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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人亡有人知—亂世才女蘇青(7)

作者:張昌華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和訊讀書

    這時的蘇青,已成了社會活動家,出席了一些有親日行為的不光彩的會議,還任過“中日文化協會的秘書”。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馬文森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列出張愛玲、張資平、譚正璧等16位文化漢奸,蘇青亦在其中。張愛玲沈默。蘇青在《關於我》一文中辯誣:“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麽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夫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茍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如此茍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不覺得愧怍。”她後來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當時的真實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純粹是為了需要錢!”“而且我所能寫的文章還是關於社會人生家庭婦女這麽一套的,抗戰意識也參加不進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終未曾歌頌過什麽大東亞一般。”“蘇青從來沒有寫下一個字替敵偽唱贊歌。”(謝蔚明)對“文妓”、“性販子”和“漢奸文學”的指控,時下也有不同的聲音:季廣茂在《義旗下的哭泣》中談到蘇青在40年代那段辯白時指出,“(淪陷區的人民)他們被自己的政府遺棄在固有的土地上,他們有權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則生活在灰色地帶之中,他們只能生活在夾縫之中,忍氣吞聲”。江榮在《拂去塵埃讀蘇青》中說:“四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時代特殊,環境復雜,在那個環境下活動,若無清明的國家、民族意識,若無堅強的意誌以及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很容易沾上腥氣。”戴錦華認為:“(蘇青)只是在一種男性行為的壓抑之下,在一種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種幾近絕望的自虐自毀性的行為。”柯靈也說:“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註意。”

    又據臺灣燭微先生披露:當時的中國政府未正式調查她(蘇青)、檢舉她,將其視為漢奸逮捕歸案,以致後來還有某大報編輯請其改換筆名編副刊(《世界日報》1987年2月)。

    無論事實如何,蘇青當年與周佛海、陳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冊頁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筆。她只能毀譽由人。千秋功過,留待歷史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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