房項目、醫療補助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提供給貧困者的食品券(food stamps)和法律援助、殘疾人保障、綜合就業和培訓項目、城市交通等。這種擴張的結果異乎尋常。1980年,3600萬美國人每月都收到社會保險支票;醫療補助的受益者是2200萬人,醫療保險的受益者是2800萬人;食品券的受益者是1800萬人;退伍軍人項目的受益者是1500萬人;資助未成年子女家庭項目(AFDC)的受益者是1100萬人①。到1992年,這些數字仍然進一步增加:社會保險4400萬人,醫療補助3600萬人,醫療保險3000萬人,食品券2600萬,AFDC項目1400萬人②。費爾德斯坦估計,也許50%的美國人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完全或部分依賴於聯邦資助③!

    兩種形式的分離也許都促成了對政府活動(項目、管理、再分配)的“過度”需求,這裏,“過度”的意思,既是指它們需要超過收益的更多的社會成本,也是指它們削弱了經濟中生產率和增長的動機而難以為繼。

    上面所討論的許多條件可能造成非市場需求的誤差,但這並不意味著非市場需求的所有增長都代表誤差。例如,非市場需求可能被期待著隨實際收入而上升。就非市場物品是“高級”(superior)物品(即具有高的需求收入彈性的物品,如停車場、博物館、公共娛樂設施)而言,對它們的需求將比收入增長的比率上升更快。就擴張的教育以及實際收入形成了對窮人更多的同情而言,可以預料,政府轉移(支付)項目也許會增加。

    然而,西方民主政體中的需求條件常常會對有政治影響的政府行動或不作為的需求造成深度誤差。造成問題的主要原因有:(1)選舉大戰之間相對短暫的間歇形成的無情壓力,常常導致所選官員的高額貼現;(2)政府項目的受益者和支出者之間的分離,常常導致更強烈的擴張(而不是收縮)政府項目的動機。結果,盡管政府項目從微觀經濟學意義上講是低效率的(如關稅、農業價格扶持);而且,就將特殊收益和特權賦予有政治影響的團體,而讓更少政治影響力的團體承受更高的成本這一點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項目卻依然能夠得以開張或擴張。由於損害了經濟長期增長所賴以存在的動力,其他項目可能會擴張到動態低效率的程度(例如授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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