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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偷聽生”單“挑”胡適——胡適對申壽生

作者:黃團元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和訊讀書
  “從投稿裏,我時時發現可愛的純潔的青年,今年發現一個申壽生。”這是胡適在《一九三四年的回憶》一文中所記。

  胡適是在為《獨立評論》編稿時發現申壽生的。當年在《獨立評論》刊登文章的,多為名流、學者。胡適“發現”的“申壽生”,筆名壽生,卻是個不見經傳的年輕人,而且,壽生在《獨立評論》上首發的文章,大有向胡適挑戰的意味。而簽發這篇“新人新作”的,就是胡適。

  壽生的文章題為《試論專制問題》,發表在1934年1月《獨立評論》第86號上,文中寫道:“現在欲想統一中國,而行古典式的專制真是做夢。路走不通,當求走不通的原因,想法打開才是。負手走回去,不是辦法。”語言直率,觀點鮮明,直駁胡適的觀點。

  不久,壽生又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我們要有信心》的文章。顧名思義,這篇令人熱血沸騰的文章,使胡適也受到了感染。他不僅不以文中有些語句是駁斥自己的言論而作梗,而且還寫了一篇長達5000多字的文章《信心與反省》,隨同壽生的文章一道發表。胡適在文章中說:“在這文裏,他(壽生)提出了一個大問題:中華民族真不行嗎?我很高興我們的青年在這種惡劣空氣裏,還能保持他們對國家前途的絕大信心。這種信心,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基礎。”

  壽生和胡適的文章同時登出後,在文化界引發了一場如何正確評價中國歷史文化,如何正確對待西方文化的大爭論。《獨立評論》對此內容連續作了七期刊載。

  這場影響空前的爭論中,胡適成了配角,主角卻是壽生。

  壽生向胡適宣戰,胡適不僅沒有說他的不是,還找他約稿。後來,胡適發現他寫的小說頗具深度,就打破《獨立評論》不登文學作品的慣例,登載了壽生的《新秀才》、《怨聲載道》等小說。非但如此,胡適還向主編另外雜誌的沈從文推薦發表壽生的小說。1934年9月,他還寫信給文學青年企霞(即後來與丁玲同被打成所謂“丁陳反黨集團”的陳企霞),介紹他讀壽生的文章。

  “壽生”原名申尚賢,1909年出生在貴州省務川縣城。家庭的貧寒,沒有影響他學習向上的決心;連綿的大山,沒有阻止他走出去的欲望。他從貴陽跋涉到北京,考入匯文中學。由於他偏愛文學與社會科學,無暇數理化,兩次報考北大,都因理科成績不合格而榜上無名。後來,他不得不住進了北大附近沙灘東老胡同6號,“淪落”成北大的“偷聽生”!“偷聽生”名雖不雅,但卻是當時北大的一道風景。那時,在北大“旁聽”是要考的,是要繳費的。而“偷聽”卻一不考試,二不註冊,三不繳費。只要講堂容得下,教員從不追究這些為學問知識而來的“野”學生。所以,許多從各地進京準備考大學,或是自己做點專題研究的,便自我選擇,在北大的各系“偷聽”。

  壽生便是這樣的“偷聽生”——後來以小說受到胡適關愛的沈從文也是這樣的“偷聽生”。

  “亂峰深處雲居路,共蹋花行獨惜春。勝地本來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偷聽生”中藏龍臥虎!胡適最感興趣的,是壽生善於運用樸素可親的黔北方言寫文學作品。為此,他多次同壽生探討新文學生存的土壤問題。胡適由此得出結論:無數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歡,決不是那《子虛》、《上林》的文體達得出的。他們到了“酒後耳熱,仰天叩缶,拂衣而喜,頓足起舞”的時候,自然會有白話文學出來。還有癡男怨女的歡腸熱淚,征夫棄婦的生離死別,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產生平民文學的爺娘。

  在胡適的支持下,壽生不僅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大量的時論文章,還發表了小說10多篇。在每次刊發有壽生作品的當期,胡適都會為壽生的作品寫下或長或短的“編輯後記”。

  壽生並沒有因為胡適對他關愛,就遷就胡適。1935年12月9日,壽生也參加了北大的遊行和總罷課。然而,當他看到胡適發表在大公報《為學生運動進一言》的文章後,被胡適指責學生的行動是“盲從,輕信,武斷”,“破壞法律”等語言所激怒。他寫了一篇《對學生運動之觀感》的文章,矛頭直指胡適:“現在只有賣國的自由,無愛國的自由!胡適先生奈何不詳察事實,竟為奸人作前驅的‘理論’呢?”

  壽生的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又是由胡適簽發,又是登載在由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上!而且,胡適還在“編輯後記”中說:“‘壽生’先生是北大一個‘偷聽生’,他兩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從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愛護北大,也愛護學生運動……”對壽生的愛惜和器重,溢於言表。

  1935年元月,胡適南遊廣西。遊玩之中,即景寫了一首民歌:“相思江上相思巖,相思巖下相思豆。三年結子不嫌遲,一夜相思叫之瘦。”寫後自賞,頗為滿意。回京後,他將這首“民歌”拿出來給壽生點評。

  壽生大笑:“這是什麽民歌?這是難得看懂的!既不符合?歌的音節,又不適宜於歌唱。”他一邊說,一邊提筆改成,“相思江上相思巖,相思豆兒靠崖栽,她三年結子不嫌晚,我一夜相思也難挨”!胡適見後,深表嘆服。於是,二人談起了以愛情為題材的民歌。哪知道被務川洪渡河滋潤的壽生知道很多民歌。如表達男女愛情的,“高高山上一樹槐,手爬槐樹看郎來,娘問女兒看什麽,我看槐花幾時開”;描寫情女心情的,“送郎送到五裏坡,再送五裏不為多,再送五裏怕人笑,不送五裏心難擱”;抨擊鄉間婚俗陋習的,“十八小姣三歲郎,夜夜都要抱上床,睡在半夜要吃奶,‘我是你妻不是娘!’”

  胡適聽了,手舞足蹈。他當年寫《嘗試集》時,便指出白話詩歌“不能不受民歌的影響,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他鼓動壽生不可浪費這一“寶藏”,應當多多地搜集和整理民歌。壽生聽從了胡適的話,加入了由胡適任會長的“風謠學會”,成了16名會員之一。此後,壽生在《歌謠周刊》上共發表論文3篇,發表原汁原味的歌謠、山歌多首。

  為了讓壽生更好地發揮才能,發展他的文學創作,胡適多次向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等處推薦壽生。可是壽生為了不受約束、自由自在地從事寫作,謝絕了胡適的熱情幫助。

  “七七事變”後,日寇侵華,北平淪陷,壽生告別了居住8年的北京,辭別了胡適,返回老家貴州務川,隱居農村。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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